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棋:识局者生,破局者存,掌局者赢!
金庸曾说,围棋是严谨的思想锻炼、推理锻炼,更是“头脑体操”。
在这方寸大小的棋盘中,除了黑白双方的纵横交错,还蕴藏着为人处世的大智慧。
人生如棋,天地为盘。我们要想走好每一步,就一定要有全局的规划。
有人说,下棋如同一场修行,你下棋的过程,便是你人生的历程。
只有参透棋局中的奥妙,才能成为人生的真正赢家。
南怀瑾曾说:“能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
少年时期就如同人生的“清晨”,若想将来能有一番作为,就应该对自己的人生有个长远规划。
这就如同下棋一样,开局时,我们便应立足全局、谋定而后动,而不是与对手争夺眼前的一子一隅。
只有把目光放远、格局放大,才能将起点变高、前途变宽。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写道:“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正所谓“文如其人”,梁启超年少时,便是一个格局大、见识高的人。
梁启超从小家境优越,再加上自己也很争气,11岁便考中秀才,17岁时又中了举人,可以称得上是“少年天才”。
然而,就在他才名远播、考场得意之时,却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
在中举一年之后,梁启超竟转投康有为门下。在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而梁启超已经是举人了。
以功名而论,梁启超早已远远超过了康有为。这个“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一时之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在旁人看来,梁启超是自降身价,以高就低,但梁启超自己却不这样认为。
他拜康有为为师,并非一时热血,而是他敏锐地觉察到:在当时,西学已有盛行的趋势,而要想救国图存,那是非得融贯中西不可。
自己“学历”虽高,却只是擅长训诂词章、应试八股等旧学问,在先进的西学上并无所长。
而此时的康有为,虽然只有秀才身份,却学贯中西,眼界开阔。果不其然,在康有为的悉心教诲下,梁启超逐渐了解了西学,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
正因为梁启超有着高超的见识、远大的格局,才使他冲破古老的壁垒,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与维新变法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说:“谋大事者,首重格局。”
心中没有格局的人,就好比无头苍蝇一样,喜欢横冲直撞,贪图眼前小利,最终一事无成。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的潇洒时光,但我们更应该知道:外有锐气,内有格局,才叫意气风发;只有锐气,而无远见,不过是盲目自大。
没有格局的人,往往被固定的范围所束缚,被死板的思维所限制。
这样的人即使能力再强,也注定没有什么大的作为。
因为,决定他们上限的不是能力,而是格局。
人生如棋,要有格局,我们不应局限于眼前的一草一木,而应该放开眼界,谋划长远。
以大格局,成大事业。
人生这盘棋进行到中盘,才算到了最精彩的阶段,才能尽显一个人的底蕴。
比起少年时的意气风发,人到中年更多的是一份历经沧桑后的通达。
王阳明曾说:“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
棋到中盘,往往杀得难解难分,你进我退,变化多端。
此时,决胜的关键便在于这“一进一退”的功夫了。
《战国策》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了智、赵、魏、韩四家手中,其中当数智伯的势力最大。
有一次,智伯率领韩、魏两家共同攻打赵襄子。赵襄子被困城中,眼看着危在旦夕。
此时,有一个叫做张孟谈的人挺身而出。他主动请缨去游说韩、魏两家,最终助赵襄子反败为胜、解了困局。
经此一事,张孟谈不仅成了赵氏一族的大恩人,更成了名满天下的智谋之士。
为了感激张孟谈的救命之恩,赵襄子决定重用于他。可就在此时,张孟谈却主动提出了要隐归山林。
他对赵襄子说道:“君主之所以能够控制群臣,就是因为本身的威势,而现在我声誉显赫、地位尊贵,我若在朝中,会妨碍您的威势,所以您应该放我走。”
赵襄子没办法,只能由他去过平淡自由的日子。此时的张孟谈正值盛年,本是大展身手的好时候,却毅然选择了退隐。
后来,楚、韩、魏、齐四国合谋攻赵,正当赵襄子一筹莫展之际,张孟谈再一次出山了。
而且此次的张孟谈是带着全家来的,他让全家人分别出使各国,成功瓦解了敌人的统一战线,再次救赵襄子于危难之中。
以“道”相通,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纲要性探析
首先阐明,人类存在“概念固化”的共性弊端——人为设定一个概念,就概念而概念,限于概念之中,错失对事物真相和自然大道的完整认识与实践,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以此,对待“概念” 应当遵循“立足本原,着重内涵,与时俱进,动态变化,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原则。本文“宗教”及“道教”概念即如此,并以道教思想为基——大道相通,就未来世界宗教革新(人类和谐共存)进行纲要性初步探析,体现出“道”本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无所不在”的内涵特征以及宗教“继承传统、与时俱进、生存为本”的革新观,简述如下:
1、科学、民主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和谐、自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历史今天,人类生存面临重要问题:人本侵犯自然,物欲腐蚀心灵,多元各自政,信仰错乱方向……使得科学脱离人文,民主徒有虚名,和谐无从奠基,自由异化泛滥……人类生存所有问题归结起来表面看已经造成“天怒人怨”,实质则为“心灵劫难”。
2、宗教以探寻宇宙、生命、社会真相为本——唯有发挥宗教心灵导向、化解及抚慰作用——教化心灵,启发智慧,鼓励自由,约束放纵,消除愚昧,拯救狂妄,与政治、法律等社会诸多机能协调统一,促进构建人神共治,才是人类社会最终出路。但是,宗教内涵与形式两方面同时需要传承革新,与时俱进,以体现人文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信仰与修炼、智慧与道德、治国与平天下相统一,而辩证处理宗教“教化”、“教会”及其与社会、国家、民族对应关系,探求并致力于实现人类生存之身心自由。
3、“人神共治”不同于历史上狭义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的政教合一,而依据信仰、修炼与秩序管理的统一进行设定——立足自然整体观,既是原则,又是方法,还是目标,在精神纯美与世俗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实现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就是说,以人、神、自然共同智慧立足解决人性弊端,实现信仰、修炼、道德、良心、法律、秩序、民主、制衡等一系列社会目标的完善管理。
4、无论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群体,唯以“天、地、人”三道(规律、原则、方法)制衡才能够实现“人神共治”——“天道”代表心灵(心性)修炼,符合自然大道,“地道”代表不同地域、民族、国家历史传统,“人道”代表当前社会世俗需求。遵从三道统一,使得人类在满足世俗需求和拯救灵魂之间建立平衡能够实现。
5、面对人性“概念固化、执偏概全、欲望过度、元气损耗、言行不一”的共有弊端,人类遵从三道统一即在真理与邪说、正义与邪恶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培本固元,扶正祛邪,造福人间,减少灾难,体现出天有好生之德。
6、当前宗教及整个人类出现问题积弊已深,非“多元一统”不能解决问题。多元化的思想混乱——“百家争鸣”时代如何实现“一统”?唯有宇宙之“道”贯通天地,贯通万物,贯通多元化思想,冲破概念固化,萃取内涵实质——实施革新,才能够在人类文明的继承中糅合当今成就得以实现——既尊重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多元”存在,又使生命个体、各文明及宗教回归(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民族、国家或共同体的“一统”。否则,各自站在自我立场,各自服务自我利益,只能导致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
7、革新在于应用。应用在于适宜。适宜在于立足现实,体悟大道,传承历史,糅合文明,开拓进取,不拘一格,相对圆满有效解决人类当前及未来存在问题。
8、道教以宇宙之“道”为最高信仰和教化依据。“道”做为万物诞生的本原,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概念存在,而且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独立存在——其前者存在远远不能够真实反映后者,决定人类现实问题永远需要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所以,“道教”做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独立存在,远大于概念存在,不应被概念束缚和局限,而立足真实体验及当前状况,并以历史传统为依据,做以调整、补充和完善。
9、道教即中华祖先以“道”的理念赋予子孙后人(龙的传人)之教化,包括狭义道教——具有特定教义、教规、仪程、团体性质与广义道教——具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实施全民教化性质的统一。史实证明,道教源自中国远古文明,自盘古开天至三皇五帝以来形成整个中华文明史“道统”传承——正是中华民族早期祖先对“道”的天人合一的实践、认识与教化,才形成并维系中华博大文明。如果脱离狭义与广义道教的存在,中华民族及文明将不复存在。以此,完整、真实的道教概念与“无神论”及社会学者通常所谓“道教”概念有本质差异,前者认为道教由中华早期祖先人神直接沟通直接创立并演变,后者则狭义认为由张道陵创立,并是人类意识形态的产物,形成对道教的割裂认识。
10、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以“道”为存在根本和演化,顺则生,逆则亡。“道”的实质即具有“阴、阳”两种相对属性平衡一体的混元真炁(气)——同时具有物质、能量、信息(灵性)的统一,造化生成万物,化身宇宙至尊,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依据不同体悟对其称谓不同,如“盘古、盘古老祖、鸿君老祖、玄天老祖、皇天老祖、元天真人、天真皇人、无极老祖、无极老母、无量天尊、祖始爷、老天爷、天帝、上帝、真主”等,凡蕴含“开天辟地创世纪、宇宙永恒至尊大神——造物主”之称谓,概指其也——智慈兼备,威仪大方,法力无上,人神共仰。人类信仰其,与其能量和智慧沟通,既祈保平安,又实现心灵回归终极价值,等同追求与遵循自然大道——高扬真知与慈善(顺从自然规律),力挽无知与卑劣(违背自然规律),体现出信仰与修炼、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具有教化及拯救人类普世价值。
11、道教对混元真炁具有独到而系统认识,认为混元真炁不仅孕育造化最初生命盘古,而且对于“开天辟地”起主导作用,称谓“先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天地生成之后阴、阳二气交合形成“后天元炁”,《道德经》描述为“三”,具有诞生生命万物的本原能量和信息,称谓“灵魂”——灵魂元炁相对宇宙而言属于“后天”,但相对生命肉体而言又属“先天”。同时,生命肉体由父母阴、阳精气物质交合之元炁(受精卵)孕育生成——两者“元炁”对于生命体而言同属“先天”,共同构成生命体具有能量与智慧的本质存在和有机运转。但是,大多生命体失却清静心,不认识生命本质与修行,对于元炁只知用而不知节,更不知养,造成身心疲惫,愚昧昏沉,害己害人,苦不堪言。另一部分生命体心态清静,静则阴阳平衡合于元炁特征,元炁得以节、养,生命体获得运转必须的能量与信息(灵性、智慧)。以此,以提升灵魂能量和信息的修炼称谓“修真”,修到一定程度即所谓“明道”或“得道”,并以炁的是否充足反映出“道行”高低。
12、人类战争、冲突不仅发生在同一宗教与文明之内,而且发生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反映出人类本身对绝对永恒“大道”真理认识及实践的局限性与悲哀性,同时反映出人类所认识及实践的永远只能是相对真理,即世界各宗教、人类各族群、宇宙各万物永远不能代表绝对真理,唯有宇宙至尊能够代表,但其隐于无形,从来不曾直接临世,仅以派遣使者方式传播文明,形成相对真理。以此,对“道”的虔诚、虚心信仰和修炼必将成为全人类共有课题(任务),而使得人类有神论、无神论以及各宗教信仰、修炼者走到一起:同根同源,道炁相连,感应无形(大道),实践有形,克服小我,存异求同,共同谋取和谐生存最大福祉。
13、宗教以“人、神”共同存在为存在——依据“阴阳互根、对应并存”原则,人的灵感反映来源于神,有什么样人就有什么样神。反之亦然。人、神表现为同一生命本体的“阴”、“阳”形态。由于“阴”、“阳”形态不同,人、神以“灵魂感应”、简称“灵感”沟通。“灵感”来自于个体的人的灵魂反映,与个体的人“道行”——真实反映“道”的能力有关,仅代表个体的人的认识。以此,神既是客观独立存在,又是人类意识形态的反映——人即神,神即人,人、神既独立又统一,辩证表现为神支配人,人体现神。而可以说,一个人、一个民族的文明与智慧代表其人、其民族之神的法力与智慧——在世界范围,神不是永恒唯一的概念,而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历史性。不同宗教信仰的神,与不同民族或人群有直接文明渊源,或有一定血统渊源。同时反映出,人类文明复杂历程代表神界复杂历程——神界与人间大致对应。也就是说,人、神虽然“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不同,但是共同遵从同一“大道”真理——只有“大道”永恒,人、神以“道”相通,共同遵从。
14、在世界范围内,一定意义可以说,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诞生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神话传说或宗教神学,就没有传承生命力!而值得自豪的是,唯一仅有中国“盘古开天地”神话传说或道教神学具有思想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完整统一,反映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宇宙)本原高度认识,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断线的文明。因此,中华民族无论将盘古做为“中华根祖”景仰,还是做为“天帝至尊”景仰,都具有“法力无边,智慧无上”史实依据,使中华民族自尊、自强、自信、自豪、自责、自励,屹立世界东方。以此,道教“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 思想,称谓“道德文明”——不仅以“道”的真理认识直接转化为科技与文化艺术生产力,而且以“德”的人文实践直接决定社会和谐与进步发展,谋取实现人类生存身心自由,树立人类文明典范。
15、客观而言,地球生命、包括人类如何诞生及确切诞生时期,今人难以考证。也就是说,没有充足理由断定人类是地球最初及永恒生命——以及万物之灵。但是,可以断定,人类是自然界诸多生命曾主宰地球之后优胜劣汰——“合道则生,背道则亡”的成就——反映出天帝造化万物,并选择遵从其旨意的不同生命主宰地球。以此,可以说,只有人类诞生之后,才有人格化的天帝存在。如果人类违背天帝旨意,必然有其他生命以“道”的原则和方法取代人类主宰地球,人类或者不能够存活,或者任由其他生命支配和奴役——既是天帝旨意,又是大道选择。
16、依据能量不灭定律,如果人类不能够存活地球,则灵魂必然向其他时空转化。如何转化?能量及智慧低者,转化地球,为其他生命(邪灵动物)所主宰。绝非虚言,现实生活“邪灵”附体祸害人类事例——各类精神病、顽固绝症、流行疫病等比比皆是。只不过人类主宰地球,这种事例还相对属少数。另如人类历史上暴政者,除自身邪淫外,受“邪灵”支配造成人类大范围劫难。只有提升灵魂(元气)能量和智慧,向地球以外适宜生存的时空转移才是出路。以此,人类有生必然有灭,没有绝对永恒,人类生存唯一重要意义在于立足世俗需求实现灵魂升华,相对实现身心自由。
17、本质而言,人类劫难唯一归结为心灵(灵魂)劫难,元气耗散,不知亦不能回归,坠入“邪气”侵袭苦海之中,非天帝所代表正神拯救与自我修炼不能免除。所以,人类虔诚信仰天帝(及神界)价值和意义在于人类以“心灵回归——清静”方式获取造化人、神共同的本原——元气(混元真炁),以修持生命必须的能量及智慧。接下来,人类又持续以“阴阳平衡”为特征的元气相对持久维持心灵清静,提升道德素养。所谓“人不远道,道不远人”,以实现“我生存,众生亦生存;我自由,众生亦自由”,而实现人类生存(和谐秩序)良性循环。以此,体现出(宗教)信仰与(元气)修炼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天帝教化,启发智慧,清静自然,节制欲望,化解仇恨,宽恕博爱……
18、关于正、邪——天道循环,宇内没有绝对存在——“正、邪”只是概念上的划分和相对存在,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象征生命或者事物生长、化育及衰败、消亡自然规律的内在因素及表象存在,并且相互转化,对生命存在或事物运转发挥相互依存重要作用——现代科学证明有“正、反”物质同时存在。对生命体而言,正、邪有内外之分。并由于生命存在“有诞生必然有消亡”自然固有规律,邪气通常不同程度胜过正气,以邪气占主导,所谓“十人九邪”。这是任何生命包括人、神不可完全扭转的。只有发挥人、神做为主观能动性,修养补充先天元气,才有可能相对改观——人、神元气充足,代表其“道行”或者说“功力”高深,也就是说元气造化万物、所固有阴阳平衡“清静”的能量和灵性相对较大,大于人体内邪(气)与外邪(气)总和的能量及灵性,而使正气暂时胜过邪气,即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使生命体身心相对逍遥自由。以此,即便是神、更何况人唯有修持元气、超越“正、邪”才能相对持久实现身心自由,而摆脱或延缓正(神)转变为邪(魔)的生死轮回。
19、宗教对人类生存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由于人性弊端)人类在宗教信仰过程中始终不可避免存在“不求真而信,不务实而信,不全面而信”—— “迷信”及宗教异化变质问题。也就是说,迷信及异化不是宗教本质,而是宗教产生、传播、信仰过程不可避免的衍生品——有正信必然有迷信,有正统必然有异化,宗教必然存在某些不完善以及败坏声誉的诸多事例,或使宗教脱离“教化”内涵实质,仅存“教会”外在形式,产生“伪宗教”或不完善宗教,或严重发展到宗教对立面,产生所谓“邪教”——具有“精神鸦片”——欺骗性及伪科学性特征,极大伤害人类信仰情感及需求。以此,世界任何宗教都存在宗教本身的两大派系或者说两大属性:“正教”与“邪教”,中国神话作品《封神演义》所谓“阐教”与“截教”——其不是某一宗教称谓,而是宗教本身“正、邪”两大属性的相对概念,核心问题在于是否遵从大道真理。
20、宗教代表不同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世界宗教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信仰(宇宙)至尊的割裂认识与专制独断——“唯我信仰才是真神,唯我信仰才是最高”。同时,正是由于交流传播过程中“反客为主”的状况激化与挑起宗教冲突。
21、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只代表地域文明及相对真理)都不能独立解决世界问题。世界宗教和谐共处在于遵从道德文明:培本固元,扶正祛邪,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以己为本,以外为用,本用结合,和谐共存——体现出人类为同一“大道”所生、世界宗教和谐共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2、世界宗教“阐教”派系需要交流合作,条件成熟时召开“弘扬大道精神,树立宗教正信,共谋人类福祉”世界宗教大会,承担世界宗教和谐共处主导责任。
23、宗教信仰者以信仰与修炼的统一,人神沟通,道炁相融,追求自由而无时无刻不自由,消除愚昧而无时无刻不愚昧——永远是“道”的谦卑信仰、修炼者。
然而,当赵襄子事后要论功行赏时,却找不到了张孟谈,因为他再一次从容隐退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人们常说,做人要知进退。无疑,张孟谈就是一位知进退的通达智者。他两进两退,蕴藏着巨大的人生智慧。
为避免功高盖主而导致的悲剧,他果断选择了退出。为知遇之恩、国家之义,他又能主动出山解围。
进则功成名就,退则得以善终,张孟谈不愧为一代奇才。
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人唯有“知进退”,才能有所为。
“知进退”可以让我们避开不利的时空限制,在有利的时空中谋求发展,最终获得一个完满人生。
人生如棋,棋艺高超的人,能在进一步中扩大战果,也能在退一步中寻求生机。
能做到进退裕如,方是人生大境界。
《棋经》说道:“博弈之道,贵乎谨严。”
无论是下棋还是生活,最关键的便是:慎始慎终。
越是到了后面,越需要谨慎行事,很多人就是因为最后的“差一点”,而导致前功尽弃、满盘皆输。
人到迟暮之年,虽已看透世间浮沉,但也不可粗心大意。
此时,我们更需要:佛系放表面,谨慎刻心间。
唐朝名将郭子仪,曾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战功赫赫,因而得到皇帝的器重,被尊为“尚父”。
此时,郭子仪的功绩与威望可谓如日中天,但即便如此,他却从不居功自傲,依旧谨慎如初。
郭子仪是个心怀坦荡的人,每次朋友来府上拜见时,他从不让身边的姬妾们回避,唯独对卢杞是个例外。
有一次,郭子仪听说御史中丞卢杞来访,马上命令身边的姬妾们躲起来。
家人们对此很不理解,待卢杞走后,便问郭子仪说:“大人一向光风霁月,这次为什么要单单回避卢杞呢?”
郭子仪长叹一口气,说道:“卢杞这个人相貌古怪,且心胸险恶,他来访时我若让妇人们在场,看到他那副长相,肯定有人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样一来就闯下大祸了,此人一旦掌权,我一族人的生命就难保了。”
孙思邈历览前代医籍,以方书浩博,简册繁重,难于寻检。他根据自己在医药学上的研究和实践,删繁就简,编为《千金方》,“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之济,德踰于此”。(《千金要方序》)是书简易实用,可以救急,故曰《备急千金要方》。这部书包括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尤其注重对妇科、儿科疾病的治疗,所以把妇人方、少儿方列于全书之首。他又把晚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作为《千金要方》的补充,书中收载了当时所用药物八百余种,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炮制等不仅作了详细的记述,并且补充了许多治疗方法。孙思邈认为食物对养生、治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在《千金方》中特别列出《食治》一门,详细介绍了谷、肉、果、菜等食物疗病的作用。并注重饮食卫生,如主张“食欲数而少”(《千金要方•养性》),即多餐少吃,“熟嚼”,不吃陈腐的东西,食毕要嗽口,以及“食止,行数百步”(《摄养枕中方》),等等。他认为作医生的应当先了解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食治》)他说:“药、食两攻,则病勿逃矣。”(《千金翼方•养性》)还主张把药物与针灸结合起来治病,所谓“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千金翼方•针灸》),这是医学上提倡综合治疗法的先声。当然还应指出这些书里还夹杂一些鬼神迷信的糟粕,这正是作为道教徒的孙思邈的宗教世界观的局限性。
明正统《道藏》中所收医药类书籍自《黄帝内经素问》、《八十一难经》以及上述之《肘后方》、《千金方》等约二十部,但还有一些道教医籍如张三丰《仙传方》、赵宜真《济急仙方》、邵真人《青囊杂纂》、臞仙《寿域神方》等都未收入。总之,道教是重视医药的,虽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宗教上的求仙长生,但其内容包含有不少科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应该引起重视,加以发掘整理。
一、道教与医药
道教为了达到成仙长生的目的,首先得却病延年,而医药的作用也在治病、防病、延寿。所以,医药成为仙道修炼的重要方术之一,凡是学道求仙的人必须懂得医药,医药成为有知识的道教徒的必修功课。道教徒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成仙,长生不死。《抱朴子•对俗篇》说:“知上药之延命,故服其药以求仙。”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才用来治病。上药中的上上品就是道教的金丹大药,葛洪说九鼎神丹服之都可以成仙,如云:“九转之丹,服之一日得仙。”还丹“服之一刀圭,即白日升天。”(《抱朴子•金丹》)但是这种金丹是经不住实践检验的,历史上许多求仙心切的人,吃了金丹大药,不仅没有成仙,反而中毒死亡,不仅不能延年,反而短命。所以古诗上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历史上服丹而死的事例不少。唐朝诸帝,如宪宗、穆宗、武宗、宣宗都是服丹药中毒死的。①五代时南唐烈祖李昪使道士史守冲等炼金石为丹。李昪服金丹中毒,临死时给他的儿子齐王李璟说:“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视以为戒。”(《南唐书•烈祖本纪》)自宋以后炼外丹服食术求仙之风才日渐衰微。隋唐以前由于道士一直追求金丹妙药,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长生不死的“上药”,这种“上药”事实上是没有的,上药不可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寻可以延年益寿、治病养生的中、下药。为了服食,必须懂得医药,所以道教徒中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都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神农本草经》是战国、秦、汉以来药物知识的总结。这部书里就带有明显的方士和仙道的色彩。它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久服可以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中品药百二十种,可以抗御疾病,补虚弱。下品药百二十五种,可以除寒热邪气,破积聚。葛洪引《神农四经》说:“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羽毛,行厨立至。……中药养性(生),下药除病”。(《抱朴子•仙药》)可见上药就是修道求仙所追求的,这些药物大都出战国秦汉时方士所传,其中对好些药物都说:“不老神仙”,“长生不老”就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里就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四类书同列于方技略,正说明古代迷信与科学是互相杂糅混在一起的。在上品药物中列于首位的就是历代方士奉为仙丹妙药的丹砂。葛洪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抱朴子•仙药》)“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抱朴子•金丹》)葛洪在炼丹中做过这样的实验,把丹砂(HgS)加热离解出水银,水银和硫黄反应,加热升华,又生成丹砂。道士们不理解其中的化学反应,把它看得很神秘,视为仙丹,结果许多人服之中毒而死。李时珍批判道:“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本草纲目》卷九水银条)
葛洪(283-363年)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他“综练医术”,(《晋书》本传)是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医药方面的著作有《玉函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神仙服食药方》十卷,《黑发酒方》一卷等。他感到医药的方书卷帙烦重,加以选辑整理,编撰成《玉函方》一百卷。又将方便经验方编撰为《肘后要急方》,用以救急,便于携带,可以悬于肘后,故又名《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它包括传染病、慢性病、外科、眼科、小儿科及兽医等各方面。对各种病的起源、病状、治疗方法都有所叙述。如其中关于痘症(天花)流行和结核病的记述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记载。又提出用狂犬脑敷贴伤口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这也为后来科学证明狂犬脑里含有抗狂犬病毒的物质。《肘后方》经陶弘景增补为《肘后百一方》,“取佛书人有四大,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义名之” (《直斋书录解题》)。以后金代杨用道又取唐慎微《证类本草》中所附药方,加以增补,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足见这部书为历代医学家所重视。
陶弘景(456-536年)丹阳秣陵(江苏南京)人。弘景知识广博,是南朝著名的道教学者。史称其尤明“医术本草”。(《梁书》本传)他的医药学著作有《本草集注》,增补葛洪《肘后方》为《肘后百一方》,还有《药总诀》、《效验施用药方》、《集金丹黄白要方》、《服草木杂药法》、《灵方秘奥》等。
如上所述,由汉代结集的一部古代药典《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一分类法受炼丹方士的影响,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成仙,显然是不科学的。《本草》经过汉魏晋以来的历代传抄,字义残缺,品次错杂,弄得很混乱。陶弘景是精通药物学的,他在《本草》学上的贡献是:(一)整理了《神农本草》,陶弘景在《本草集注》中改变了把药物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他根据药物种类的不同分为玉石、草木、虫兽、米食、果、菜及有名未用七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三品法更科学、更明确一些。以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的分类都是在这基础上加以改进的。(二)根据汉魏晋以来几个世纪许多名医用药的经验加以提炼总结,于《神农本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之外,又增补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取名为《名医别录》,把《本草》中药物发展成七百三十种。(三)对药物的性能、形状、特征、产地都加以说明。对于一种药物有多种性能的,就以它主要的功能为本。中医在用药上本有君、臣、佐使的分别。但在《神农本草》中则以上品为君,中品为臣,下品为佐使,这种机械的划分显然是受了炼丹家方士的影响。陶弘景以药物主治之病来确其性能,如治黄疸病的药有茵陈、栀子等,祛风的用药有防风、防己、独活等。这是对《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四)在药物的配伍使用上,以主治之药为君,辅助的药物为臣、佐使,又根据人的老少、男女、身体的虚实以及各地的生活习惯、环境的不同进行辨证论治,发展了《本草》学。
隋唐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他隐于太白山,学道炼气,精于医药。著《备急千金方》三十卷、《千金翼方》三十卷。
果然不出郭子仪所料,这卢杞后来当上了宰相,并对曾经得罪过他的人大肆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