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设计】南北朝造像中的笈多艺术：北朝雄健古朴 南朝优雅俊秀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据信史的记载，佛教传入汉地当在两汉之际，即公元前后。它是内地与西域长期交通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结果。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约200多年，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佛教东传至我国内地，历来有两条通道：北面沿路上丝绸之路；南面是海上丝绸之路。

据佛教艺术学者考证，佛教经陆路传入西域又分南北两条路线：“南道于阗等地系由犍陀罗中心地区通过克什米尔即迦湿弥罗（罽宾）传入；北道龟兹等地系由巴米扬一线向东，或由罽宾北上经犍陀罗中心地区至迦毕试，再由迦毕试向东传入。”南北朝以来中印间的僧人、商旅、使者、工匠正是通过这南北两道将犍陀罗和笈多艺术直接或间接的传入中国西域，从而再继续向东传入我国内地。

东晋著名僧人法显曾从长安出发西行求法，经鄯善、于阗而越葱岭，历游天竺乌苌国（斯瓦特河谷）、宿呵多国（斯瓦特）、犍陀卫国（犍陀罗）、弗楼沙国（白沙瓦）、摩头罗国（马图拉）、鹿野苑（萨尔那特）等地。这些地区均系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的中心地区。法显游历天竺之时犍陀罗艺术盛期已过，笈多艺术方兴未艾。

408〜409年，法显到“多摩梨帝国，即是海口，其国有二十四僧伽蓝，尽有僧住，佛法亦兴。法显住此二年，写经画像”。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东北部加尔各答西南的海口，距笈多艺术中心之一的萨尔那特较近。东晋义熙八年（412），法显持经像乘船泛海东还，长广郡太守李嶷闻讯派人到海边迎接。这可能使笈多艺术佛像传入中土。

从法显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不断的西行求法，带动了中印两国僧人的频繁往来，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印文化艺术的交流。有史书记载，印度室利笈多王为安置日益增多的中国游僧，在距那烂陀寺东四十驿处，曾造蜜粟伽钵那寺。笈多王朝借助政治和文化的强大实力，使印度佛教及其艺术随着这种交流，沿着丝绸之路大规模的进入中国。此时的中国佛教无论是义理上还是造像上，都多接受来自笈多王朝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印两国僧人的频繁交流、往来，在将笈多艺术带入中国的同时，促进了两国文化、艺术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使我们在研究鉴赏南北朝佛造像时对笈多时期的马图拉和萨尔那特造像艺术形式并不感到陌生。

如新疆地区的龟兹石窟，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克孜尔石窟中的第175窟（6世纪）右甬道内壁的比丘画像，特别强调人体的显现，用优美的线条勾画出修长的双腿，具有一种全透明的效果，而这正是笈多萨尔那特式佛像最典型的特征（图3）。

莫高窟第259窟（386～534）北壁现存一尊佛像，头饰螺发，高发髻，身后圆形大背光，头后还有一个椭圆形的头光。佛像衣纹以细腻精致的阴刻线水波状衣纹均匀的分布在胸前、双臂及双腿处，有一种质地薄而紧贴身体之感。带有印度马图拉式佛像雕刻的特点(图4)。

甘肃临夏炳灵寺石窟第169窟（420）东壁第7号龛内一尊释迦牟尼佛立像，身穿单薄贴体的通肩袈裟，单线阴刻的一道道U字形衣纹，仿佛被水浸湿了一般隐约显露出身体的轮廓，佛像低垂的眼帘显示出沉思冥想的神情（图5）。这也显然是笈多马图拉风格的造像。

此外具有同样衣纹特点的还有云冈石窟第19窟（460～470）南壁的释迦牟尼佛立像，此像为跣足站立，顶现犹如馒头状的平滑肉髻，面庞圆润，双目低垂，面带微笑，双耳垂肩，身披通肩袈裟，袈裟的衣纹呈U字形水波状均匀的自双肩下垂至脚踝处。右手在胸前施无畏印，左手怜爱的抚摸着罗睺罗的头顶，表现出释迦牟尼佛与儿子初次相见的场景（图6）。

在北魏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的风气之下，北朝的造像风格开始从早期的雄壮敦实逐渐转为清秀修长。南朝信奉佛教的方式则是广建寺庙，唐代诗人杜牧的一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可知当时南朝佛教的繁荣。虽然南朝造像流传下来的相对较少，但南朝造像却体现着独特的艺术形式。南朝造像受当时士大夫文化和衣饰的影响，造像呈现出洒脱飘逸的艺术特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呈“秀骨清像”。

四川省博物院藏有一件梁普通四年的石雕释迦牟尼佛像，主尊释迦牟尼佛跣足站立在圆形莲花座上，在其两侧分别有菩萨、弟子、天王等，人物众多（图7）。在莲座两侧分别蹲着两只狮子，莲座的前方有一排舞蹈伎乐。在两侧的天王座下各跪有一力士。整件作品体现出浓郁的南朝造像特点，特别是主尊释迦牟尼佛，其像肉髻平滑，面庞丰满圆润，宽额广颐。内着僧祇支，身着通肩袈裟，外披僧氅，袈裟和僧氅的边缘刻划灵动而飘逸，U字形的衣纹均匀分布在胸前垂于小腿。左手施与愿印，右手于右胸处施无畏印（手指残缺）。头后装饰有莲瓣纹头光，整尊造像端庄大气而不失灵秀。

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同元年（546）释慧影造释迦牟尼佛漆金石像，主尊释迦牟尼佛结跏趺端坐于方形台座之上，头饰螺发，面庞圆润，双目微睁，内着僧祇支，外披通肩袈裟，呈U字形的衣纹均匀的分布在胸前及双腿，袈裟下摆自然的垂搭在台座之下（图8）。左手施与愿印，右手（指残）结说法印。佛像头后分别饰有一圈莲瓣纹和圆形头光，身后是舟形大背光。主尊两侧是阿难和迦叶像，外侧浮雕是恭敬站立的两尊菩萨像。通过铭文可知此件造像为梁中大同元年造。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南朝造像相对较少，而此件上海博物馆藏石像有明确的纪年且品相完好，尤为难得，更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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