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


第一百五十六句: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出自《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即孔老夫子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贤德的人、善人善行,就要想到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让自身也具备这种善行;见到不贤德的人,或者做得不好的人,一定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加以改正。所以,无论是见到贤德的人、还是见到不贤德的人,见到善行、还是见到不善,都要提起正确的观念。


怎样提起正确的观念?见到善行,要一丝不苟地自我对照,并且加以学习效法,而不是嫉妒、障碍他;看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戒慎恐惧地反省检点自己,并且拿来警惕借鉴,而不是嘲笑、批评、瞧不起他人。修行一定是修正自己的身心,时时刻刻都要善观己心。

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批评指正我,又批评得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所以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君王,都重用能够批评指正自己的人。唐玄宗为什么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因为在创造开元盛世时,他所重用的是韩休、张九龄等这样的忠臣。他重用的韩休,会随时指出他的问题,以至于他都经常保持很紧张的状态。

有一次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好像瘦了很多,旁边的人就进谗言:“皇上,都是韩休让你瘦下来的,他这样做太过分了”。结果唐玄宗说:“有一个大臣叫萧嵩,他每次来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都顺从我的意思说,还称赞皇帝英明。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但是他一离开,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得他所说的话都是谄媚我的,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心里很不踏实。而每一次韩休来的时候,都是指正我的过失,让我每每感到很难过,但是他劝完我以后,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虽然我很难过,但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却睡得很踏实。”可见,唐玄宗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他还说:“我用韩休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不要瘦下来。瘦了我一个人,但是肥了天下的人,很值得。”

从这一段话就能够体会到,唐玄宗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关键在于他能够重用正直的大臣。如果没有重用这些能够犯颜直谏的臣子,他自己有了错误,自己都不能够认识,更谈不上去改正了。结果后来“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朝不复谏疏来”,后来张九龄年老,韩休也已过世了,就没有劝谏的奏折再递上来了。后来见到了杨贵妃,玄宗就陷到情欲当中不能自拔,从此皇帝不早朝。最后导致一个能够创建“开元盛世”的皇帝遇到了“安史之乱”,险些酿成亡国的悲剧。

由此可见,领导者身边的人,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可能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甚至决定他的团体、国家的命运。所以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而从劝谏我们的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肯定我,肯定得对,这是我的朋友。魏徵对于唐太宗而言,是亦师亦友。因为他不仅仅经常劝谏太宗的过失,也经常肯定太宗正确的言行。在《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在贞观六年的时候,皇帝对侍臣说:“你看古代的君主,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就像有早晨也有晚上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都是因为闭塞视听,不知道时政的得失所在。”“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忠正的臣子不敢犯颜直谏,而邪曲不正的、谄媚巴结的人却被举进,以至于君王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导致了灭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我处在宫廷之中,天下的事情不能完全地知晓,所以才任命大臣作为朕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用心了。

《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书经》上说,可爱的不就是君主吗?可畏惧的不就是百姓吗?“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天子即一国之君,他有道的时候,人就把他推为君主;无道的时候,人们就会推翻他,弃而不用。这件事实在是令人畏惧。

魏徵听了之后怎么回答?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了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在安定的时候,就忘记了危亡的时候;处在盛世的时候,就忘了国家可能会败乱,所以才不能长久。现在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平,还能够留心治理国家的道理,能够战战兢兢,像面临着深渊、踩着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国家自然会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主像船一样,人民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认为这件事诚可以畏惧,应该小心谨慎,这确实是像您所说的那样。”

可见,魏徵对于唐太宗所说的正确言论,也是予以肯定,而且还要再进一步提醒他保持一种战兢惕厉的态度。所以他对于太宗而言,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谄谀我者,吾贼也”,总是谄媚、巴结、顺承的,是贼害我的人。齐景公身边就有一个特别善于谄媚顺承、投其所好的谀臣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看到梁丘据骑着马奔驰而去,就对晏子说:“梁丘据是与我意见相同的人,和我很和谐。”晏子说:“梁丘据只是和您保持意见相同的人,并不是与您和谐的人。”

齐景公就问“同”与“和”的区别?”晏子就用做菜来做比喻,说:“做菜烹饪的时候,要放酸、甜、苦、辣几种不同的味道加以烹饪,菜煮出来味道就好吃,这叫做“和”。而现在,您说什么好,梁丘据就跟着说什么好;您说什么不好,他也就说什么不好,这就是“同”。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就像做菜只放一种调料,就很单调了。“同”与“和”的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真正与君主和谐的臣子,恰恰能够弥补君主的不足,指正君主的过失,防止他一错再错。一味顺承、谄媚、巴结君主,就是放任他的错误,让他一错再错,错得离谱,甚至导致亡国。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统一天下。而现在我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说:“齐桓公率领的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统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娼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

可见,领导者成败的关键是任用贤臣、忠臣,而不在于兵车的多少、实力的雄厚与否。为什么任用忠臣这么重要?任用谀臣,会让君主洋洋自得,有过失也不知道;而任用忠臣,却可以随时指正君主的过失,改正君主的错误,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贞观政要》中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这个君主很昏暗,臣子又阿谀奉承,君主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臣子还一味地讨好他、巴结他,不能指正他的过失,他的危亡马上就来到了。这是说明谀臣的危害。“谄谀我者,吾贼也”,对我谄媚巴结、一味顺承的,是贼害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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