2020-01-28 17:40

你的人生意义就藏在你对职业问题、伙伴问题和婚恋问题的回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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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活在意义的国度。我们无法把遇到的事件当作纯粹的事实。它们对人有着或这或那的意义。从根源上讲，我们的经验受限于我们的目的。“木头”是“可供人类使用的木料”，“石头”是“可供人类使用的石料”……妄图回避意义，只关注事情本身并不可取。这样的人只会让自己孤立，因为他的行为于己于人都毫无价值。简言之，他的行为没有意义。没有人可以回避意义。在体验现实时，我们总会赋予它某种意义。意义不在于事件本身，而是一种解读。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假设：意义都不完整，甚至并不完全正确。意义的国度中充斥着错误。

·人生意义何在？

面对“人生意义何在”这个问题，人们也许无以作答。大多数人不会庸人自扰地思考这个问题，更不会设法给出明确答案。事实上，这个问题随着人类历史的诞生就已经出现了，可谓由来已久。如今，年轻人（还有老年人）常常大声疾呼“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不过，我们发现，个体只会在遭遇失败时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一帆风顺，无往不利，个体才不会提及这种问题呢！每个人对这种问题的态度，都不可避免地暴露于他们的行动中。撇开与行动不一致的言论，我们能从每个人的行动中发现他特有的“人生意义”。他的每个姿势、每种态度、每个动作、每种表情、每样癖好、每种习惯和性格特质都符合这一意义。他似乎依赖着对人生的某种诠释。他的行动中隐含着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看法，他判定“我是这样的，世界又是那样的”。这就是他赋予自己、赋予人生的意义。

每个人赋予自己的人生意义都不尽相同，并且每种意义或多或少都存在错误。一方面，每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有可置疑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所有意义都有可取之处。意义都介于全对或全错这两极之间。当然，它们还是存在着好坏之分。我们可以发现好意义的共同点，也可以找出坏意义的缺陷。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获得更科学的“人生意义”和“真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里所说的“真义”是人类的真义，只适用于人类的目的和目标。它是唯一的真理。如果存在其他真理，那么也与我们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无法了解它，它是无意义的。

·三种因素

每个人都受制于三种重要因素。我们必须重视这三种重要因素，因为它们造就了现实，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都因它们而起。它们总是向我们发难。我们对它们的回应正展示了我们对人生意义的独特想法。第一种制约因素是我们的生存现状。我们生活在这个贫瘠的星球表面。除了待在地球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的发展都受制于此。地球是人类的栖息地，人类发展的可能性由它而定。我们的身心都需要得到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个体存活于地球上，才能保障人类的延续。这个问题鞭策着每个人，要我们给出答案，无人能够幸免。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在用行为回应我们的生存现状。这些行为揭示了我们心中所想：何为必要，何为适合，何为可能，又有什么值得拥有。我们是人类，我们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生命体。这一事实，影响着每个人的回答。

考虑到人体的弱点和处境的不安全性，我们必须不辞辛劳找寻答案。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人类的幸福，这些答案必须条理清楚，富有远见。这有点类似解答数学题，乱做一通或凭空猜测，都是不对的。我们必须不断努力，运用掌握的方法来解题。即使不能尽善尽美，我们也必须不遗余力，找到差强人意的解决方法。我们必须不断修正自己的答案。在给出答案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一贫瘠星球表面”的事实，找出我们所处环境的优缺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制约因素。人类个体不止一个，我们周围还有其他人。我们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单个人的弱点和局限使得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离群索居，妄图单打独斗，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个体生命、人类生活，都难以为继。我们总与他人紧密相连，这种束缚源于个体自身的弱点、不足和局限性。为了自身的幸福、人类的福祉，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在解答人生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制约因素。我们生活在联系中，各自为政只会遭受毁灭。在我们栖息的星球之上，与同胞齐心协力，过好自己的生活、延续人类生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的和目标。与此同时，我们的情绪情感也必须与之相契合。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受制于第三种制约因素：人类有男女之分。个体和人类的生存都避不开这一事实。婚恋问题就属于这一制约因素的范畴，它是男女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人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可谓不拘一格，人们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他们心目中的最佳方案。

·三种因素导致的三类问题

相应地，这三种制约因素带来了三类问题：（1）职业问题：我们能否在地球有限的条件下生存下来；（2）伙伴问题：如何合作，分享合作成果；（3）婚恋问题：如何适应两性世界，保障人类的延续和发展。

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认为，人生中的所有问题都分属这三类主要问题——职业问题、伙伴问题和婚恋问题。个体对这三类问题的回应清楚地揭露了他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切感受。比如有这样一个人，爱情不美满，工作不努力，朋友屈指可数，与他人交往如活受罪。看到他的人生事事不顺，我们可以推断，他把活着视为一件难事，荆棘密布，失败连连，也看不到机会。他的活动范围狭窄，建立在“人生意义在于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把自己圈起来，毫发无损逃离”的看法之上。相反，另一个人与爱人关系亲密，相处融洽，工作卓有成效，朋友众多，交友也广泛。我们可以推断，他把人生看作创造性的，机遇不断，认为就算失败也可以反败为胜。这样的人之所以勇于面对人生问题，源于他把“关心他人，成为集体的一分子，为人类幸福做出贡献”视作自己的人生意义。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错误人生意义”的共性，也看到了“正确人生意义”的共同标准。失败者——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刑事犯罪分子、酗酒者、问题儿童、自杀者、性变态者、为金钱出卖身体或名誉的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fellow-feeling）和社会兴趣（social interest）。面对职业问题、伙伴问题和婚恋问题时，他们缺乏自信，不相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合作来解决。他们赋予人生的意义是私人化的，也就是说，他们只对自己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无法造福他人。他们的目标是获得个人优越感，他们的胜利只属于自己。很多谋杀犯曾坦言，手握毒药让他们感觉掌握了生杀大权。但显然，他们只是在向自己确认自身的重要性，其他人并不会因此就觉得他们高人一等。私人化的意义事实上并无任何意义，意义只存在于交流之中。某人认为意义重大的词语可能并无任何意义。我们的目标和行为也是如此，它们的意义也存在于对他人的意义之中。每个人都想变得重要，但如果不了解人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做的贡献之中，他们就会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