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吗 | 吉檀迦利「16号献歌」

泰戈尔的中国缘（1）

1913年，泰戈尔作为东方人，首获诺贝尔文学奖，此后曾赴日、美、英、德及瑞典等国。1923年初，泰戈尔的助手、英国人恩厚之来华，向北京大学表示了泰戈尔的访华意愿，但北大无力接待，恩厚之只好去找青年诗人徐志摩，徐志摩立即与恩师梁启超商量。

梁启超于1920年成立了讲学社，与商务印书馆达成了一项协议，延聘西哲来华讲学，而书馆年助5千元，可以垄断演讲稿的出版权。讲学社曾邀杜威、罗素、杜里舒访华，震慑于泰戈尔的名气，梁启超立刻表示同意。

泰戈尔的中国缘：与梁启超等在一起

泰戈尔来华之前，有许多准备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为了“预热”，《小说月报》在9、10月连推两期“泰戈尔专号”，连孙中山、阎锡山、逊帝溥仪、梅兰芳等都对此事高度关切。

而徐志摩作为他的译者，早在1923年7月26日便去信云：＂我算是替您作讲台翻译的人。但要为一个伟大詩人作翻译，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若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迻译为文字了！＂

泰戈尔的中国缘：与徐志摩、林徽因在一起

于是，1924年的4月12日的中午，泰戈尔所乘的船抵达了中国的上海，岸上已有600人在码头等候。他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古老又极亲密的兄弟。＂

但于行走与演讲的途中，因时因地的思想与中国的思潮不合，亦召来了各种激烈的批评，如陈独秀写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己经多的不得了呵。”

泰戈尔深感意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伤感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那恶俗力量的引诱。”

5月20日的告别辞中，泰戈尔又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众人奔赴趋利的闹市。”

行李装上了车子，一位侍者追上，问道：＂先生，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带走的吗？＂泰戈尔回答：＂没有，除了我的一颗深心（Nothing．But my heart）＂。

1924年4月14日，泰戈尔甫至上海的第三日，便起程赴浙江的杭州，游西湖，谒西泠，参净慈、灵隐二寺，并应浙江省教育会邀请演讲。泰戈尔回国后，便着手构建印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邀请中国的学者与学生访学。哲学家徐梵澄，画家徐悲鸿，佛教大德太虚上人，学者季羡林等，都曾到访过此所著名的大学。

1929年6月15日，泰戈尔去日本途中，复曾路过上海，请徐志摩转赠胡适两本书，并亲笔写下：Remember me（记住我）。

——闻中

《吉檀迦利：献歌》（Gitanjali: Song Offerings）是泰戈尔获得 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吉檀迦利”是孟加拉语单词“献歌”的译音，这部风格清新自然的宗教抒情诗集是泰戈尔“奉献给神的祭品”。他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咏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悲喜，表达了对理想王国的向往、对生命的关怀和思索。语言优美，哲思深刻。

《吉檀迦利》经由闻中老师精雅的翻译，将泰戈尔诗歌中对生活、理想、生命等方面所要表达的深度以精准的措辞表现了出来，读来深刻优美而又不乏生动轻快之感，是《吉檀迦利》继冰心译本后别样出彩的一个新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