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孔子“仁”的渊源
摘要
“仁”是中国古代最重要，也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从孔孟到程朱的历代大儒，都把仁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宗旨和根本，是人们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指南和规范，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仁”的内涵非常丰富，“仁”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统摄着一切美好的德性，重要的如诚、敬、恕、忠、孝、爱、知、勇、恭、宽、信、惠、慈、亲、善、温、良、俭、让、中、庸、恒、和、友、顺、礼、齐、庄、肃、悌、刚、毅、贞、谅、质、正、义等，这些德目都体现了仁。因此，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以及中华民族的道德修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概念，起源于何时？最初的本意为何？对这些问题，历来是众说纷纭, 至今仍然尚无确切答案。这里仅从文字学、文化人类学、思想史三个方面做以考察，以对这一问题的做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仁的文字学考察
“仁”字什么时候出现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形成完整体系的标志是甲骨文。对于甲骨文中是否有“仁”字，目前学界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认为甲骨文中没有“仁”字，更多的一些甲骨文著作、类编和辞书，也没有收录“仁”字；二是认为甲骨文中已经有“仁”字，并把所释读的这个字收入到有关的著论中等。
至于金文，根据考古发现已证明有“仁”字。1974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群，在其中的M1号墓发现中山王鼎，其铭文中这么一句话：“无不率?”，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字就是“仁”字。这是战国时期金文中存在“仁”字的确证。1981年8月4日，周原考古队在陕西省扶风县黄雄乡强家村发掘了一座西周墓，其中一件夷伯夷簋，又称夷伯簋，被定性为西周晚期(懿孝之际)青铜器，其中有“尸(夷)白(伯)尸(夷)于西宫”与“仁白(伯)尸(夷)于西宫”两句，前句是“尸白”，后句是“仁白”。这说明“尸”字和“仁”互代通用，尸伯、夷伯、仁伯是一回事，古代“尸”、“夷”、“仁”为一个字。夷伯簋是西周金文存在“仁”字的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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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学方面的解释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仁”字说：“亲也。从人二。忎，古文仁，从千心作。?，古文仁，或从尸。”这就是说，许慎认为“仁”字有三种写法：仁、忎、?。
关于“仁”，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一句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孔颖达《毛诗正义》曰：“人偶者，谓以人意尊偶之。”联系起来看，就是说“仁”表示两个人之间的亲密，所以“仁”字“从人二”，就是指两个人互相以人意相存问，以人意尊偶，即互相亲爱的意思。所谓“相人偶”是汉代的特殊用语，“偶（耦）”有“匹”、“配”、“合”、“对”之意，两人见面相揖为礼，彼此之间互致敬意与问候，表示相亲相敬，便是“相人偶”。这都说明“仁”的本义表示两个人彼此间一种相亲相爱相敬的意思。
阮元作《〈论语〉论仁论》，发挥“相人偶”之说曰：“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这是说，从字源看，“仁”是用以称两个人之间敬礼忠恕的范畴。只要有两个人，他们之间就构成一种人伦关系；要想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要相互亲爱、亲近。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对“相人偶”也进行发挥，如康有为对“相人偶”之意也做了现代解说:“仁从二人，人道相偶，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实电力也。人具此爱力,故仁即人也；苟无此爱力,即不得为人矣。”从“相人偶”产生吸引力而相亲，由相亲进一步形成像电力一样的爱力，这就是“仁”，“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具有爱力（电力）；反之，如果不具有爱力（电力），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引进西欧近代天文学万有引力之说，给“相人偶”抹上了浓厚的科学色彩。
梁启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也认同郑玄“仁”训作“相人偶”，他说：“非人与人相偶则‘人’之概念不能成立。申言之，若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则所谓‘人格’者决无从看出。人格者，以二人以上相互之间之‘同类意识’而始表现者也。即尔，则亦必二人以上交相依赖，然后人格才能完成。”
谭嗣同也认为“‘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谭嗣同试图汇通古今中外诸家学说，建立了自己的仁学体系。在他看来，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是仁的基本要义。
现代有学者把“相人偶”解释为一种古老的礼仪，如刘文英先生认为，“相人偶”是一种古老的礼仪：“两个人见面，首先观顾对方，然后互相作揖，表示敬意和问候”，并进一步认为，“仁”字的结构就是“相人偶”的象形，因而“‘仁’的观念是由‘相人偶’礼仪产生的，这种礼仪就是‘仁’的观念的客观原形。”
张立文先生也认为，“相人偶”是一种仪礼，是仁观念的原形，可能来自夷人，这种仪礼形式蕴含着亲密的关系。
不过，应该提及的是儒家的“仁”所讲的人与人之间的亲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相亲相爱首先是从亲人开始的，是在亲情之爱的基础上上以同心圆的方式层层扩展的。所以仁的首要含义是亲爱自己的亲人。《国语·晋语一》:“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颖达疏：“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认为仁是人与人相亲偶的关系，但仁的实行首先是先亲爱自己的亲人，然后由亲近之人推及疏远之人。《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亲善首先是对自己的亲人。清人孔广居《说文疑疑》则说：“仁，亲也。人莫亲于父母，故以二人为意。《记》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这显示了儒家的仁爱是一种等差之爱的特点。
关于“忎”，段玉裁说：忎，“从心，千，声也。”这要从“
但在具体诠释中学者们的意见不尽相同，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解释认为，“
《荀子•子道篇》提出了“仁者自爱”：有一天，孔子与他的三个弟子讨论仁爱的问题，子路先进来。孔子说：“仲由！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路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使别人了解自己，仁德的人能使别人爱护自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人了。”子贡进来。孔子说：“端木赐啊！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子贡回答说：“明智的人能了解别人，仁德的人能爱护别人。”孔子说：“你可以称为士君子了。”颜渊进来。孔子说：“颜回！明智的人是怎样的？仁德的人是怎样的？”颜渊回答说：“明智的人有自知之明，仁德的人能自尊自爱。”孔子说：“你可以称为贤明君子了。”类似记载又见《孔子家语·三恕篇》。
我们分析孔子对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问同样的问题回答不一样所下的不同的判词就会明白，孔子把知人爱人，看得比为人所知和为人所爱重要；把自知和自爱，又看得比知人和爱人重要。作为一种道德实践，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在于为他人而奉献自我。然而，对仁德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对“为他”（“爱人”）向度的单纯强调之上，则仁德就可能陷入一种对行动者自身缺乏积极价值关怀意涵的片面的自我否定。于是，“仁者爱人”的“爱人”也就必然趋于苍白、僵硬，或者出于外在道德规范的强制约束，或者出于行动者的刻意、造作，而缺失由内而生的植根于行动者生命本源的内驱力。
因而，作为对儒家仁道伦理的全面理解，在“为他”的深处还体认到“为己”，这就是颜渊所说的“仁者自爱”。儒家的仁要从自爱开始，以自爱为起点。一个不知自爱的人，即使爱人，也可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当然，人不能以仅仅满足或停留在自爱，甚至以自爱为中心，而应该不断扩展仁爱的境界，提升仁爱的层次。正因为这样，“仁”包括了“爱己”和“爱人”两个方面。如果说“从人从二”的“仁”字主要反映了人——我关系的一面，那么，“从身从心”的“
关于“?”字，有学者已经尝试着结合近些年来新出土的文字材料对此字进行考辨，认为“?”字也是由一个人形“（尸）”与“二”字构成。“尸”字是一个象形字，甲金文象人屈膝坐下之形。古人的“坐”相当於今天的跪坐，而比起跪坐、蹲着，屁股着地的坐姿较为舒适。另外，古人称代表死人接受祭祀的活人为“尸”。古代祭祀时，生者因不忍见至亲之不在，乃以活人“尸”代表死者接受祭礼，甚至享用祭品。文献资料“尸”字是一个坐着的人形。无论是构成“仁”的“亻”，还是构成“?”的“尸”，其实都是“人”的象形，区别只是前者是一个立着的人形，后者是一个坐着的人形罢了。“仁”和“?”构字的原则和要素是完全相同的，都是许慎所说的“从人二”，它们要表达的，都是“亲也”的“同类意识”。
关于“?”，段玉裁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说法，他的《说文解字注》按：“古文夷亦如此”，这就提出了“仁”与东夷人的关系问题，暗示了研究“仁”字起源的文化人类学方向，这点我将在下面讨论。
二、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关于“仁”的观念，一些古代文献还有这样的说法，即“仁”的观念最早可能萌芽于东夷集团。如许慎《说文解字》在《大部》中解释了“夷，东方之人”之后，又在《羊部》中指出：“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是说夷是东方诸多部落的总称，其风俗仁厚、纯朴,活得长寿，有君子不死之国之说。
关于“君子之国”，《山海经·海外东经》载：“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大荒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是说有一个君子之国，那里的人穿衣戴帽而且腰间佩带宝剑，但人们好让不争。《后汉书·东夷列传》解释东夷的“夷”字时指出：“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柢即树木的根，万物都有根才能生长起来，比喻东夷人讲好生的仁德，树木根深才可以长高、不老，人有仁德也可、健壮长寿，所以就有“夷俗仁，仁者寿”之说。东夷的风俗讲仁德，有仁德的人可以长寿。
“仁者寿”也见《论语·雍也》篇，《十三经注疏》解释“仁者寿”说“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静，故多寿考也。”有仁德的人很少胡思乱想，没有多少欲望，性格喜欢安静，所以能够活得长寿。西汉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循王之道》》中说：“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和平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是其且多且治。”有仁德的人之所以长寿的原因是没有贪欲，内心清净，平和中正，获取自然界美好的精华，用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因而活得长寿。
总之，东夷人秉天地好生之仁德，天性柔顺，敦厚平和，崇尚仁德，故多长寿。因此，“仁”的本义与“东方之人”、“东方之族”、“东方之地”的风俗有着某种联系。“仁”既不是上天派生的，也不是个别圣人创造的，它来源于古老民族的生活和风俗。这种风俗曾经为古老先民视为平常之事、见惯不惊。
孔子的“仁”与“夷俗仁”有密切的联系，《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刘宝楠说《论语正义》：“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欲行道于外域，则以其国有仁贤之化故也。”孔子周游列国，不遇明君，不被见用，圣道不行，遂有想到九夷去的念头，或许是因为孔子知道九夷有崇尚仁德的文化传统。《汉书•地理志》云：“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桴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因为东夷的人跟其他地方的人不一样，天性温顺，孔子的政治理想不能在中原推行，所以他就发牢骚说乘着木筏道东夷国去。
有一些资料来看，孔子对东夷人及其文化是很尊重的，他曾乘鲁国附属小国郯国国君郯子来鲁国访问的机会拜见郯子向他请教学习。这个郯国，虽是鲁国南方一个区区小国，却在当时颇有名气，这其中主原因是国君郯子的政绩、才华和仁孝之德，赢得了人心。郯子治郯讲道德、施仁义、恩威有加，百姓心悦诚服，使郯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继续保持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第二次朝鲁时，昭公盛宴款待。席间，鲁大夫叔孙昭子问起远古帝王少昊氏以鸟名官之事。郯子数典述祖侃侃而谈。他说：少昊是我的祖先，我当然知道。我的祖先少昊挚初立位时，恰好有凤凰飞来，这被当成吉祥的征兆，因此就拜鸟为师，以鸟名来称呼各种官职。郯子进一步解释说：少昊是我们的高祖，我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从前黄帝以云来记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云命名；炎帝以火来记事，因此他的百官都以火命名；共工氏以水记事，他的百官都以水命名；太昊氏以龙记事，他的百官都以龙命名。我的高祖少昊挚即位的时候，恰遇凤鸟飞来，因此便以鸟记事，他的百官也以鸟命名。如凤鸟氏掌管历法。所说凤鸟氏，就是历正。
凤凰是吉祥的神鸟，它一出现天下就和平安定，它是知道天时的。历正是主管历数正天时的官，故叫凤鸟氏；玄鸟氏掌管春分、秋分。玄鸟即燕子，它们春分飞来，秋分离去，故名掌管春分和秋分的官为玄鸟氏；伯赵氏掌管夏至、冬至。伯赵就是伯劳鸟，它夏至开始鸣叫，冬至停止，个官职以它命名；青鸟氏掌管立春、立夏。青鸟就是鸽鸬，它在立春开始鸣叫，立夏停止，故这个官职以它命名；丹鸟氏掌管立秋、立冬。丹鸟即雉，它立秋来，立冬离去，故以它命名。以上这四种鸟都是凤鸟氏的属官。祝鸠氏就是司徒。祝鸠非常孝顺，故以它命名主管教育。从颛顼之后，因为无法记录远古时代的事情，就从近古时代开始记录。作为管理百姓的官职，就只能以百姓的事情来命名，而不像从前那样以龙、鸟命名了。满座人无不佩服郯子的学识渊博。孔子当时年二十七岁，在鲁国做个小官，他听说了郯子这番话之后，就前去拜见郯子求教。可见，孔子时代，东夷人还有着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仁德的风尚。
到西周时东夷出了个徐偃王，史书上有徐偃王好仁而亡的说法。徐偃王，嬴姓徐氏，名诞。西周时徐戎（徐国）国君，统辖今淮、泗一带，建都泗水。徐国历史悠久，相传夏朝时期早已雄距在东方的部落东夷，其首领名皋陶，偃姓，曾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官员。皋陶生子伯益，伯益因助大禹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