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久唱不衰的《送别》，让朴树哽咽。他说：如果《送别》的歌词是我写的，我当场死那儿都可以。他家境富裕，是津门巨富的少爷；才华横溢，学贯东西，是恣意潇洒的风流才子。但人生壮年、事业巅峰的李叔同，却选择了落发为僧、落入空门。兄长文熙在得知李叔同要出家之时发出了极度不满的疑问。据李叔同母亲同他所说，他降生的时候，有一只喜鹊叼着一根橄榄枝放在了产房的窗上，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佛赐福瑞。他的父亲李筱楼晚年的时候虔诚拜佛，为人宽厚，乐善好施，李叔同出生的那天买下了整条街的水产放生，被人称为“李善人”。李叔同小时候刚识字，就跟着他的大娘（父亲的妻子，他母亲是妾），学习念诵《大悲咒》和《往生咒》，他的嫂子也经常教他背诵《心经》和《金刚经》。“虽然那时我也无从知晓它们的教理，但是我很喜欢念经时那种空灵的感受。也只有在这时我能感受到平静和安详，而我想这也许成为我今后出家的引路标。”也不怪当时长兄文熙发出“你为什么要做和尚”的疑问，因为平静和安详这两个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与李叔同无关。
父亲在5岁的时候去世，作为庶子的他和母亲在李家的处境颇为尴尬。兄长文熙，从小教他读书，对他颇为严格。这虽然养成了李叔同日后对待任何事物极为认真的优良品格，但也让李叔同心思变得压抑敏感。十六岁后，李叔同因为过去压抑而造成的“反叛”倾向便开始抬了头。他对过去刻苦学习是为了报国济世的思想不那么热衷了，反而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流连于茶楼戏院，受维新变法失败影响搬迁到上海以“二十文章惊海内”，留学日本专攻艺术。他将油画、钢琴、话剧引入中国，堪称中国现代艺术的鼻祖。又擅长书法、诗词、丹青、音律、篆刻。鲁迅得了一副他的手书感叹道：“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后来，政府的腐败统治导致国衰民困，金融市场惨淡，很多钱庄相继倒闭，他家的大部分财产也因此化为乌有。他结束了原本潇洒的生活，安定下来在浙江师范做一名老师。为人师表的李叔同无疑也是优秀的，他先后培养出了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一大批芳华绝代的艺术家，这段期间他的艺术创作也达到了鼎盛。但是恰恰就是在浙江师范的经历成为他出家的一个重要因素。“那种忙碌而充实的生活，将我在年轻时沾染上的一些所谓的名士习气洗刷干净，让我更加注重的是为人师表的道德修养的磨炼。”“我感受到了我前所未有的清静和平淡，一种空灵的感觉在不知不觉中升起，并充斥到我的全身，就像小时候读佛经时的感觉，但比那时候更清澈和明朗了。”阔别多年的“平静”与“安详”，在30多年后才重现在李叔同的身边。为了进一步追求心中渴望的安宁，他尝试去虎跑寺断食。这一段经历之后，他意识到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他觉得没有比依佛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了。外人总是纠结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便是佛教本身——佛门是他历尽浮华、漂泊半生后的精神归宿。也许李叔同舍俗出家的真正心愿可以用这句话来概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1918年，39岁那年，李叔同正式受戒，拜印光大师为师，法名演音，号弘一。从此世间不再有李叔同，只有弘一法师。受戒期间的弘一法师，辗转批读了两本佛门律学典籍，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废弛依旧的律学重光于世。于是，初入佛门，弘一法师便选择了律学为毕生研究的方向。律宗，以研究实践戒律为修持重点的一个佛门宗派。他不但深入研究，而且实践躬行。出家的二十多年里，他不曾化缘、修庙、剃度徒众，也不曾做过主持或监院之类的职务，甚至很少接受一般人的供养。因为在他看来，随便收受他人的馈赠，有可能也会犯了五戒中的盗戒，还会滋养恶习，不利于修行，更不利于佛法的参悟。他深信因果，对善恶行为的取舍细如牛毛，乃至对自己起心动念都严格规范。每次在坐藤椅之前总是先摇一下，以免藏身其中的小虫被压死，其临终时曾要求弟子在龛脚垫上四碗水，以免蚂蚁爬上尸身被不小心烧死。他往来奔波于各个地区，将他的所想所感传授给年轻的僧人。告诉他们要惜福、习劳、自尊、持戒。“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末法时代，人的福气是很微薄的，若不爱惜，将这很薄的福享尽了，就要受莫大的痛苦，古人所说‘乐极生悲’，就是这种意思啊！”他节俭克制，穿着的衣物都是缝缝又补补，饮食通常是白开水煮熟菜吃，并且每次用斋不超过两样菜。还坚持过午不食，对自己修行极为严苛。细品弘一法师出家后的言行，这何止是告诫年轻僧人的，分明也是告诫世人的。至今还有无数人受了他的影响、读了他的书奉行着节俭朴素的生活理念，怀着戒杀吃素的慈悲之心。
弘一法师也说学佛并非厌世，学佛法之人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宏愿。在山林中的修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出去救世。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危亡之际，他走出佛门，写“殉教”横幅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弘一法师手稿《红菊花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他将自己的寺庙开放，成为了收容难民的存在。一边为前线阵亡的将士超度，一边帮助共产党安顿灾民，补充前线供给。他写的抗日歌“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这一话，激励了无数抗日战士。他书写“念佛不忘救国”条幅数百，每日任人取去。在他的感召下，许多原本避世的僧人和教徒开始参与到广大的抗日队伍中来。甚至，在泉州宣扬抗日的时候（1938年），无数次日军的轰鸣声都在他居住的上空响起。弟子丰子恺劝他避难，他淡然回道：“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出家后，他的日本妻子问他爱是什么，他说，爱是慈悲。“倘值变乱，愿以身殉”该是称得上一句“慈悲”了吧。临终前他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对于众生深重的苦难，他始终满怀悲悯，而自己这一生修行有成，功德圆满，又让他感到欣慰。最后的时刻，他的心中，这两种情感交集在了一起。待他荼毗后，众人均看到窑内有多色猛烈火光在闪烁。后来，骸骨中捡出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六百颗。佛教认为，这是修行有成就的人留给后人的一种证明和纪念。然而，真正照耀后世的不是这些舍利圣物，是弘一法师崇高纯洁的光辉人格，是他用自己的后半生印证了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由凡入圣”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距他圆寂至今已有77年，可他的名字却始终未被我们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