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修行可以改变命运，但改变命运只为功成名就？

《了凡四训》第一篇“立命之学”是该书的基础。袁了凡的“立命之说”源于孟子，又结合佛道，有新的发展。《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由“尽心”到“知性”其实是一种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最终达到天的境界，人就可以与天相合，也就能体证到“性”之所本所源就在于“天”。“事天”不是通过祭祀祈祷，而是扩充“心”的道德功能，显现善“性”达到自然而然的层次上与“天”相合，即所谓通过心性修养的内在超越之路。

在天人合一的构架下，孟子讲“修身立命”。不论长寿短命，都是一回事，应当尽力修养身心，尽到做人的本分，从容面对一切境况和遭遇，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赵岐《孟子注》云：“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修身为“立命之本”，强化了修身对于立命的根本意义。孫奭疏引《正义》“人之于命，虽有或夭或寿，……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夭寿皆定于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为立命也。如于夭寿而二其心，以废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则非所以立命者也。《商书》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他的天命观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天命是人力所没有办法控制的在人事以外而非人力所致者。在他的眼中许多东西都是由“莫之能御”的天命主宰着，人力无可奈何，只能顺应不违，“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但是，孟子也没有在“天命”面前取消“人为”，而是主张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力量。人心性是所受于天，存心养性就是在事天。对天命不存疑虑，因为天命为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努力修身养性、勤奋学习尽到做人的本分，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

后儒对修身立命也多阐发，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篇》中说：“虽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积功累行。”程颐说：“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提出了“命自我立”，在《读通鉴论》中又提出了“造命”说：“唯能造命者，而后可以俟命，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他主张发挥人的能动性，与天争权，认为人的命运之绳掌握在自己手中，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从君相到普通老百姓都可以“造命”——掌握、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加强自己的修养和行为实践，提高自身的能力和道德素质，才能“造命”。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立命即肯定自己的命运。”

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袁了凡的立命之学是以儒为主，吸收道佛，对儒家立命之学的发展。袁了凡幼年丧父，弃举学医，易学大师孔先生算他只能活53岁，膝下无子，半生无福。因为算命先生的话屡屡应验，所以袁了凡对此深信不疑。自此之后，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云谷禅师点化后，了凡决定自己改变命运。

云谷禅师虽是佛家，但其点化袁了凡的思想资源则主要来自儒家，他说：“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诗书所称，的为明训。”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由我们自己设定的，福也要向自己来求。这是儒家诗书中所说的，确实是明理的训诫。而云谷禅师接着引佛家经典说：“求富贵得富贵，求男女得男女，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可以得到富贵，求生男生女、求长寿延年都可以得到。这就是常说的“有求必应”，则又陷入了迷信和功利主义。

了凡先生听了这番话以后，有点不解，遂继续问云谷禅师：“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孟子所说的求则得之，求在我者，是指仁义道德，而不是功名富贵；功名富贵怎么求得呢？云谷禅师说：“孟子之言不错，汝自错解了。汝不见六祖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德仁义，亦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这里云谷禅师引《六祖坛经》“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对孟子的话从了佛教角度作了诠释，认为袁了凡自己错会了孟子的意思，并没有真正理解孟子所说的。向自己心里去求，那就不只是可以求得心内的道德仁义，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也可以求到，所以叫做内外双得。这显然是一种儒佛结合的解释。

然后云谷禅师引导袁了凡自我检讨，使他明白了自己福薄命浅的原因，并让他对自己的命运观有一个根本的更新：“汝今既知非。将向来不发科第，及不生子之相，尽情改刷；务要积德，务要包荒，务要和爱，务要惜精神。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身。”抛弃旧我，走向新我。这与儒家经典《大学》引用商汤的洗澡盆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革新人生的思想一致。商汤在自己的洗脸盆上刻的这句话，告诫自己每天不但要洗身体，更要清洗自己的心灵，要日日更新，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熹《大学集注》：“汤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恶，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铭其盘，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由此引申出精神上的洗礼，品德上的修炼，思想上的改造。“日新”的观念，在其他儒家经典中也有表述，如《周易》《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曾国藩读到这里深受震撼，后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并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第一本人生智慧之书。

云谷禅师再引用儒家经典《尚书·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诗经·大雅·文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常思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命,以求美好的幸福生活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说是上天注定，但是还是可以改变。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要抢也抢不去，哪有可能享受不到呢？

《易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凶险的地方。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末吉祥又何处可以趋，凶险又那里可以避免呢？《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相信吗？

云谷禅师还告诉袁了凡；“凡祈天立命，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格。”他从孟子说起，“孟子论立命之学，而曰：夭寿不贰。夫夭与寿，至贰者也。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细分之，丰歉不贰，然后可立贫富之命；穷通不贰，然后可立贵贱之命；夭寿不贰，然后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间，惟死生为重，曰夭寿，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积德祈天之事。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怎么祈天立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应上天。当你处于无思无虑不动念时，不仅人生的夭寿不贰，就是到丰歉、穷通，乃至吉凶、祸福都是一回事，这样才能立命。而孟子只讲夭寿，是因为人生生死最大，夭寿可以涵盖其他一切。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意思是说：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至于命能不能改变，那是积德的事，求天的事。

说到修字，那么身上有一点过失罪恶，就应该像治病一样，把过失罪恶要完全去掉。讲到俟（等待），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命自然就会变好，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份之想，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都要完全把它斩掉断绝，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到了这种功夫，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这就在孟子的基础上结合佛教作了新的发挥。

受到这样的启示，他把自己的名字也改了。起初的号叫做学海，但是自从那一天起就改号叫做了凡；因为他明白立命的道理，不愿意和凡夫一样。把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所以叫“了凡”。

此后，了凡回家后和夫人一起严格按照云谷禅师要求和功过格做善事，譬如救困济贫、施舍捐赠、素食放生、薄赋减税等，三千功德满，一万功德满，如此日复一日，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原来孔先生算他的命，到五十三岁时，应该有灾难。他虽然没祈天求寿，五十三岁那年，他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到写书时已经六十九岁了。所以他想起了《书经》上说的“天难谌，命靡常”，“惟命不于常”。

谌,诚,信。意谓天命是难于捉摸预料的,天命是不断改变的，人的命也不是一定不变的。这里引《尚书》之言，并不是对天命的否定,而是教诫人们立德敬天,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他相信所有祸福都是自己可以求得的，这是圣贤的至理名言。而如果说祸福是天所掌握，是天所注定的，人无能为力，也就是常言说的听天由命，那就是世俗浅识人的言论了。

袁了凡认为云谷禅师所教的立命之道实在是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因为把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融会贯通，他不仅以此自我修养，还殷切希望后辈儿孙要细细的研究，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把立命之道融汇到家风家教之中，不断传承下去。

“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袁了凡立命之道的具体实践途径。“改过”一章指出立命之道须先改过，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做到行善，并从“发耻心，发畏心，发勇心”三个方面提出改过方法，进而提出“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三种高低不同的境界，而只有“从心上改”才是根本，并提出了“一七、二七、三七，一月、二月、三月”的便宜之法。

“行善”一章举了十个行善得福报的事例后，上升到理性高度，从真假、端曲、阴阳、是非、偏正、半满、大小、难易等几个角度条分缕析了“善”的真意，继而提出行善的十个主要途径：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兴建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师长；第十，爱惜物命。每一项，他有做了详实的例证。

“谦德”一章，特别强调“谦”的功效，实质上是对“改过”、“行善”的巩固与保障。其中引道者之语：“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不可求哉？”可以说是对全书的概括，造命的权虽在天，立命的权还是在我；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多积阴德，什么福不可求得呢？

总之，《了凡四训》的立命之道阐明了立命者我的精神，以儒为主，融汇道佛，打破宿命论，让人们相信人可以通过自我修行改变命运。不过，该书也有局限性，即太过功利，改变命运就是要成就功名、成就富贵、求得子嗣，求得长寿，等等。这就使得修行的境界受到局限。

因此，南怀瑾先生在《了凡四训新解》序中亦说：“其说其理，虽尚未尽透辟，然于社会人心之影响，人伦道德之辅助，其功非细。”南师的评论比较中肯，既说明其局限性，也讲其对社会人心、人伦道德的重大影响，所以该书至今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教化意义和人生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