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理工大学张如柏、张玉玉的《四川广汉古蜀国惊现佛像实物及佛像载体的重大意义 ——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一文引来了众多网友的提问与探讨人们不仅会问：佛教真的是起源于印度吗？答案是：值得讨论。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佛教是由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创立的，中国的、外国的一切有关佛教的书籍都是这样说的，这是早已做了结论，无须再讨论了。佛祖出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他与中国的孔子出生在春秋时代相当，说明他俩是同时代的人物。现在问题出现了，四川广汉古蜀国的考古学时代是商代，商代远比中国的春秋时代要早，为什么在四川广汉古蜀国会出现大量的佛像呢？而且有佛头实物，佛像是凿刻在玉牙璋上、象牙上、玉壁上等等，更为神奇的是，佛像与中国远古的太极图、八卦、十二生肖组合在一起。我们知道，太极图、八卦、十二生肖是中国远古的传统文化，它们组合在一起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值不值得学术界去认真研究呢？人们不仅会问：佛教真的是起源于印度吗？答案是：值得讨论。研究认为：佛教的起源可能在中国四川广汉古蜀国。早在B.C.2000年前，有一条从川（成都）－云（云南）－缅（缅甸）－印（度）－阿（阿富汉）－欧洲的古商道[7]，佛教很可能是沿着这条古商道传播到印度去的。众所周知，商贸大道的开通必然引起文化思想艺术的交流，人文风俗习惯的交流，科学技术的交流等等。中外交通史专家研究表明，如果佛教是产生于印度，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流行？在印度反而不流行。研究西藏古象雄国历史的专家认为：“西藏古象雄国苯教认为，释迦牟尼不是佛教的创立者，他只是起作宣传佛教的作用”。佛教由印度“传入”西藏是吐蕃王朝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苯教早已在西藏流行开来了。如上所述，佛教可能是由古代的商道或民族迁徙之路从中国四川传至印度，如果说藏传佛教是由印度“传入”的话，而在此之前，佛教就可能存在多时日了，它可能是经过僧人们的加工整理成型之后，再向外宣传转而可能传回中国，就是我们提出的佛教“出口转内销”的观点。
佛教进入中国是汉哀帝二年，国内各地的佛像造型（例如敦煌、峨嵋山、乐山大佛、云岗石窟，西藏等等）可能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其实在远古的四川古蜀国，佛教就可能十分流行了，为了说明佛教可能是起源于四川广汉古蜀国，我们将有关实物介绍给读者（部分）。现已发现，在广汉古蜀国佛像的载体有玉牙璋、玉璧、象牙、牛胛骨上等等。
此外，在古蜀国还发现了玉巫师人，巫师是道教做法事的人，他的服饰与佛教完全不同，在古蜀国除了佛教以外，可能还有道教存在，道、佛二教在古时可能是合一的，它们都起源于巫教，而后随时间推移，信仰有些差异而分道扬镳。有学者认为，西藏的苯教可能与内地的古羌释比文化有关系，苯教是西藏本土的一种原始宗教，早于吐蕃时期“传入”西藏的佛教存在于西藏本土之中，在苯教中存在有古羌族释比文化的因素。如前所述，佛祖（释迦牟尼）与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时代的人物，然而他所创立的佛教为何在印度不流行？佛教反而在中国十分流行？广汉三星堆古蜀国的佛教从远古至今在广汉及其附近地区乃至成都平原地区反而流行呢？请看下面统计数字，据80年代四川省地名普查小组提供的成都平原的广汉、双流、彭县、什邡等县的普查结果，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当时的广汉有56个寺、庙（其中有白马寺、回龙寺等）；彭县（彭州市）有85个寺、庙（太平寺、白马庙等）；大邑县有76个（女娲庙、天竺寺等等）、双流县有91个（石皇庙、华严寺等等），共计358个寺、庙（宫、庵），其时间大致从黄帝－西周－汉－晋－唐－宋－元－明－清等历朝历代都有，这些寺、庙（宫、庵）绝大多数都毁于战火或其他不该发生的年代。据邻近三星堆遗址不远的老乡告知，当时他们那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真武宫（黄帝的孙子顼颛封为真武大帝），在破“四旧”年代被夷为平地。由此可见，自远古时代开始，古蜀国佛教就十分流行，当时可能是道、佛二教是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在一尊高1.85m的玉（石）器上，看到有双手合一（佛教）与双手合拱（道教）的人物在一起，他们正在“听”一位“领导人”在宣读“证书”（或“任命书”）。上述各地的寺（庙）均分布在成都平原上，时至今日的成都市也有大量的寺、庙地名存在，例如：白马寺、昭觉寺、大慈寺（唐僧取经前曾在此处呆了二年），华严寺、多宝寺、龙潭寺、圣灯寺、万佛寺、石经寺、红瓦寺、章灵寺、宝光寺、草堂寺、灵岩寺（都江堰）、开华寺（大邑）、青羊宫（建于西周，起初是个道观）等等，这些寺、庙绝大多数毁于战火已不存在，只保留了地名，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被保留了下来！在以成都为中心周边各县（市）有如此密集的寺、庙存在于成都平原上，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去深思吗？如果佛教不是起源在这里，如何从远古至今会有如此众多的寺、庙存在此地区？虽然这些寺、庙至今不存在，只有极少数残存，但历史的记忆是抹不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它是与中国远古的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十二生肖、八卦组合在一起。在佛经中有一部《大集经》，其中就有十二生肖的论述，为什么十二生肖会出现在佛经中呢？唯一解释的是，当中国的十二生肖、佛教文化传至古印度后，可能是编写佛经的僧人把它纳入佛经中去，故《大集经》中有十二生肖的描述，而且十二生肖传入古印度后，古印度佛教徒把它与印度的神文化结合在一起组成印度本国的十二生肖神文化。
目前已知，在成都市的街道的名字也包含了十二生肖羊、马、牛、龙、猪、鸡等等的街名，例如青羊宫街、羊市街、羊子山路、石羊场、白马寺路、骡马市街、走马街、马鞍山东路、马王庙街、牛王庙、龙江路、龙舟路、肥猪市街、牛王庙街、机（鸡）投镇街等等，“小天竺街”一名，说明在古时中、印之间有文化、贸易的交流，（印度古代叫“天竺”，“身毒”），印度人也沿古商道来四川居住，做生意，定居在成都，否则如何解释会有“天竺”一词出现在成都的街道名字上呢？佛教的兴盛、工业、农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当时古蜀国确实为中国西南的一个强盛之地，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所以《山海经》中就有“……都广之野……百谷身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此处的“都广”即为今日之成都平原。
此地乃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人民居安业，后人将此情景扩至四川全省，称之为“天府之国”。其实，此“天府之国”是一讹传，查“天府”一词，首见于《周礼·大宗伯》中，其中说：“天府掌祖庙之守藏，凡国之玉镇大宝藏焉”。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可能是刘备占领成都后，形容成都平原富裕加以总结再次出现“天府”一词。在《周礼·大宗伯》所提之“天府”，可能是指国家的博物馆（或重要仓库），诸葛亮再次提“天府”一词，实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故后人总结而称之为“天府之国”。“府”与“佛”一字之差，把历史本来面目掩盖了，否则如何解释成都平原（包括成都市本地）寺、庙如此之多呢？当然成都平原物产丰富也是事实。从哲学上来讲，不能把“局部的”现象（肥沃），看成为是“整体的”现象（肥沃）。在远古时代，具体而言，就是在三皇五帝时期的伏羲时代，佛教可能早就在成都平原兴起。从动物驯化史得知，野蚕驯化成家蚕是在公元前3500年由中国古羌人完成的（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其时间是在公元前8400年由美洲土著人完成的）。如此推测，蚕驯化成功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黄帝时代（5000－5500年）。可见在公元3500年以前，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把野蚕家养之后，制成丝绸改善人民生活，养蚕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养蚕缫丝，制成丝织品进行贸易，使成都在古代就成为重要丝织品城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玉器上的衣眼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人们为了庆祝五谷丰收，求神拜佛成为日常的重要活动之内容，原始宗教应运而生，我们在数件高1.3m左右的玉（石）器上看到巫师在做法事（拿法器、跳舞、占卜）穿的都是很好的丝绸衣服，这种做法事活动（拿法器比划，跳舞，占卜等等）至今在羌族，彝族中有遗存，傩舞也就是明显的例子，傩舞在四川各地都有表现，这是一种宗教表现形式。成都的青羊宫是西周时期的道观，大邑鹤鸣山是道教一场所，就连峨嵋山原先在魏、晋时期都是道观。由上所述，四川广汉古蜀国佛教文化的远播是通过从四川（成都）－云南（保山）－缅甸（密支那）－印度进而进入阿富汉直达欧洲的古商道向外传播的。这是一条民间的古商道，如果没有这条古商道，汉朝的张骞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杖”。张骞的凿空之行是在公元前139－138年，有专家认为，所谓大夏可能是梵文“Tuher”转译读音而来。已故的羌族文化学者杨光成（2002年）认为：西藏的“昌都”可能是“羌都”的误称。此外，西藏还有羌舞（Dharma dance）（面具舞），此种面具舞与四川傩戏十分相似，傩与雒同音，四川广汉古称雒城，傩戏也是一种有宗教色彩的戏。我们在古蜀国玉（石）器上就看到有跳舞做法事、拿面具遮住脸部的古蜀国人。西藏民族现今载面具跳的那种舞姿式可能就是古羌族的“禹步舞”。以上所述，在三皇五帝时期的伏羲时代，四川广汉古蜀国就有原始的佛教，大量的佛像在玉器上（玉牙璋、玉壁），象牙上出现，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组合在一起，这些实物就能很好地说明佛教的起源问题。本文只讨论原始佛教的起源与传播，而不涉及它的具体内容，更不涉及其他宗教（印度教、基督教、阿拉伯教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