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晚年多病,遭弟子质疑。跌倒数天后圆寂,两字遗言激励后人千年!
玄奘到底有没有证果?
他的修为到底如何?
在这里要强调一点的是,这并非是一个新问题。在玄奘大师晚年的时候,他的弟子就曾经质疑过他,其中直接的原因就在于,玄奘三藏晚年多病且数次垂危。
从世俗的学术的角度来看,玄奘大师可以称得上是“千古一人”。比起朱士行、法显、义净、智猛等西行求法的高僧,玄奘三藏的学术成就无疑是最高的。然而,在佛教僧团的内部,对于玄奘三藏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比如,禅宗、天台宗、贤首宗(华严)等宗派,就与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产生了十分根本的分歧。而在玄奘三藏的证果问题上,千百年来也一直争论不休。有大德认为其只在初地,有大德认为其只在二地。
但也有人根据其晚年的多病多难,以及其不甚祥瑞的“跌倒圆寂”,断定其只是凡夫。当然,这一论点的另一论据,依旧与玄奘本人阐扬的法相唯识理论,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故而,本章我们就上述的几点疑问,稍稍地讨论一下。当然,笔者仅仅倾向于“介绍、还原一些佛教史上的疑问”,而并非有意“批评、妄议祖师大德的成就”。
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玄奘三藏的学术成就。
其实,大众了解玄奘的根本来源,是他西行求法的“副产品”——《大唐西域记》。这部游记类型的文本,自然是要比佛经读起来简单有趣。在千年以前的唐朝时期,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而玄奘三藏的《大唐西域记》,打开了人们认知未知世界的窗口。
“大大小小的邦国,形形色色的风物,迥然不同的风俗。乃至是不同肤色、种族、语言、服饰的人群,广袤土地上神奇荒诞的传说,还有玄奘本人九死一生的旅行经历。这一切都汇聚到《大唐西域记》中,它的吸引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以至于,到了明朝时期,吴承恩还根据这部书以及民间演义,写出了一部《西游记》。从此以后,“唐僧”的形象就固定了下来,取代了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三藏的模样。
但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读者,都应当知晓一个问题。《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实际上并非是玄奘本人主动“写”的,而是李世民出于军事和政治的需求,请玄奘将其西行经历记录下来。
而玄奘三藏本人,似乎对于《大唐西域记》也并不重视。与他翻译佛经的严谨态度不同,这部游记是由“玄奘口述,辩机缀文”。
虽然在客观以及世俗的层面上来讲,《大唐西域记》的价值和意义十分重大。在历史考古学家眼中,它的重要性和贡献,要比玄奘带回来的一大堆佛经重要得多。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近现代关于南亚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很大一部分的史籍资料,来源于我们国家,尤其是佛教内部的典籍。千百年来,无数的高僧大德,怀着虔诚的心态西行求法,他们在归来后写下了自己的见闻。
而《大唐西域记》,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区的很多历史遗迹,都是根据我国的这些史料指导发掘的。
鹿野苑、菩提伽耶、那烂陀寺以及诸多的古城、石像、石柱、器皿,都直接根据《大唐西域记》的指导得以重见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国徽中的“四只狮子”,其实也与玄奘的这部著作有关。南亚次大陆这个地方,普遍不注重历史和文字记载,依赖于“口传心授”式的语言。时过境迁,他们口中的“历史”实际上十分混乱,甚至可以说等同于“神话”。而有些重要的事件和人物,他们根本都不知道。
比如,现在被视为印度最伟大帝王之一的“阿育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以及他所建立的伟大王朝,都消失在荒烟蔓草中不被人记起。直到近代考古学家,根据玄奘以及中国其他古籍的记载,精准地发掘出了“鹿野苑遗址”。
在这一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著名的“阿育王石柱”,现在印度国徽上的四只狮子,就来源于这根石柱。事实上,整个印度史的重建,与玄奘等高僧留下的文本资料,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玄奘大师所途经的中亚、西亚部分地区,也就是所谓的“西域三十六国”。在一些历史遗迹的整理发掘上,也需要参考、借鉴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记》。至于具体的一些情况,在本章中就不去叙述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除去《大唐西域记》的重要学术价值外,玄奘大师的伟大人格与精神,也是后人铭记称赞他的原因。
玄奘是一个偷渡者。但他并非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私自出境迫不得已。但学有所成之后,他还是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的所学带了回来。这种至诚至真的精神,感动了当时的唐王李世民,感动了唐朝的亿万百姓,也感动了千百年来的无数僧俗。
在回国前,玄奘大师有所顾及,为此他暂时停留在高昌这个西域国家。随后,他派遣自己的弟子,带着自己亲手写的表章,跟随西域的商队前往长安,呈给唐王李世民。李世民看后十分感慨,批准了他回国的请求,并且表示不再追究。
当时李世民忙着打高句丽,于是派房玄龄负责迎接玄奘,可见对于这件事的重视程度。玄奘在距离长安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长安的百姓就轰动了,百万人接连几天站在路旁迎接。
“倾都罢市,夹道相迎......自圣朝以来,未之有也。”
见过大世面的房玄龄以及太子李治,都被这样的盛况吓了一跳。但对于玄奘来说,这样的场面他实在见得太多,他的高光时刻远不止于此。
在曲女城,玄奘以一人之力,无遮大会上与大乘、小乘、外道三方学者上万人辩论。玄奘作为辩主,数十天内无一敌手,从此声震五印。被大乘学僧尊称为“大乘天”,被小乘学者尊称为“解脱天”,当下就有许多外道皈依。
玄奘西行17年,行程超过5万里,经历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跋山涉水、数次遇险,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最终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很多国家的国王,听说他是大唐来的和尚,都惊为天人,要与他“共分天下”而不得。
“中华民族之精神脊梁。”玄奘的这种精神,是中国人的精神,后世的梁启超先生如此评价他。但是,这些成就与评价,都是来自于教外的、世俗的,而没有涉及到教内的、修证的地步。对于玄奘的认识,摆脱了“唐僧”形象的大部分人,也只能到这一步了。
那么站在佛教内部来说,
玄奘三藏客观上的成就是什么呢?
站在修证的角度去看,他是否证果了呢?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青年玄奘选择西行,是为了解决不同地区不同学派高僧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南北摄论师与地论师之间的分歧),其中的重点就在于《瑜伽师地论》。这一点,在《三藏法师传》中,就有十分清晰的记载。而且,根据玄奘回国后的翻译工作,也能够证实这一点。
“法师既遍谒众师,备飡其说,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即今之《瑜伽师地论》也。”
事实上,玄奘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国之后,被李世民安排在弘福寺。他在弘福寺所译出的第一部佛经,就是《瑜伽师地论》(即《十七地论》)。这部重要的大论汉译本共100卷,玄奘在译出之后,还特意请求李世民为其作序。
他的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李世民反而命令他将《道德经》译成梵文,倒传回南亚次大陆。但在李世民的晚年,他对佛教的态度有所改观,衰老、病痛以及内心的不安,使得他在佛教的轮回果报寻求安慰。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但由此可见,玄奘大师西行的最初目的十分明确。
玄奘青年西行的目的是《瑜伽师地论》,但他17年后归来时,带回的远远不止这一部经典。他对于教内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甚至远远大于他世俗意义上的影响,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八个字来形容,都丝毫不为过。
玄奘在教内最大的贡献,就是将当时最原汁原味的印度佛教,几乎不变地搬到了汉地。与之前的所有高僧都不同,玄奘三藏带回的佛法是有传承、有体系而且贯通大乘的。
纵观整个印度佛教史,那烂陀寺学派是最后的光辉顶点,此后佛教在印度便永久地衰落了。公元5世纪前后的印度佛教,高僧辈出、大德云集,陈那、护法、法称、德慧、安慧、慧护等大论师,都集中地出现在那个时代。
可以说,这是继龙树、世亲、无著等大乘宗师涌现之后,佛教内部又一次人才辈出的时刻。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便是后来玄奘跟随戒贤法师学习的那烂陀寺。
实际上,在玄奘去往天竺之前,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土的外国沙门,就已经将那烂陀寺的名声传了过来。玄奘三藏对于那烂陀寺,早已是心向往之,求取《瑜伽师地论》只不过是一个契机。
那烂陀寺是古印度经院派的代表,但它的学风又自由开放,是名副其实的佛教中心。当玄奘抵达这里的时候,就发现那烂陀寺学派林立,不仅可以见到大乘的僧团,也可以见到小乘的僧团。彼此之间既有各自的研究重点,但也会时不时地进行交流,总而言之,这里的学术氛围相当好。
那烂陀寺有着规模宏大的教学体系,而且分为了最基本的五个科目,在这五个科目下又进行具体的细分。并且,这里有着严谨的修学次第,顶级的教学僧侣以及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国历史上,有两位高僧曾抵达那烂陀寺学习,一位是玄奘,一位是之后的义净大师。
玄奘是公元6世纪中期去的,义净是公元7世纪末期去的。玄奘三藏去的时候,那烂陀寺处在辉煌的顶点,而到了义净大师去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衰落了。但即便是这样,从义净大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烂陀寺的盛况。
从他的叙述中,我们能够看出,那烂陀寺的教学体系十分成熟。有因明科、对法科、中观科、瑜伽科以及戒律科,这与玄奘大师带回国内的体系,基本是一致的。
玄奘三藏由于创立了唯识法相宗的缘故,很多人总以为他只注重有宗的经典,而忽视空宗。或者说,他只重视大乘的经典,而忽视小乘。但实际上,这都是有失偏颇的,在有宗、空宗以及俱舍论方面,玄奘大师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且形成了完备的体系。
玄奘和义净,是古印度那烂陀寺学派的汉地代表,他们两个人可以看成是开拓与继承的关系。
在对法上,玄奘三藏译出了《阿毗达磨俱舍论》(小乘)、《大乘阿毗达磨集论》、《顺正理论》等等。虽然,在玄奘西行之前,汉地关于《俱舍论》的翻译研究已经具有规模且僧才辈出,但它真正地形成完备的体系,还是要归功于玄奘译出的一系列相关经典。而《集论》、《顺正理论》,则更是玄奘率先带回来且发扬的。
在因明方面,玄奘三藏无疑是汉地的首倡者,他也是陈那、法护的完美继承人。虽然,玄奘在这方面翻译出来的著作不多,只有《理门论》和《入正理论》这两部代表作。但是,他继承了戒贤一系的因明理论,并且在日后的讲学中将其发扬光大。总的来说,玄奘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他摆脱了传统因明学在“立破”上的束缚,用“量”将因明学独立了出来;
第二,玄奘划清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使其拥有了独立的属性。
而在中观科方面,玄奘同样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他跟随戒贤法师学习的时候,不仅《瑜伽师地论》听了三遍,连《中论》、《百论》也听了三遍。后来,他又修习了《广百论》以及《广百论释》等等。回到汉地之后,玄奘三藏译出了中观方面的经典3部,般若方面的经典2部。
他圆寂之前翻译的最后一部经典,就是600卷的《大般若经》,有600万字左右,是佛经中最长的一部。而玄奘译出的最为流行的一部经典,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仅仅200多字。所以说,玄奘三藏对于中观般若的贡献,还是十分巨大的。
至于瑜伽科方面,那就更不必提了,玄奘不仅是开创者,而且千年以来一直站在顶点。他在这方面的译作,被称为“一本十支”,即以《瑜伽师地论》为主体,《成唯识论》、《唯识三十颂》等其余十部经典为两翼。他将在那烂陀寺的所学带回了国内,并且贯通中观唯识,以二谛立宗,继承了古印度那烂陀寺学派的传统。
即便是在戒律科方面,玄奘的贡献虽然不算突出,但这只是相对于他的其他四科而言。义净大师是小乘律的主要传入者之一,而玄奘则传入了唯一的“大乘瑜伽戒”戒本,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
“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