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像】玄奘大师的造像活动
玄奘回长安后在极其繁重的译经事业之余，领导并直接参与大量造像活动，下仅据笔者过目的若干文献，概括数点。玄奘回国之后在朝廷支持下建立国家译场，先是在弘福寺领导译经，贞观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八日，太子李治为纪念母亲营建慈恩寺落成，诏玄奘入住并任上座。唐代寺院实行三纲制度，“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或称都维那），上座是寺院主要负责人，相当于南宋寺院实行住持制度之后的住持。玄奘进表辞谢，可能未得允准，仍然出任上座。期间主持制作了大量夹纻佛像：（玄奘）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咨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这次大规模造“夹纻宝装像”活动，是在主持慈恩寺寺务及译经的极为繁重的工作期间进行。“夹纻宝装像”即“夹纻佛像”，按《一切经音义》卷七十七引《释迦方志》：“夹纻者，脱空像，漆布为之”。制作工艺是先用泥、沙、竹、木等构成胎骨，缚裹纻麻布或丝，反复涂漆裹缚多次，最后脱去原胎，描金绘彩，成型为像，造像重量轻，结实坚固，造型稳定。这种工艺始于战国时期，当时已出现采用夹纻漆器，汉代则有汉王盱墓夹纻杯铭记载。佛教传入后人们用这一技术创造夹纻佛像这种极具特色的中国佛教艺术。六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勃兴，戴逵、戴颙父子制作的山阴灵宝寺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招隐寺五尊夹纻像、瓦官寺夹纻行像等皆极有名。隋代出现大制式、体形高大伟岸的夹纻佛像，《法苑珠林》载：“凝观寺僧法庆，（隋）开皇三年造夹纻释迦立像一躯，举高一丈六尺……其像仪相圆满，屡放光明”。这尊夹纻像立像高一丈六尺，规模巨大，可知造夹纻像工艺之高水平。隋代造夹纻佛像可能不少，唐法琳《辩证论》记载，从开皇初到仁寿末（581-604），“造金铜、檀香、夹纻、牙、石像等大小一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许躯，宫内常造刺绣织成像及画像，五色珠旛、五彩画旛等，不可称计。”其中夹纻佛像具体数目虽不知，但总不会太少。唐代夹纻造像工艺水平更高，对此史藉多有记载。《西域记》载“瞿萨旦那国”：“王城西南十余里，有地迦婆缚那伽蓝，中有夹纻立佛像，本从屈支国而来至止。”屈支国原址是在我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处于丝绸之路上，故此尊夹纻佛像应是从中国辗转传入的唐代作品。玄奘之后约百年，鉴真（687-763）将这一工艺传入日本并制造了丈六本尊卢舍那佛、丈六药师、千手观音等夹纻像，是日本国宝。夹纻造像在历史上曾相当流行。宋代《僧史略》卷上载：“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载（一作戴）夹纻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是谓北方行像时亦用夹纻造像。元代虞集《道园集古录》及钞本《圆明园内工佛作出行条例》等文献记载有“夹纻佛像”具体制作方法。此后元明清代夹纻造像技术继续流行并发展。国外较重要的的夹纻佛像，现保存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尊唐代夹纻佛坐像是其中之一。此像成跏趺座，高约1.2米，雍容华贵，其美不可言喻。2004年1月份笔者在美国纽约做合作研究时曾多次前往大都会博物馆，在尊像前久久伫立，常热泪盈眶，浮想连翩：不知这是否当年玄奘大师制作的夹纻像之一？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唐代干漆夹苎菩萨坐像
玄奘一次就主持制作“夹纻宝装像”达“二百余躯”，从文献记载看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作夹纻佛像。玄奘佛教造诣和思想水平非凡，艺术眼光也是极高，可以想见，这批夹纻造像制作水平一定极为精良。中国文化中向来有重视造像传统。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记张良形象：“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于羽。’留侯亦云。”班固《汉书·苏武传》有“上思股肱之美，乃画图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官爵姓名”的记录；梁昭明太子萧统在其编选的《文选·序》曰：“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谅发，图象则赞兴。”《旧唐书·阎立本传》说：“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画图，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之妙。”《秦府十八学士图》后佚，但清朝初年有人见过此图，评说此图人物均为立像，如许敬宗，“扭捏不安”，苏世长，“脱头多须而矮胖丑陋”，神情生动。图象作为特定传播媒介，既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又具有直观证言、通俗易懂特征，对于佛教，可与佛经文字递相发明，互为诠释，引申表法。故佛教入华，历代大师多重视“像”之功能性作用。我国历史上开始有雕版印刷起，就在印刷佛经文字同时注意佛像印行。历史上最早关于雕版印刷图像的记载即佛像印制方面。隋开皇十三年(593年)一道调书中提到“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明胡应麟《少石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云：“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经像，盖六朝崇奉释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极矣。”唐代出现版画印刷，从现存唐代早期印刷品看，多配刻图，图文并茂，说明文字刻版印刷的同时出现了版画，文字印刷与绘画刻印，很可能同步进行。现存世最早，并有明确镌刻时间的唐代版画是敦煌石室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扉画，首尾完整，卷首扉画刻印“释迦佛给孤独园长老须菩提说法”图，画面人物衣褶简劲，面容意态生动逼真，绘刻精美。卷末题刻“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为二亲敬造普施”，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件有明确纪年的印刷品。敦煌石室还发现有单张的雕版印刷品，也都带有刻图，多属佛教发愿文类，每张印品分上下两截，上截刻供养佛像，下截刻印文字。近年中国其他地方也陆续有唐代印刷品的发现，如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唐朝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陀罗尼经残片，也都配刻形态各异的佛像版画，可知唐代这种风气颇盛。从现已发现的唐代版画看，雕印技术水平不一，上述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印卷图文精美，是较成熟的作品，而如五代时期存留的吴越地区印经的扉画刻印看，就显得粗率，可能是民间工坊作品，但同样以佛教题材为主。可以说是佛教推动和促进了中国雕版印刷以及版画艺术的高度发展。玄奘大师敏锐地掌握当时科技发展动向，充分利用当时最先进的印制技术，印制纸本佛像活动似经常进行。后唐冯贽《云仙散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驼无余”。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图像版刻印刷记载。大师从印度到经回国之后在繁重的译经工作以及勉为其难地担任寺院管理工作同时，一直极为重视重视此类活动，印制纸本佛像极多，麟德元年（664）正月，玄奘在玉华宫回顾总结一生业绩即包括“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塑像十俱胝。”玄奘大量造作佛像，当时受到社会各界很高评价，被认为与译经事业同样重要的贡献，高宗李治代表国家，提供财政拨款，支持大师“为国”而“营经像”活动：大帝（高宗李治）以法师先朝所重，嗣位之后，礼敬逾隆，中使朝臣，问慰无绝，嚫施绵帛、绫绵，前后万余段，法服、衲、袈裟等数百事。法师受已，皆为国造塔及营经像，给施贫穷并外国婆罗门客等，随得随散，无所贮蓄。发愿造十俱胝像，百万为十俱胝，并造成矣。文中之“发愿造十俱胝像，百万为十（疑“一”之误）俱胝”，即共造千万，“并造成矣”，数量惊人。如此大量的佛像，似乎也只可能是成本相对较低的纸制印刷品。大师寂后，朝廷表彰敕文总结其一生功绩，亦曰：“法师蒙二帝珍敬，儭施绵帛绫彩万余匹，上纳袈裟时服等数百年事，法师得之，皆为国造塔，（并）书俱胝绢像一千帧，贤劫千佛一千帧，弥勒佛一千帧，像十俱胝。”既谓“书”其像，可知是画在纸或绢上的佛像。向达先生说：“至唐代印度佛印传入中国，摺佛之风一时大盛。一纸中动辄印百千佛像，一印或数百千张，而后印刷方告萌芽，遂有后日之盛”。上述唐代版画遗存敦煌藏经洞雕版刊印《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祗树给孤独园》图，卷末“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咸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与玄奘从事印制纸制佛像差不多同时。以玄奘特殊身份和影响，生体力行地倡导并亲自投入印制纸制佛像活动，对中国印刷科技的发展，无疑也产生巨大推动作用。西安大雁塔陈列有一通释迦如来足迹碑，是依据玄奘玉华寺请石匠李天诏所刻制的佛足造像复制而成。据《西域记》等记载，玄奘在印度前后瞻礼过屈支国、伊烂拏钵伐多国、乌仗那国和摩揭陀国等处的佛足遗迹。《慈恩传》载摩揭陀国一处精舍中的佛足迹：“次有精舍，舍中有如来所履石，石上有佛双（足）迹，长一尺八寸，广六寸，两足下有千辐轮相，十指端有万字花纹及瓶鱼等，皎然明著。是如来将入涅槃，发吠舍厘至此，于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顾谓阿难：‘此是吾最后望金刚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迹也。’”佛足印指佛寂后留下的神奇足迹，佛教艺术史上也属于造像的一种。印度佛教艺术起源于阿育王时期（前273-232），当时佛教造像艺术特征，从目前残存遺物如鹿野苑石柱雕刻可见，已具备故事场景，但还未出现佛陀形象，只以象征手法表现有关内容，如在石头上刻一脚印表示佛到过此处，刻一法轮表示佛说法（转法轮），刻一株菩提樹表示佛成道。总之，以无形无相，显示无所不在的佛陀和佛法。可知佛足印石在佛教艺术中有特殊意义。印度佛足雕造约公元前二世纪就已出现，佛教早期艺术中，佛足印雕刻或绘制是一个独立题材，因佛足印崇拜而通过雕刻佛足印而象征佛的存在，进而表现佛传故事。玄奘在印度巡礼圣迹时，专程瞻仰印度各地几处佛足印石后，将图案携带回国，进呈给唐太宗并奉旨按图刻石供奉。2001年陕西玉华宫遗址考古中曾发现玄奘拓刻的佛足印刻石中的题字部分残块，据报道，此次考古从2000年开始，发掘范围主要是玄奘圆寂的唐玉华寺肃成院。通过所打二百多个探眼，考古人员发现这里地表以下依次存在清、明、元、宋、唐及新石器文化层，文化遗存丰富。经铜川市考古人员八个月的工作，至2001年4月初已发掘至元代文化层，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五十年代时考古人员曾此处发现玄奘雕就的从印度拓印回的如来佛足印刻石，经考证它是中国最早的佛足雕造，但可惜佛足印石已残约三分之一，仅余三字。而此次考古出土的佛足印残块，正是有题字的部分。残块呈不规则四边形，未清理的表面清晰可见“佛迹记”、“摩羯陀国”、“释迦”、“奘亲观礼图”等字样。玄奘也亲自主持过一次大型佛菩萨像塑造。时大师将寂，“又告门人曰：‘吾无常期（死期）至，意欲舍堕，宜命有缘总集。’于是馨舍衣资，更令造像，并请僧行道。”大师从显庆四年（659）十月率翻译诸僧及门弟子等至坊州玉华寺，居肃成院，以后几年即在此专心译事，麟德元年（664）寂于玉华寺。这次造像则应在玉华寺。具体造像处所，是玉华寺中的嘉寿殿：“至（正月）二十三日，设斋嚫施。其日又命塑工宋法智，于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已。”嘉寿殿与肃成、云光、明月、庆福、八桂殿等皆玉华宫（寺）诸名胜。在嘉寿殿“竖菩提像骨”，即搭构一座木骨架，准备造一座大型塑像，《慈恩传》载：“（玄奘）说偈教傍人云：‘南无弥勒如来，应正等觉，愿与含识速奉慈颜；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内众，愿舍命已，必生其中。’时寺主慧德又梦见有千躯金像从东方来，下入翻经院，香花满空。”据此推知，将要塑造的是弥勒菩萨大像。与大师同时期的道宣撰《玄奘传》载，大师寂前“于嘉寿殿，以香木树菩提像骨。”乃知此座“像骨”乃是“以香木树”成。但是大师生前亲自主持的这次弥勒菩萨大像塑造，惜未完工，有待后来焉。现大慈恩寺法堂内陈列一尊石雕佛座复制品，原物所说系大师于龙朔二年（662）在玉华寺造石刻佛像时所造的佛座,仿印度金刚座形式以青石雕刻而成，上圆下方。圆形上部由仰莲与覆莲衔接，层间内束，成须弥座状，下部为方形台座,佛座通高35厘米，方座每边长51厘米,中有原安放佛像的30×23×60厘米的榫槽。方座一侧镌刻有20个楷书铭文：“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铭文竖排五行，每行四字，并以方格划分，字形秀美，结体紧密，一般认为此20字是大师手笔。大师在唐代造的佛像在历史时空中化为绝响，只有这尊佛座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64年7月西安大雁塔举行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国际法会时，故赵朴初居士曾题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