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5 19:30

玄奘大师在长安亲自主持参与的造像活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玄奘三藏画像

玄奘回长安后在极其繁重的译经事业之余，领导并直接参与大量造像活动，下仅据笔者过目的若干文献，概括数点。

1．造夹纻佛像

玄奘回国之后在朝廷支持下建立国家译场，先是在弘福寺领导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八日，太子李治为纪念母亲营建慈恩寺落成，诏玄奘入住并任上座。唐代寺院实行三纲制度，“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或称都维那），上座是寺院主要负责人，相当于南宋寺院实行住持制度之后的住持。玄奘进表辞谢，可能未得允准，仍然出任上座。期间主持制作了大量夹纻佛像：

（玄奘）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咨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

唐代干漆夹苎菩萨头像

这次大规模造“夹纻宝装像”活动，是在主持慈恩寺寺务及译经的极为繁重的工作期间进行。“夹纻宝装像”即“夹纻佛像”，按《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夹纻者，脱空像，漆布为之”。制作工艺是先用泥、沙、竹、木等构成胎骨，缚裹纻麻布或丝，反复涂漆裹缚多次，最后脱去原胎，描金绘彩，成型为像，造像重量轻，结实坚固，造型稳定。这种工艺始于战国时期，当时已出现采用夹纻漆器，汉代则有汉王盱墓夹纻杯铭记载。佛教传入后人们用这一技术创造夹纻佛像这种极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六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勃兴，戴逵、戴颙父子制作的山阴灵宝寺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招隐寺五尊夹纻像、瓦官寺夹纻行像等皆极有名。隋代出现大制式、体形高大伟岸的夹纻佛像，《法苑珠林》载：“凝观寺僧法庆，（隋）开皇三年造夹纻释迦立像一躯，举高一丈六尺……其像仪相圆满，屡放光明”。这尊夹纻像立像高一丈六尺，规模巨大，可知造夹纻像工艺之高水平。

美国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所藏隋代干漆夹纻佛像

隋代造夹纻佛像可能不少，唐法琳《辩证论》记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581-604），“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宫内常造刺绣织成像及画像，五色珠旛、五彩画旛等，不可称计。”其中夹纻佛像具体数目虽不知，但总不会太少。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唐代干漆夹纻佛像

唐代夹纻造像工艺水平更高，对此史藉多有记载。《西域记》载“瞿萨旦那国”：“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屈支国原址是在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处于丝绸之路上，故此尊夹纻佛像应是从中国辗转传入的唐代作品。玄奘之后约百年，鉴真（687-763）将这一工艺传入日本并制造了丈六本尊卢舍那佛、丈六药师、千手观音等夹纻像，是日本国宝。

南宋干漆夹纻罗汉像首

夹纻造像在历史上曾相当流行。宋代《僧史略》卷上载：“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载（一作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是谓北方行像时亦用夹纻造像。元代虞集《道园集古录》及钞本《圆明园内工佛作出行条例》等文献记载有“夹纻佛像”具体制作方法。此后元明清代夹纻造像技术继续流行并发展。

大都会博物馆藏唐代漆金夾紵阿彌陀佛像

国外较重要的的夹纻佛像，现保存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尊唐代夹纻佛坐像是其中之一。此像成跏趺座，高约1.2米，雍容华贵，其美不可言喻。2004年1月份笔者在美国纽约做合作研究时曾多次前往大都会博物馆，在尊像前久久伫立，常热泪盈眶，浮想连翩：不知这是否当年玄奘大师制作的夹纻像之一？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唐代干漆夹苎菩萨坐像

玄奘一次就主持制作“夹纻宝装像”达“二百余躯”，从文献记载看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作夹纻佛像。玄奘佛教造诣和思想水平非凡，艺术眼光也是极高，可以想见，这批夹纻造像制作水平一定极为精良。

敦煌藏经洞唐代木板印刷佛像

2．印制纸本佛像

中国文化中向来有重视造像传统。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形象：“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于羽。’留侯亦云。”班固《汉书·苏武传》有“上思股肱之美，乃画图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官爵姓名”的记录；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其编选的《文选·序》曰：“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谅发，图象则赞兴。”《旧唐书·阎立本传》说：“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画图，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之妙。”《秦府十八学士图》后佚，但清朝初年有人见过此图，评说此图人物均为立像，如许敬宗，“扭捏不安”，苏世长，“脱头多须而矮胖丑陋”，神情生动。

图象作为特定传播媒介，既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又具有直观证言、通俗易懂特征，对于佛教，可与佛经文字递相发明，互为诠释，引申表法。故佛教入华，历代大师多重视“像”之功能性作用。

敦煌藏经洞唐代木板印刷佛像

我国历史上开始有雕版印刷起，就在印刷佛经文字同时注意佛像印行。历史上最早关于雕版印刷图像的记载即佛像印制方面。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一道调书中提到“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明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云：“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

唐代出现版画印刷，从现存唐代早期印刷品看，多配刻图，图文并茂，说明文字刻版印刷的同时出现了版画，文字印刷与绘画刻印，很可能同步进行。

咸通九年《金刚经》扉页

现存世最早，并有明确镌刻时间的唐代版画是敦煌石室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扉画，首尾完整，卷首扉画刻印“释迦佛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图，画面人物衣褶简劲，面容意态生动逼真，绘刻精美。卷末题刻“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敦煌石室还发现有单张的雕版印刷品，也都带有刻图，多属佛教发愿文类，每张印品分上下两截，上截刻供养佛像，下截刻印文字。近年中国其他地方也陆续有唐代印刷品的发现，如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唐朝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陀罗尼经残片，也都配刻形态各异的佛像版画，可知唐代这种风气颇盛。

从现已发现的唐代版画看，雕印技术水平不一，上述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印卷图文精美，是较成熟的作品，而如五代时期存留的吴越地区印经的扉画刻印看，就显得粗率，可能是民间工坊作品，但同样以佛教题材为主。可以说是佛教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雕版印刷以及版画艺术的高度发展。

敦煌藏经洞唐代木板印刷观音像

玄奘大师敏锐地掌握当时科技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印制技术，印制纸本佛像活动似经常进行。后唐冯贽《云仙散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驼无余”。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图像版刻印刷记载。大师从印度到经回国之后在繁重的译经工作以及勉为其难地担任寺院管理工作同时，一直极为重视重视此类活动，印制纸本佛像极多，麟德元年（664）正月，玄奘在玉华宫回顾总结一生业绩即包括“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塑像十俱胝。”

玄奘大量造作佛像，当时受到社会各界很高评价，被认为与译经事业同样重要的贡献，高宗李治代表国家，提供财政拨款，支持大师“为国”而“营经像”活动：

大帝（高宗李治）以法师先朝所重，嗣位之后，礼敬逾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嚫施绵帛、绫绵，前后万余段，法服、衲、袈裟等数百事。法师受已，皆为国造塔及营经像，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胝像，百万为十俱胝，并造成矣。

敦煌藏经洞唐代木板印刷观音咒轮

文中之“发愿造十俱胝像，百万为十（疑“一”之误）俱胝”，即共造千万，“并造成矣”，数量惊人。如此大量的佛像，似乎也只可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纸制印刷品。

大师寂后，朝廷表彰敕文总结其一生功绩，亦曰：“法师蒙二帝珍敬，儭施绵帛绫彩万余匹，上纳袈裟时服等数百年事，法师得之，皆为国造塔，（并）书俱胝绢像一千帧，贤劫千佛一千帧，弥勒佛一千帧，像十俱胝。”既谓“书”其像，可知是画在纸或绢上的佛像。

敦煌藏经洞唐代木板印刷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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