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院教授宗舜法师的“度书三问”｜文度记
编者按：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文度记”设计了一个文度问卷——“度书三问”，分别是：1、过去之书：就您的阅读史来看，最想分享（推荐）什么书？为什么？2、现在之书：您正在读什么书？3、未来之书：您目前最期待读什么书？我们邀请了上百位读书人参与，他们的日常身份可能是出版人、评论人、公益人、法律人、出家人，或是教授、学者，此刻，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读书人。往来无闲事，谈笑书与文。
推荐人：宗舜法师（中国佛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1、【过去之书】萨达提沙长老《佛教伦理学》推荐导言
书名：现代世界佛学文库《佛教伦理学》 [英]萨达提沙 着 姚治华 王晓红 译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3年8月
理由：闻、思、修在佛教中被称为“三慧”，《法华经》五种法师，读、诵居于首位。先学后修，是大部分学佛人经历的必由之路。但是，读书一开始读什么？这是我们常被问到的问题。
第一种是上来就读《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华严经》、《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所谓大经大论。第二种是只读某部经，其他一概排斥。第三种是听见说唯识学好就去读唯识，听见说中观学好就去读中观。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非常复杂，学习佛教经典或者理论实在难有一模一样的成药。但以我二十年的教学经验，大家一开始学佛，其实只需要了解佛教基本信仰、戒律，特别是与社会生活如何不发生矛盾（初学者往往禁忌特别多，戒禁取见是大家通病）。笔者一般推荐他们读台湾圣严法师《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净慧长老的《心经禅钥》、《做人的佛法》等，以弄清佛教的基本观念。这些书属于建立常识部分，是必不可少的。读完之后，大部分的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本人读了二十多年，还常读常新。
不过，对于基础掌握，算已经入门，甚至长期听佛学讲座的同学这些就有点不够了。听学太长的经典论典缺乏条件，太短的吧，多部分学习过。常有人要笔者推荐可读之书，在笔者读过的诸多佛学着作里，值得推荐的非常多，但适合的并不多。我倾向于推荐研究佛教与当代社会方面问题的经典着作首先阅读。如果佛教生死问题都能解决，却解决不了社会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
笔者读过并向中国佛学院研究生推荐过的，是英籍比丘萨达提沙尊者所着的《佛教伦理学》。佛教伦理学研究，相对于佛教哲学、历史、文献等研究来说，成果数量是有限的。国内专业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佛教伦理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佛教伦理学》书中转述的《大英百科全书》“伦理学”条目沃尔夫教授的陈述，伦理学主要问题是以下四个概念：
（一）人类行为的至善或其最终的理想目标，这可以是正确的行为的终极标准；（二）我们关于至善或对错的知识的源泉；（三）伦理行为的律令；（四）促成正确行为的动机。
对此，萨达提沙尊者根据佛教的特殊性，把这四个主题重新作了安排，即考察：
（一）至上知识的源泉；（二）伦理行为的律令：三依处和戒律；（三）从标准或理型的角度看拥有价值的道德原则；（四）可作为终极标准的最终理想目标，即四圣谛的见证。
《佛教伦理学》正是根据这四个主题，通过对佛教伦理概念（书中特指“那些所有佛教学派都接受的伦理概念”）的分析、评价和解释，告诉我们如何战胜贪、嗔、痴三毒，指导我们过清净的生活。全书共分“定义和历史背景、至上知识的源泉、诸皈依的意义、道德行为的律令：戒律、道德的基本理想、居士对其亲友的责任、居士与国家关系、最终的目标”等八个章节。
从现实生活来说，“责任”其实在佛教中始终是被着重强调的。如第六章“居士对其亲友的责任”，详细列举了子女与父母、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老师与学生、佣人与劳动者、与生活方式相关的责任，佛陀为在家学佛的信众，制定了完善的伦理规范，以及其实践所导向的状态。这部分的内容，可以视为居士生活指南。而且佛陀所述居士责任准则，很大部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标准是一致的。比如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养，以“报恩”的高度提出，与西方传统有很大不同。当下，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有的国家以医疗资源有限，要优先供年轻人使用，甚至以国家威权规定65岁以上老人集体放弃治疗，在佛教看来是不可思议，灭绝人性，践踏伦理的不道德行为。从人权意义上看，生命权是放在首位的，没有生命权的保障，如何谈自由权或者其他？
我们可能对作者还缺乏了解，根据相关介绍，萨达提沙尊者于1914年生于斯里兰卡，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在印度、英国与欧洲度过。1957年迁居伦敦，成为大英大寺协会伦敦佛寺的住持，并在欧洲领先把佛教传播到斯里兰卡之外。萨达提沙尊者长年在伦敦进行佛法的翻译、编辑、研究与传播，学术成就显着。特别是撰写的《佛教伦理学》，跨越了整个亚洲、欧美，成为一部把佛教传播到西方的奠基之作。
萨达提沙尊者长期生活在西方，所以，波士顿智慧出版社出版的《佛教伦理学》第三版序言（1997年）中就指出：“在萨达提沙对阐扬佛教的许多无价贡献中，《佛教伦理学》一书在其深度、清晰度与慈悲心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看到周遭世间由于贪、嗔、痴而痛苦，萨达提沙在这里分享了他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关心并参与社会的佛教徒与僧人的真实观。其成果就是这一伦理教导的经典，在这本书里，他试图以西方读者能把握的方式解释传统的佛教伦理理论。”
萨达提沙尊者的《佛教伦理学》篇幅很小，内容却非常重要。他的着作也许当初只是为了向西方读者解释介绍佛教伦理理论，但其立论角度、概念表述乃至全书结构，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更贴近中国读者的佛教伦理学着作。
英国学者查尔斯·哈利塞在为本书所撰写的《简介》中说：“我感到萨达提沙尊者会希望《佛教伦理学》的读者在读完此书后，不止多知道些佛教思想，而且更多地意识到他们自身及其在世间的伦理承担。”
加强佛教伦理学的学习，笔者以为，为的正是佛弟子的承担。笔者曾撰写过一幅对联，送给所有爱好读书的朋友：“最宜心香禅悦无生法，难得福地好书有缘人。”
2、【现在之书】《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
书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 李阳泉 顾鹤鸣 编 中国书店 2018年05月
理由：在普通人心目中，如果说起佛教的佛，那就是如来佛，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甚至幼童看见出家人的光头，也会调皮地说和尚！阿弥陀佛！这跟《西游记》的巨大影响有关。如果再深问一句，你知道的佛经是什么？多数人会说《金刚经》、《心经》。这大体算是普通人的三宝观吧。
唐玄奘法师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一部不可思议的经典，很多人在最初接触佛法时就能够读诵乃至背诵。还有很多人尽管对于佛教经典没有多少认识，但是听到《心经》里面讲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感到非常亲切。全经篇幅简短，仅有260个字，背诵书写都很容易。可是它也很难读懂，如果结合“中观”、“空有不二”的思想阐发《心经》的义理，那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般若代表着佛教最高深的智慧，所以，想要弄清楚“空”与“色”的关系，也就是“空有不二”的中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佛教的中道是富于哲学思辨的深刻道理，不能简单地从理论上理解为“有”、“没有”或“既有也没有”，这就是戏论了。
由于《心经》的神奇魅力，抄写《心经》成为学佛者忏悔、培福、表达恭敬虔诚之信心乃至为自己和亲友祈福的重要功课。《心经》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问世一千四百七十一年来，历代究竟有多少次抄写难以估算。仅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心经》写卷多达百余号。而参与书写《心经》的书写者，从有作品存世者来看，不仅有书法家如苏轼、赵孟頫等，也有帝王如康熙、乾隆，名臣如裴休、刘墉、纪晓岚，高僧如八大山人、虚云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圆瑛大师，居士大德如林则徐、杨仁山、梅兰芳、赵朴初、启功等。可谓千秋同辉，灯传永继。
但是这样多的《心经》书法佳作存世，除了比较着名而易得者外，其他作品普通人是根本无法欣赏到的，非常令人遗憾。可喜的是，由着名学者、出版家李阳泉教授和收藏家顾鹤鸣先生共同收集的历代名家的《心经》书法作品，题名《以心印心——历代百位名家书<心经>》，于2019年由中国书店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这本书入手第一映像就是精美。无论设计装帧，还是纸张印工，均堪称一流。更令人惊喜的所收书作，从唐怀仁集字本、敦煌写经到今人虚云长老、启功先生作品，横跨千年。整整一百位书者，皆是名家。这些珍贵作品，散藏于世界各地，甚至过去都是闻所未闻。比如道光、光绪两位皇帝的作品，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作品，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作品，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作品，着名建筑师林徽因的作品，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作品都是非常稀见的。
更加让人觉得编者体贴与用心的，是每位书写者都附有简介和照片（无传世画像的请画家刘长年补绘），这样的工作成果看似简单，寥寥数语，但没有大量史料的查阅与提炼和细致的考据功夫，是根本无法完成的。相对于艰难的寻觅而言，这样周到的替读者着想的态度，可以称为业界良心。
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经典供奉、习字临摹，也有很多细节可以供进一步对《心经》的传抄与流通进行研究。笔者在此略提出数处，以为芹献。
1、心经与多心经的问题
《多心经》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省称，大家最熟悉的是《西游记》中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
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的途中，遇到一位乌巢禅师在树上坐禅。乌巢禅师告诉玄奘法师，这次取经是能够成功的，“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但是路上也有障碍，“却只是魔瘴难消”。乌巢禅师随后又说：“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于是乌巢禅师就给玄奘法师传了这么一部《多心经》，相关经文在《西游记》里有，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
这部经是不是玄奘法师从乌巢禅师那里得来的呢？这当然是小说家的笔法，我们不必当真。《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归国之后翻译出来的，时间是唐贞观二十三年（649）。但是在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之前，汉地就已经有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传为姚秦鸠摩罗什三藏译）的译本，在时间上至少早于玄奘法师两百多年。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当年玄奘法师路上念诵的就是这部《大明咒经》。《西游记》是明代的作品，但《多心经》的叫法并不是明代才开始有的。在敦煌发现的卷子中，至少有六卷抄写的经卷都把这部经称为《多心经》。比如本书第二篇敦煌石室写本《心经》选一，尾题即为“多心经一卷”。
敦煌写经
为什么会被省称《多心经》呢，“般若波罗蜜多”是梵文音译，其中的“多”是梵文单词的一个尾音。梵文的prajna音译“般若”，梵文的Paramita音译“波罗蜜多”，“多”是ta的音译。这种尾音是读不读都可以的，在巴利文中，这个词汇就不读尾音。如果不读尾音，Paramita可以音译为“波罗蜜”。但是中国的一些古人并不懂梵文，他们看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题的时候，就把“多”乃至“蜜多”与“心”组合起来了，于是以为这部经不妨简称为《多心经》或《蜜多心经》。那么进而再探究一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省称“多心经”的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篇唐弘福寺沙门怀仁集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般若多心经”，可见，从玄奘法师翻译流通此经之后不久，就已经被“多心经”了。这个集字本就是最早的实物证据。现存集王羲之字成篇的《心经》虽然没有具体时间记载，但从怀仁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集王羲之书迹而成《圣教序》，刻于长安宏福寺的记载看，《心经》的集字也当在这个时间。笔者根据本书所收明查昇和清李鸿章写本《心经》末后百字的附记推测，两个集王本是同时完成并刻碑流通的，《圣教序》在前，《心经》在后，以后有缘当另外撰文考证。
2、抄经与改经
佛经的抄写，一向是严谨而虔诚的。本身国家译场制度的严密组织，就是为了保证质量。如玄奘译场，唐高宗于显庆元年（656）特宣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捡挍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捡挍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捡挍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心经》书写作品，大部分书写工整严谨，一丝不苟。本书前序言说“纵观人类文化史，恐再无一部经典如《心经》一般，千百年来，被无数次传抄，且未易一字。”这个“未易一字”其实不尽然。也有个别写本，作了一些自己的修改。这个风气，笔者推断是乾隆首开的。本书所收乾隆书《心经》两件，辛未年（乾隆十六年，1751）所书乃是传统写法，而到了二十二年（1757）冬月所书《心经》，结尾的咒语部分，就被改为满语音译字了。
清-乾隆-御笔大士像并心经图纸本
这个写法被清乾嘉年间明王室后裔朱子颚延习了，初读有点令人意外。笔者特别敬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写《心经》，也将咒语改为梵文音译字，则令人非常吃惊。因为他作为文献学大家，应该知道保持玄奘法师翻译原貌的重要性，更应该尊重译者的着作权。这样的改写，显然与文献学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王国维心经
而清洋务派骨干、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写的《心经》，咒语写作“揭谛揭谛，婆罗揭谛，婆罗僧揭谛，菩提婆罗揭谛，菩提萨婆呵空。”大约自己写着写着被咒语绕晕，写得不知所云。这样随意的修改，不仅从佛教角度看是对经典和译者的不尊重，从学术角度看也是有害的。因为极有可能造成佛经传承紊乱，甚至令初学者产生疑惑，那有就大大地违背抄经的初心了。
至于本书编辑的其他优点，如在诸多男性书者之外，特别选取唐清河路氏（敦煌石室写本《心经》选三）及林徽因的宝塔体写经作为女性写经代表，显得周到得体。而对坊间大多不察，直接标称欧阳询书《心经》，编者特别标注“传”，并在简介中根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的《心经》译出年代，认定这件作品为“托名之作”，且肯定其“法度森严，一笔不苟，是典型的欧体，即便托名，亦是佳构。”评价公允，足正视听。欧阳询史载逝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此时玄奘法师尚在印度出席曲女城的辩论大会。至于是托名还是集字，笔者以为尚可再斟酌。
《心经》已经是整个《大般若经》的精髓，如果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其核心思想，应该如何回答？弘一大师精妙地用一副对联加以概括：“能除一切苦，照见五蕴空。”这就是从作用（除苦）与本体（照空）两个方面来进行解说，极为契合《心经》要旨。其实，如果还要再简单说，《心经》核心就在“大智”（照见五蕴皆空）与“大悲”（能除一切苦）的统一。短短260字还可以再浓缩吗？答案是可以，开篇“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十一个字就是最简明的《心经》之“心”。如果读《以心印心》所录百部《心经》而能明了佛陀大智大悲的济世本怀，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
3、【未来之书】期待读的书：《玄奘》（马明博着）
书名：《玄奘》 马明博 着 中华书局 2019年06月 收入“中华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之“中华先贤人物故事汇”
理由：有关唐三藏法师玄奘的着作已经出版不少，特别是在宗教（佛学）方面的研究着作尤其多。仅就传记而言，由唐慧立本，彦悰笺，成于武周垂拱四年（688）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发轫，到最新的马明博所着《玄奘》为止，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三百余年。从长达十卷的《慈恩传》到三十五万言的傅新毅着《玄奘评传》（收入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南京），这些书最大的优点是全面详尽，比如《慈恩传》，被梁启超誉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见《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而傅新毅《玄奘评传》有“玄奘略传”一章，数量只占全书四分之一，全书四分之三都在探讨玄奘唯识学见解，符合思想家传记要求，都足以启人深思。
但是，这些书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实在太艰深而专业。对于玄奘法师，大家映像中多半是《西游记》里的心慈面软的唐僧，而真实的“民族脊梁”的本来面目却始终模糊。在一般人心目中，玄奘仅仅是“唐僧”、“西游”、“取真经”这些标签。过去，当大家问有没有一些更简洁更明晰更通俗的玄奘法师传记的时候，笔者往往是非常为难的。得知马明博新着《玄奘》出版的消息，笔者除了兴奋和祝愿之外，更多的是想知道，这本玄奘传与前人之作相比，有什么特点可言？为此，笔者特意同马明博联系，向他请教他写这本书的立意和新意何在？
马老师非常感慨告诉笔者，他接受选题之后，特意到西安去了一趟。试图在历史遗留的建筑中，感受一下玄奘法师及其所处时代的气息。他说：
走过摩肩接踵的西安闹市区，告别大慈恩崔嵬高耸的大雁塔，走进郊区的大兴教寺，在玄奘法师墓塔的小院落里，在阳光与树影之间，我徘徊了很久。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玄奘法师，不是奉旨西行的“御弟”，不是骑在白龙马上，由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路陪伴，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东土大唐圣僧，也不是面对妖魔时一再怯懦的“小白脸”……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唐僧！
投影在我心幕上的唐僧，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现实的悲欢喜乐，信仰坚定，坚毅而隐忍，有抱负也有无奈，更有血有肉，宠辱不惊。
这些话于我心有戚戚焉。西安笔者仅去过一次，对于玄奘法师的认知更多来源于相关文献。笔者在研究敦煌文献时，因涉及传为玄奘法师诗作五首，进而广泛阅读过诸多相关文献，最后充满激情地写下一篇论文——《大唐三藏说》（2000年），考证“唐三藏”这个专有名词在唐代乃是玄奘法师的专称。文中写道：
纵观中国历史，这种从庙堂至江湖，普遍推崇一位佛教大师的特殊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出现这一情况并非偶然，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虽有转变，但并不是佞佛。他对玄奘的褒扬，看重的不是作为佛教大师的玄奘所具有的坚定不移地宗教情感、百折不挠的求真态度、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而是玄奘那足以“欣动人君”的学问、事功、令誉、风仪。整个大唐，都为玄奘的人格魅力所倾倒。佛教文化也通过玄奘及其周围的菁英人物作为中介，得到了世俗文化前所未有的热情回应。“大唐三藏”这个特称，可以说是唐代佛教与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个见证。明清以降，佛教界缺少的不仅仅是有修有证的大德，同样缺少能代表佛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沟通、对话的“义学沙门”。佛教的衰颓，最显着的标志就是义学的凋敝。从“大唐三藏”成为玄奘特称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来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思那种脱离当前社会背景、脱离社会实际情况，不分对象地片面反对学习经论、反对义理研究，以“泛修行论”取代佛教多闻的优良传统的现象，已成为当务之急！
玄奘西游的故事，由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的完整保留，基本是可以加以复原的。但是，回国后玄奘法师与唐太宗之间的微妙关系，与唐高宗之间的更为微妙的关系，每每有不同解读。马老师为笔者介绍说，他对此是这样认识的：
玄奘取经归来，唐太宗对他的才智非常认可，觉得他堪任宰相，多次劝他还俗。玄奘不为所动，他婉拒道：“如果让我还俗，好比把一艘船搬到陆地上，那就无法发挥船的作用啦！我愿终身行道，以报国恩。”
玄奘不忘初心，巧妙周旋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中。当时，有人说他谄媚皇室。玄奘感慨说：“乘泛海之舟才能远致千里，如附松之萝才能长高万寻，我以‘光大佛法’为己任，取得帝王的外护，是使佛法昌盛的因缘啊！”
被玄奘大愿大行所感动的唐太宗写下《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同意将这篇序文置于玄奘所译的所有佛经之首。一时，上至朝廷世家，下至贩夫走卒，都以信仰佛教为荣。
唐高宗继位后，在佛道之争的漩涡中，玄奘请旨远离长安，移居位于延安玉华宫，专心翻译《大般若经》。当时，他的身体出现健康问题，他将两代皇帝赐予的宝物全部拿出来，用于斋僧、供灯、印经、放生、造普贤像，以求兴福延寿。弟子窥基问：“和尚历来教人接受无常，看淡生死，今日何以至此？”
玄奘说：“贱躯微命，向来不惜。我这样做是为了今生不留遗憾，顺利地把《大般若经》译完。”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他为译经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直到油尽灯枯。
玄奘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化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分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佛法修学体系，他翻译佛经，以“阿毗达摩”为大地，确立修行的基础与入门的路径；以《瑜伽师地论》为树干，调和佛教大、小乘乃至大乘内部的不同见解与纷争；以《大般若经》为果实，导向佛陀的究竟智慧。
对于马明博的这些论断，笔者大部分表示赞同。特别说“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玄奘小心翼翼地闪展腾挪，为翻译佛典谋求空间”，实在是非常生动的描述，符合历史事实。也有一些地方笔者觉得可以进行补充。比如唐太宗欣赏玄奘法师的学问事功，最初只是看重他对西域情况的熟悉。贞观十九年一月（645）玄奘法师抵达长安，二月到洛阳第一次会见唐太宗时，太宗立即要他叙述西游经历，而编写一部西域传，详细介绍西域地理人情风俗信仰等，甚至邀请玄奘法师随军征打辽西，被玄奘法师婉拒。唐太宗于是将玄奘法师安置于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六月译场告成，随即开始译经，创译《菩萨藏经》、《佛地经》等四部经论。到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共译完五部五十八卷。特上奏唐太宗，请“题制一序”，此时，由玄奘法师口述，门人辩机法师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也告完成，呈送唐太宗。但是，太宗回复玄奘法师说：“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请为经题，非己所闻。又云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显然，太宗对玄奘翻译的佛经没有丝毫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西域记》。而这本《西域记》看似游记，在唐太宗手上却是一份重要的西域军事情报。太宗对佛教与玄奘法师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后经玄奘法师再次上表请求，太宗才答应作序。但是兑现却迟迟不见。
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玄奘法师译完一百卷的《瑜伽师地论》，六月被唐太宗请到玉华殿亲自询问所译经论要义，又一次请玄奘法师还俗为官，当然遭到拒绝。于是太宗详细披览玄奘法师新译的《瑜伽师地论》，自己感觉“词义宏远，非从来所闻”，因此特意对侍臣感叹道：“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法师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注意这里唐太宗对道教态度的转变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即因感觉身体气力大不如从前，担心命不长久，特意向玄奘法师请教营福延寿的方法。《慈恩传》卷七明确记载，“帝少劳兵事，纂历之后又心存兆庶，及辽东征罚，栉沐风霜，旋旆已来，气力颇不如平昔，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堑五乘，遂将息平复。”所以玄奘法师有针对性地提出旧译佛经种种错谬，新译佛经如何完美，大力弘扬新译功德不可思议，以为劝谕。在这个问题上，玄奘法师过于贬低此前流传的佛经翻译，导致诸多大德反对。连吕澂都从师承不同、语言不同、学说变化、认为玄奘法师“其中有些批评未免过分了一点。”在当时已经为诸多高僧不满。这样否定旧译的做法，确实对于太宗支持新译取得了成效，但对此前历代的译师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的否定，是极不公平的。果然，玄奘法师的话打动了唐太宗，于是下令，“所司简秘书省书手写新翻经、论为九本，与雍、洛、并、兖、相、荆、杨、凉、益等九州展转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禀未闻之义。”（引文均见《慈恩传》），同时答应玄奘法师之请求，为新译佛教经论作序。《慈恩传》记载云：
帝先许作新经序，机务繁剧，未及措意。至此法师重启，方为染翰。少顷而成，名《大唐三藏圣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笔自写，敕贯众经之首。
此序为唐太宗亲笔书，序成后，于庆福殿文武百官前，命玄奘法师坐听，由弘文馆学士上官仪宣读。这篇文章不仅是“圣教序”的滥觞，也是“圣教序”中最为着名之文。在序中，唐太宗对玄奘法师的德行、操守、事业，极尽推崇赞叹，直称其为“法门之领袖也”，并赞叹他“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彦悰也感叹说：“自二圣（指唐太宗和皇太子李治）序文出后，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欢咏德音，内外揄扬，未及浃辰而周六合。慈云再荫，慧日重明。归依之徒，波回雾委。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其斯之谓乎！如来所以法付国王，良为此也。”（上引文见《慈恩传》卷六、卷七）
不过唐太宗本人骨子里并不太信佛，他信道教。因为他认为李氏老子是他的祖先，所以他尊崇道教。他对佛教的肯定，只不过是利用佛教来稳定他的统治。他和他父亲李渊一样，对佛教始终是实用主义，初唐广建寺院超度战死亡魂是为忏悔赎罪。大局稳定后推崇道教，抑制佛教。晚年求延生而转投佛教，希望广做抄经、建寺、度僧这样的功德来达到目的。而且太宗曾明确问：“欲树功德，何最饶益？”法师对曰：“众生寝惑，非慧莫启。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于是太宗下诏度僧，全国新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玄奘法师这个建议，解决了长期得不到国家许可度僧而导致的僧尼后续乏人的窘境，功德无量。
唐太宗维护道教，对佛教严苛的态度，从唐代着名的护教法师法琳的遭遇可以清楚看到。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唐太宗因为自姓李氏，欲推尊以老子李耳为始祖的道教，诏令道士女官的位次排在僧尼之前，当时僧众推法琳上表抗争，太宗不从。贞观十三年（639）九月，有道士秦世英诬陷法琳，说他所着的《辩正论》，讪谤皇帝的祖宗，有罔上之罪（因为唐太宗认为老子后人，而法琳考查出其祖先实出于元魏拓拔氏，近代有些史学家也找出旁证支持法琳的意见为实）太宗大怒，又下诏沙汰僧尼，并逮捕法琳加以推问。到十月二十七日遣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侍郎令狐德芬，侍御史韦悰，司空毛念等推问，法琳辞气不屈。至十一月十五日刘德威等以推检状况奏闻，太宗于是亲自审问，当时问答有二百余集。到二十日，太宗又下诏令法琳念观音七天，届期行刑，看有无灵感。到期又遣人询问，法琳对答从容，太宗闻报欢喜，谕令免刑，又召法琳细问佛道优劣，法琳对答如理，太宗遂释其罪，令徙益州为僧。法琳着《悼屈原篇》以叙己志。贞观十四年（640）六月初一日行至百宇关菩提寺，患疾，七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九。法琳法师的遭遇，令人叹息。
最可笑的是台湾佛光山编撰《佛光大辞典》在唐太宗一条下的解释说：“太宗天纵神武，崇敬三宝，历代罕见。玄奘西行求法，本属偷渡越禁，太宗非但未加追问，反更优礼有加，敕令住锡西京弘福寺，寺内置翻经院，一切经费由国家供给，并亲赐《瑜伽师地论》之序，即今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勒石于碑，不仅成就玄奘大师之译经事业，且亦奠定唐宋以降千百年来佛教弘化之基础。”如果不了解历史记载，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误解，以为唐太宗真是“崇敬三宝，历代罕见”。其实，在赵克尧、许道勋着《唐太宗传》一书中，第十五章题目就是“抑佛崇道的宗教思想”，唐太宗经历了从尊佛到抑佛、崇道尊祖、“示存异方之教”的三大转变。唐太宗对佛、道两教基本上是予以宣扬、并加以利用的。当然，随着形势的转变，有所侧重。贞观十年以前是佛、道并重，十一年开始则抑佛崇道，晚年（其实是临近去世之前的数年）又转向关心佛事，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与对宗教采取开放有节的政策。所以，对唐太宗的佛教政策，不能简单地加以解读，更不要错误看待他晚年的种种做法。
马老师最后告诉笔者：
在此刻，在我眼前的这一小小的塔院，就是玄奘大师跨越崇山大河的肉身最后的歇息之地。在这里，我静心敛气，双手合十，绕塔三匝。
我在心中暗暗祈请：“南无玄奘法师。祈请您的加持，让我以朴素的笔墨、白描式的笔法，勾勒出您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笔者至此，深深被这样的诚意与敬意感动。从读者角度来说，既需要深密细致的研究论着，也需要文艺作品，还需要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读本。朴素的笔墨、白描式的笔法，看似轻描淡写，其实高度凝练，没有强大的解读文献能力与思接千古的胸怀，是无法实理想目标的。为着对玄奘法师的崇敬，为着对马明博老师的信任，笔者满怀期待阅读这本最新的玄奘法师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