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瞒着妻子，拿亲生儿子做人体试验的男人，救了千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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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温柔的人，才会把疫苗做成糖丸？
小时候打完疫苗，护士有时会给一颗糖丸，冰冰甜甜的，一直以为是安慰奖。
不少人回忆起那丝童年的甜味，表示还想再来一箱糖丸。
孰不知，这颗奶香味糖丸竟然是疫苗，对抗的是可怕的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
如果没有它，万千中国新生儿将遭受死亡、瘫痪、致残的危险。
究竟是怎样温柔的人，才会把疫苗做成孩子爱吃的糖丸呢？
他就是糖丸爷爷——顾方舟。
然而，糖丸爷爷的故事，并不是那么甜，反而是十分苦涩的。
因为他曾经为了救千万中国儿童，差点杀了自己的孩子！
1955年，整个中国被恐慌笼罩着。
七八月的炎炎夏日，每家每户门窗紧闭，街道上连一个孩子都见不着。
他们听说有一种怪病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播，感染上的孩子，一夜之间四肢瘫痪，无药可治，终生残疾。
仅仅是江苏南通一城，便有1680例瘫患者，病死率高达27.75%。
当时，中国就像弥漫着黑死病的欧洲一样，谈小儿麻痹症便色变。
在城市里还出现了一群群的“背包客”。
正是那些患病孩子的父母们，背着孩子和口粮，从村里走到城市，一间医院一间医院的问。
可得到的，都只是医生无奈的摇头。
比病魔更可怕的，是中国当时的落后医疗水平，对此病束手无策。
每个病房都会传出孩子疼得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和走廊里父母绝望空洞的眼神。
人们听闻研究所也许有办法。
他们又背着孩子找到了顾方舟：
看着家长绝望中带着一丝希望的目光，有那么一刻，顾方舟的眼神下意识躲避了。
他很难过的回答：“对不起，同志，这个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治愈。”
就像是一句死亡判决，那位母亲顷刻间就黯淡无光，身体瘫坐在走廊的长椅。
她抱着怀里的孩子，就那么静静的坐着。
直到夕阳漫过天际，她才拖着长长的影子离开医院。
每一步，都像绑着100斤的沙袋，走得那么艰难。
母亲背着孩子离开的那一幕，深深的刺痛了顾方舟，忍不住哽咽。
研究疫苗，刻不容缓。
1959年，顾方舟一行人被派往苏联学习。
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入“脊灰”研究所，而是被随便打发到了普通疫苗研究中心。
然而，他们还是知道了世界上已经有两种疫苗。
一种是死疫苗，美国研发，虽然安全有效，但阻挡不了病毒再次传播，而且打1针要5美元，要接种3次，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所不能承受的。
还有一种是美苏联合研究的活疫苗。
生产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还未经过临床试验，如果活病毒进入人体后，发生变异，就极有可能会引起小儿麻痹症。
一时之间，“死”“活”疫苗两派争执不下。
没人能告诉他们，哪种疫苗对中国更好。
更难的是，无论选哪种疫苗，以当时的国际关系，美苏都不会给我们帮助，我们只能自力更生。
作为负责人，顾方舟若选择死疫苗，他不用承担风险，但在全中国要想拉上免疫线，几乎不可能。
考虑到国情，他顶着巨大压力，最终选择了活疫苗。
尽了极大努力，他也只是从苏联那得到了一小瓶没有科研数据的疫苗原液。
拿到疫苗的顾方舟，立刻启程回国。
在火车上，他一直紧抱着行李箱，生怕稍有颠簸将里面的玻璃容器弄碎。
他深知，行李箱里，承载的是中国千万家庭的希望！
回到中国，顾方舟立刻展开活疫苗研究工作。
因为需要猴子实验，他们便拖家带口来到云南山区，建立疫苗研究基地。
刚到这儿，顾方舟都傻了眼。
说是基地，但实际上就是养猴子的山洞，环境糟糕到连人住的地方都没有。
他们只好在山洞里临时搭了棚子。
不过一下雨，棚子几乎什么都挡不住。
潮湿的天气，研究员们连条干裤子都没有。
但这些在顾方舟眼里都不算什么，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对于他来说，当时最困难的是，苏联撤走了所有的资料和科学家，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了。
在昆明研究的那几年，没有高科技设备，所有的工作都靠着顾方舟和研究员的双手。
培养细胞需要恒温室，顾方舟便和几名电工自己拿上工具自己建；
疫苗需要冷冻库，他们便把疫苗背到山下的肉制品厂冷藏。
有时得背上背下十几趟，他们就当锻炼了。
终于，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成功！
接下来就是人体测试了。
冒着瘫痪或死亡的风险，顾方舟和研究员们几乎毫不犹豫地试用了疫苗。
一周后，全部人生命体征平稳。
然而，高兴还太早，大人免疫力强，而患者几乎都是免疫力低的小孩。
怎么办？
顾方舟把目光投向了自己刚满月的孩子。
当时同事便劝阻他：“一旦失败，孩子很有可能染上小儿麻痹症，一辈子残疾，甚至是死亡，嫂子要是知道了，会.......”
但顾方舟说：“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能让别人去吃吗？”
于是，他不满一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
“孩子还好吧？”
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
十天过去，成功了！
这场输不起的战役，顾方舟取得了胜利。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
它们坐着火车和汽车，奔向了全国11个城市。
中国孩子终于不用再活在小儿麻痹症的恐惧中。
疫苗虽然生产出来了，在全国推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
疫苗是活性的，必须低温保存才有效。
大城市不用担心的问题，在农村、山区却成了一大难题。
山区没有冰箱，有的地方甚至都还没通上电。
该如何保存这“金贵”的疫苗呢？
而且活性疫苗是味道很怪的液体，需要孩子们口服。
孩子难以承受这苦涩的味道，有的甚至会直接吐出，导致了很大的浪费。
面对这两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顾方舟从孩子爱吃的糖果得到灵感。
于是和同事一起研发制作了“糖丸版”的中国疫苗。
不仅味道甜，小孩爱吃，而且还是固体，便于运输和保存，直接放在广口暖瓶里。
暖瓶里再放点冰，或者索性直接放冰棍也行。
经过这样的改进，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有一次顾方舟接到了一个电话，因为好吃，一个卫生站护士的孩子偷偷吃糖丸，一下吃了100颗，把家长吓坏了，连忙打电话过来问问该怎么办。
面对孩子，他终于不是痛心地说“对不起，我们治不了”。
而是可以骄傲的说“给你个糖丸，还没有小孩不爱吃的。”
小儿麻痹症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的十万分之0.046。
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外国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他们诧异：活疫苗不仅安全高效，而且还可以制作成奶香味糖丸，用冰棍保存着。
许多世界级学者跑过来向他请教。
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小儿麻痹症。
为了这一天，顾方舟奋斗了45年。
实际上，他一直没有停止斗争！
因为只要世界上有一名儿童还感染了小儿麻痹症病毒，所有国家就仍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
2003-2005年，25个先前无小儿麻痹症国家，因输入病毒而再次发生感染。
86岁那年，他仍奋斗在前线，给学生们写教案，教学生们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出脊灰疫苗。
通过一颗全世界最甜的糖丸，他和无数孩子的童年产生了连接，被人们称为中国病毒学之父。
当有记者问及顾方舟：在上个40年代，人们对病毒、传染病是什么都不知时，你为什么会选择去研究病毒呢？
顾方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在镜头面前潸然泪下。
原来顾方舟的父亲在一非洲货轮上工作，不幸感染黑热病（曾让欧洲1/3人死亡）去世。
这是顾方舟第一次对传染病有了切肤之痛。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他母亲日夜不停地工作。
从记事起，他的世界便充满了同学的嘲笑，洋人的欺辱，警察的压榨......
研究传染病，当医护者，不过是为了骨肉分离的悲剧不在他人身上重演。
谢谢您，糖丸爷爷！
卫生站那颗糖丸，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最好吃的糖！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