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吃野味”是最终答案吗？

笔者按：本文并非一篇学术研究或新闻报道 —— 围绕病毒源头的挖掘困难重重，需要严谨的科学求证。我不过结合了自己的经历，撷取了在我们全力追求答案的过程中，能够延伸思考的那部分作出分享。希望在科学真相到来前，我们的思考不要停止，可以往前多走几步。

“嫌疑犯”

2月21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华南农大等机构发表预印文章称，通过对93个新冠病毒样本的分析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可能是从其它地方传入，拥挤的市场促进其传播。

我从论文中截取了这组图表：A和B是58个单倍型的进化关系和地理分布。基于进化分析和流行病学研究，还推断出单倍型的进化路径（C）以及可能的传播和传播途径（D）。在圆圈中标注了单倍型和区域的抽样大小。广东和美国都存有嫌疑，不过还是武汉的可能性最大。

2月18日，一篇管轶为联合作者的论文，猜测中间宿主可能包括马来穿山甲：

论文摘要

两篇论文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看法貌似相左，但其实都认为这个狭小而环境复杂的地点对与大范围传播有直接关系。同时管轶的论文发现，尽管马来穿山甲病毒和致疫病毒关系紧密，而其他的亚洲野生物种同时存有中间宿主的嫌疑。

不管是谁，都还是无法解释完整的演变路径和源头。

不过管轶的研究让我想起去年我们做的一个报道，关于广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首批无害化处理的马来穿山甲。还记得当时适度删减了血腥镜头，即使如此，还是出现了大量穿山甲尸体。记者梁凡和我确认：这五吨动物尸体，实为近几年来积累多次缴获的走私野生动物，主要为马来穿山甲，另有猴子和蟒蛇。所以，这其中应包括了报告中提到的2017年8月到2018年7月，由广东和广西海关缴获的走私马来穿山甲，之后部分冻体作为科学研究样本保存了下来。

眼前的这批正被“无害化处理”的穿山甲，很可能体内存有冠状病毒。  崔梁凡/摄

尽管之前华南农大也曾表示新冠肺炎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是穿山甲，但如果换成管轶来讲这话，事情就不一样了 —— 并非是因为管轶在此次疫情中早早吹哨，更不会是因为他的“逃兵言论”声名在外，而是其早年间应对SARS的做法。

在解释这点前，我想从管轶研究报告的豆瓣评论区里，这个小小的翻车事件讲起：

原指华南农业大学的“华农”险些被网友冒领

“华农兄弟”何许人也？因拍摄养殖过程并表演“花式吃竹鼠”名声大噪并迅速致富的“华农兄弟”，上了央视后还带动了不少贫困地区规模化养殖竹鼠。疫情当下，曾售价八十元一斤的竹鼠，在上一波报道中也成为了病毒中间宿主的“嫌疑犯”。如今在短视频平台上，铁粉们尚在为了“此家养非彼野生”而争论。但最新发布的视频里，“华农兄弟”已经改去竹林里挖竹笋了。

野味的售卖显然不是从互联网起步。多年前昂山素季当选时，我和团队一行八人曾深入中缅边界启动边境系列报道。那一次，从打洛口岸靠近了中缅边境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控制的小勐拉，由于没有法律制约，这里成为了走私犯携带濒危动物穿山甲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穿山甲、黑熊、老虎、大象等数不胜数，当然不止勐拉，还包括中央政府控制的克钦邦首府密支那和克钦独立军控制的迈扎央。

纪录片导演、记者赵明也曾跟我展示过迈扎央阳光下的黑市以及遍地的野味餐厅。

到底人们为何对穿山甲趋之若鹜？

首先，穿山甲是一味中药。医书上说可治中风瘫痪，麻木拘挛，有助于缓解脑梗等疾病。

文章开始提到了，最新的这篇论文，猜测零号病人并不在华南海鲜市场。

一篇于几天前发布，如今却已大范围撤稿的报道曾提到：

一时间，关于零号病人，众说纷纭，猜测四起。

我并非在指责购买者。一个简单的假设，若很近的亲友不幸染上顽疾，对于各类治疗办法，尤其是低风险的，为什么不试一试？正因如此，很多始于名贵药材的偏方常年拥有大量市场。在信息不畅的年代，甚至一方难求。 

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Trafficked to Extinction）》全球深度报道网

比起入药，吃野味儿就是另一回事了。

蔡澜曾说，“吃野生动物没有意义。野味之所以是野味，正是因为没个性，不够好吃，否则早就被驯养成家畜。”陈晓卿补充，“（对于食材）厨师也得不到每天的训练”。

人类学家Tim Choy曾对1997年美国环保人士在旧金山对唐人街 “新鲜食材宰杀”的抗议进行调查。他认为，除了动物福利的角度，这些抗议也带有种族指向性的指控，如“中国人什么都吃”是对Chineseness（中国性）的指认。

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们爱吃野味儿不全因味道，更不在乎以上指认。就像“广东人什么都吃”这种貌似地域性的“歧视”，广东人从来不以为然。

人们在尝试皮糙肉厚的野味之时，除了心心念着中医药膳文化中的“以形补形”和“越野越补”，还有瞬间膨胀起来人类天生对于稀缺事物的好奇心，为满足这份好奇心所付出的高昂代价，最后还要转变成微博上的炫耀帖，或商贾和大员之间交往所依托的炫耀型消费。

上个月在特罗姆瑟电影节，我观看了展映单元唯一的中国影片《完美现在时》——一部仅用斗鱼、熊猫和虎牙直播的内容剪辑而成的“桌面纪录片”。面对正在吃虫子的中国人，我自然见怪不怪，而欧洲观众们却早已惊呆，紧接着报以笑声不断；一周后，欧洲第一例确诊案例，直到现在，仍在各国蔓延。

数次与病毒擦身而过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曾提出，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印第安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答案在题目里，殖民早期的西方人带着已经自身免疫的疾病来到新大陆，绝大部分的原生人种其实并非亡于枪炮，而是可怕的传染病。再后来，贾雷德·戴蒙德还去到了南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田野考察，也就是，我曾误食蝙蝠的地方。

是的。我吃过蝙蝠。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经常下到偏僻的地区，拥有无数“机会”进食野生动物，甚至像躲不掉的主人敬酒一样，通常客人不能拒绝。还有更特殊的情况，就是糊里糊涂地吃下不明食物。我的蝙蝠，就是这么入肚的。

村民盛情招待我的晚餐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深处住了几天，热情的村民，每顿都要用河水给我煮一碗胶状且发酸的木薯粉，相比之下，一条通体乌黑的“鲜肉”颇具诱惑，一口下去，筋斗，有肉香味儿。

第二天，村子里的大姐特意把它拿出来告诉我昨晚吃的是什么。

第二天，当我得知前一晚误食的黑肉是蝙蝠（果蝠）时，那一股恐惧似乎伴着病毒一起蔓延到了每寸肌肤。我以飞一般的速度打开手机紧急求助远方的医生和健康领域专业人士，在得悉野味儿经高温烹煮后直接感染的可能性极低后，方才松了口气。

被迫回想起这些经历时，我下一个念头就是：“那次回国后有没去过武汉？

最新的几篇论文尽管结论不甚相同，但蝙蝠作为源头宿主的头号嫌犯，倒是没有争议。

如果事先知情，我猜大部分人和我一样，是断然不会吃掉蝙蝠肉的。很显然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个常识，世界上超过70%的传染病都是通过野生动物传播的。

比如被认为是SARS、埃博拉、马尔堡等头号传染病的源头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人类已知就有近两百种。是什么造就了这个飞行的病毒皿？

从进化的角度来讲，病毒是一种古老的物种，而同样古老的蝙蝠作为会飞的哺乳动物，拥有超高的新陈代谢率，持续肌肉运动让体温持续在40摄氏度以上，在经过千百万年高烧不退的进化后，高温即可能杀死病毒，也让蝙蝠拥有了DNA损伤修复超能力，这也导致了蝙蝠们平均五十岁的超常寿命。病毒们再也杀不死蝙蝠，于是选择安静地留在了蝙蝠体内。

我曾去过很多洞穴，看过穹顶之挂满蝙蝠，那种恐惧难以言表。在冬眠中，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实际上许多病毒可以被热血动物们较快清除，但倒挂的冰箱们就不一样了。一旦醒来，它们就是飞行的天然病毒库。

如此危险的古老物种就在我们周围，为何人类还在？

事后，在我私下咨询《知识分子》主编叶水送为何当地人天天吃“危险物种”却没事时，得到的答复是，有些病毒只在特定的蝙蝠身上传播，当地人不是没有可能感染过（弱毒性的）病毒，即使如此也只是局部性的，不会传播到其他地区。”

人类不可能阻止地球上继续孕育出病毒，但是：

正是半自然的天然隔离机制，给物种间留出了缓冲地带。

一想也是。千万年来，土著人和大自然相安无事，就算是中国人对野生动物又是吃、又是入药的，也早有历史；而打猎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石。大规模传染病如若总是频发，人类可能早该灭绝了，或者进化成了不会飞的病毒库。

巴布亚新几内亚特鲁布地区卡马索村村民的日常食物

谁说不是呢？“恒河水治百病”这句话正是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写照：自身抗体的形成，是生物们都有的本领。住在蝙蝠洞或蝙蝠的森林栖息地附近的村民身体里发现过大量病毒抗体，而这种单一环境发展出来的野生病毒的毒力并不强，暂时不会让人得严重的疾病，给了人类应对的时间。

其实不止是边界居民或猎人，当年SARS以后，很多野味市场的从业人员身上都查出了SARS抗体，说明他们也被感染过，但他们并不生病。生病死亡的反而是一般人群。就如当年挤奶女工都得过牛痘，一辈子不得天花。

不过他们有抗体，不代表更多的人不会感染。叶主编还说：“武汉、香港、广州之所以大范围传播，一是这里有很多迁徙候鸟，二是这些地方人群流动大，容易交叉感染，造成的公共健康危害也很大。”

正是人类不断发展壮大的养殖、运输、储存动物的能力以及更大的居住密度给病毒创造了各种融合机会，很多时候还可以是跨物种的合成。在高度社会化的人居场所，环境空前复杂，尤其在野味市场这种肮脏的狭小空间中，俨然一个杂交病毒池。即使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病毒源发地，也一定是个领域疫病高速扩散的中心。人类文明发展中那些被依次驯化过的野味，也就是如今温顺的家禽、家畜，惶恐地和同样惶恐的自由民们在这里不期而遇。然后，惊变。

除了海鲜市场，过度放牧或圈养同样让家禽、家畜进入蝙蝠栖息地。例如在马来穿山甲的故乡马来半岛导致百人死亡的尼帕病毒，来自猪圈侵占了果蝠的家园后，果蝠感染的家猪；同样，MERS起源于饲养的骆驼；亨德拉病毒由家马传播；天花、麻疹、肺结核都来源于人类养殖的牛。

在《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书中，内森·沃尔夫认为：

无论交通物流还是畜牧业，人类没有可能让现代化逆转。但寻找阶级敌人的任务是不停止的：怪不上野生动物、怪不上家畜。那应该怪谁？

有激愤的网友在管轶的文章下评论：“最具破坏性的病原体的存在，那就是人类，应该灭杀的，是那群科学家。”

这句话我这么拆解，就像贾雷德·戴蒙德所举的例子，有了抗体的人类本身也是病毒携带者。有“人兽共患病”（Zoonoses），就有“反人兽共患病”（Zooanthroponosis）。这个目前常用的译名，我认为略有不妥，用“人传兽共患病”和“兽传人共患病”来翻译恐怕更为准确。

纪录片《熊猫回家》中有一段故事是关于大熊猫的伴生物种金丝猴。李迪强教授在神农架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他曾发现其它地区有人传染给猴群疾病并大范围传播，以致引发种群灾难的例子。因此，他强调在进行人工吸引野生猴群进行喂养的工作时，要时刻注意控制生物数量和活动范围。一旦出事，就需要巨额的投入去治疗动物种群。

这一次疫情，我也填补了不少认识空白：兽用双黄连能脱销，就没谁能保准动物口罩不会被征用。好在中国农大动物医院开设有中兽医科，对安慰剂无效的动物是绝佳的疗效检测对象。

而著名的动物学家珍·古道尔选择了不同的方式：1966年，在非洲曾蔓延小儿麻痹症，她观察到了野生黑猩猩受附近村庄脊髓灰质炎病毒扩散的影响而被感染。于是她将疫苗药片塞在香蕉中，喂给了经常到营地来玩的黑猩猩。

珍·古道尔与黑猩猩。  图片来源：网络

对此，我们都明白，治标不易，治本更难。

反复追究后，不难发现，不滥吃野味儿，只是一个基础性倡议。在疫情之后，我猜很多人看到野味儿都可能唯恐避之不及。不过也难说，人们忘性大。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身边的野生动物？

选择

先从简单的入手，外来的物种如何处理？

关于之前说的那批走私样本，其实两年多来，我们也曾持续跟踪绿发会与林业体系有关机构，围绕34只缴获走私穿山甲的信息是否公开而反复拉锯。处于质疑中心的，是将穿山甲寄养给养殖基地的广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Trafficked to Extinction）》 全球深度报道网

绿发会曾宣称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自然专家霄迪也与我谈到了中国已很少见本土穿山甲。陈婉莹老师和Karen 等数十位记者合作的年度穿山甲报道里提到：“中国本土穿山甲已几乎灭绝，大量需求成为了杀手，把全球的穿山甲推上灭绝之路。”

图片来源：《“穿山甲报告：走私至灭绝”（Trafficked to Extinction）》全球深度报道网

于是，为了补回“被吃光的”中华穿山甲，绿发会大力提议在中国国内，科学地野外放归马来穿山甲。对此，除了广西林业系统提出了不同意见，环境圈内也对外来物种的引进持有不同声音：例如是否有能力进行准确的来源鉴定，和到位的康复救助和野化训练，对本土生态平衡是否有影响，还有被重点提及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外来穿山甲包括所携带蜱虫和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广西林业厅野保处副处长张振球就穿山甲诉讼案对界面记者提到，军事科学院有关机构检测发现，34只死亡的穿山甲正是感染了”细小病毒”等不便公开的病毒。

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

姑且我们认为野味儿以本土物种为主，那么该怎么对待它们？

我国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大量野生动物如绝大多数的蝙蝠、鼠类、鸦类等传播疫病高风险物种并不在保护管理范围中。即对其猎捕、人工饲养、利用的行为，不能依《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管控。

2月14日，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提出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的九个建议，其中第二条建议提到：

不同于对尸体的无害化处理，这一次用“生态灭杀”来一次性解决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学界和舆论（尤其是穿山甲和刺猬这些可爱物种的拥护者）不小的质疑：

其实，大家自小就应学过生态链和生态平衡一说：都这么久了，地球上没有谁是多余的，缺失一环就会造成失衡，可能引发生态灾难；即使是蝙蝠，作为夜行性昆虫（比如可以传染疟疾的蚊虫）的主要捕食者，还有一些承担植物授粉和种子传播的责任。

退一步来说，历史上的主动生态灭杀似乎都不太成功，例如澳洲野兔，而利益或食欲驱动的杀戮，似乎才是动物灭绝的有力手段。历史上人类曾经尝试过大规模捕杀蝙蝠的试验，基本以失败告终，比如为了防止狂犬病，人们在南美洲用上了毒药和炸药，不但无法彻底清除蝙蝠种群，不断地侵扰反而加剧了带毒个体更大范围的迁移流动，为人居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安全风险和难以预计的生态系统退化。

在单一个体身上的侵扰有时甚至可以激发卫生风险。如同马来穿山甲身上的蜱虫，正是受外来刺激后才爆发；再比如传染性腹膜炎病毒也是一种猫身上常见的冠状病毒，在受到侵犯和外界强烈刺激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猫的免疫系统失效，从而使其患上高致死率和高传染性的猫传染性腹膜炎。

似乎一切都在指向，“生态灭杀”既不人道，也不科学。

然而，我们无法忽略一个事实：

2003年的那个夏天，随着隔离救治，非典疫情终结。但在同年的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管轶坚持认为，就如同香港杀鸡以平息禽流感，只有彻底“灭杀“市场上的中间宿主——果子狸，才是唯一根治的办法。在钟南山院士的帮助下，全国进行了果子狸大清洗。自此，非典在广东绝迹。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管轶来提醒“中间宿主”是谁很重要？无论穿山甲有多可爱，人们也知道生态灭杀其他物种并非是自然之道，但如果穿山甲真的就是那个“中间宿主“，曾成功在广东根除SARS的功臣管轶大概率可能会讲，灭杀穿山甲能够根除眼下的危机。这个时候，我们应如何选择？

这时的管轶并不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了一个关乎自身生死的普通人的抉择。 

或许对大自然来说，人类才是越界的那一位。但从“除四害”，从有了“益虫”和“害虫”之分起，我们就早已有了明确的生存是非观：

其他物种的利益低于自身的利益，眼下的利益紧迫于未来付出的更高代价。

道德准则和社会契约，建立在保障人类生命安全的基础之上，就像并非大自然而是人造的机器人被赋予的三原则一样。我们活在一个相对文明的世界，在那片砍也砍不完，宇宙中黑暗的森林里。

我们似乎遇到了解不开的“生存与伦理”困境？

杀光人类，对动物而言，会不会更好？

我猜，不断最大化生存机会的“超自私“种群终究会崛起，这是“生存”的含义；那么，“文明”的含义又是什么？

我们与其他物种间的仇恨，唯有越陷越深？

即便一定要归咎于其他物种，人类在自然界不光有敌人，也有哨兵“朋友”，这些对环境敏感的动物，如被人类锁进煤矿中的金丝雀，闻到瓦斯，会停止歌唱；或者鬼吹灯里的蜡烛，见鬼吹哨。

继续向源头走

这些天，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杨思宇一直缠着花了数十年在非洲追踪艾滋病零号病人的老师Michael Osterholm，希望能从人类过往的传染病研究经验中找寻端倪。

山地大猩猩

这让我想起之前跟胡舒立去卢旺达采访卡加梅，之后去到和刚果金的边界丛林中和山地大猩猩进行了零距离接触。研究表明，在这些类人灵长类动物身上，携带的不是HIV病毒，而是艾滋病的变异源头SIV病毒（猴免疫缺陷病毒）。许多声音认为，白人直接或间接通过非洲人在与人类基因最为相近的猩猩种群的不明接触最终导致了艾滋病在人际间的传播。

离现代最近的一次人类发动的达到百万级数量的种群灭杀，其实也发生在这片国土，只不过被屠杀的对象，也是人类自己——卢旺达大屠杀。 

几个小时下来，我发现如同动物一样在丛林深处带着我们追踪大猩猩的向导们，更提防外来的旅行者对大猩猩造成伤害。而当地的地头蛇兄弟跟我讲过，就在眼前这片基恩湖的对面，在刚果河南岸，当地特有的倭黑猩猩种群以混乱的双性性行为闻名自然界，在它们体内充斥了包括艾滋病毒在内的大量病毒。当地的传言这样讲：刚果河的上游孕育了埃博拉，下游诞生了艾滋病。这条地球上水最深的河流，留下了那些最深的疑问。

鸟瞰刚果河

英国地质学家科林·沃特斯曾说，“塑造地球的主要地质力量——它不再是河流、冰或风了，而是人类”。刚果河流经的刚果盆地雨林曾被喻为“非洲之肺”，不可持续的非法砍伐和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加速全世界仅存的地球肺们不可逆转的发炎与恶化：

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出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指示病例是住在几内亚美良杜村的一名两岁男童Emile Ouamouno。

地处偏远的美良杜村地处林区，只有31户人家。林业专家霄迪引用的数据表示，村周边森林区域大多已因外国采矿业和林业作业遭到破坏，所造成的森林损失约超过80%，并使可能受到感染的野生动物以及被认作病毒天然宿主的蝠类动物更加靠近人类的居住区域。在男童出现症状前，有人曾看到他在后院玩耍，临近的一棵空心树内栖息有大量蝙蝠。

吃野味的一线还是在原始森林的边界，世代居住的人们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来满足生存需要。边界的生物构成屏障群，真正出错的地方在哪里？既不是蝙蝠也不是穿山甲，而是业已破损的森林边缘。

热带雨林是全世界最深的物种储备池，包含了地球上的大多数动植物，几乎所有活物都携带病毒，因此雨林也是最大的活性病毒储备池。而森林的缓冲地带，被人类不断毁坏、侵占或侵扰。原来的野生动物，例如蝙蝠，不得不离开千万年来的栖息地，在雨林的边缘区域，被动地与新世界近距离接触。自然，病毒也跟着一起亲近人间。对病毒而言，新世界如此广阔，没有理由不在毒性最强的时候尽力传播。于是前文我们提到的种种可能的惊变故事，开始竞相上演。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森林被非法砍伐，改种棕榈等经济作物。《被砍断的地球肺——跨国木材贸易调查》  

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