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唯有根本稳固，国家才会安宁。中国人强调民本，什么叫民本？整个的社会结构像一个金字塔，人民百姓是处在最基础、最根本的位置上，愈向上官位愈来愈高，但是人民百姓是基础、根本，所以强调民本是一点都没错的。《孟子》中有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虽然人民处在基础的地位，但是人民是根本，应该把人民看得最尊贵。“社稷次之”，这个“社”指土地神，“稷”指谷神。在古代都要祭祀土地神和谷神，所以经常用“社稷”代表国家。“君为轻”，强调君主是最轻的。这是古代贵民思想的代表。
在贾谊写的政论书《贾子》中也说：“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对于办理政事而言，人民是一切政事的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君主以人民为根本，官吏也是要以人民为根本。既然人民是根本，那么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安定，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事奉他们的君主就如同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有了忧困，人民就会为他感觉到忧伤；国君有了困难、有了危难，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反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样得低贱、不值钱，甚至还可以随意践踏、欺凌，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君主所使用。君主有什么忧困的，人民也不为他忧困，也就是说，不会为他分忧，更不会为他感到担心。国君有难，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汤蹈火。“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如果国君不能够使人民安乐，人民也不会为国君感到悲哀。国君有了困难的时候，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分忧。如果国君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人民也不会拼命地为国君效力。
可见，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老百姓的拥护，人君必须能够安其民，就是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把人民和自己视为是一体。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是一体，那国君自己有了困难、有了问题，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去效力、怎么会不为国君去分忧？齐桓公在位时，有一天，管仲和隰朋来求见。他们站了一会，就看到两只鸿雁从天边飞过。齐桓公很感慨地说：“你看那只鸿鹄，时而南飞，时而北飞，不管四方有多远，它想飞到哪就能飞到哪。现在有仲父来辅佐我，就像鸿鹄有了羽翼，就像渡大河有了舟楫。仲父不教导寡人一句话，给我一句适时的教诲吗？”可见，齐桓公确实很难得，能够主动求取教导。于是管仲就回答说：“我想君主您一定是想称霸天下，干一番大的事业吧？既然如此，就应该从根本上做起。”桓公就问：“何为根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齐国的老百姓就是您的根本。这些贤德之人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都是因为掌握了治国的规律，认识到了治国的根本，能够视民如伤、爱民如子，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孔子家语》中有一句话，唐太宗也经常引以为鉴，即“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唐太宗不仅仅经常学习这样的教诲，并且身体力行，还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导太子。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说：“我听说古人自古以来就重视胎教，我却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但是，我总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太子。自从他被立为太子之后，我总是在生活中给予他适时的引导。”譬如，在太子吃饭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唐太宗就说：“饭是农民通过辛勤的劳作才获得的。我们要役民以时，不要横征暴敛，才能够经常吃到这样好的饭。”看到太子骑马，就问：“你懂得马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说：“不知道。”太宗就说：“马可以帮人做很多事，替人代劳，但是不能够把马力使尽，这样才能经常有这样的马骑。”当太子去乘船的时候，唐太宗就问：“你懂得船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说：“不知道。”太宗说：“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像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把船颠覆。你以后要当皇帝了，对于这个道理不能够不小心警戒。”看到太子靠在一个弯曲的树上休息，太宗就问：“你懂得这棵树的道理吗？”太子又摇摇头：“不知道。”太宗就说：“你看这棵树虽然弯曲了，但是你如果用东西来校正它，它仍然可以做成直木来使用。君主虽然有的时候不务正业、不走正道，但是他只要听从臣下的劝谏，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唐太宗经常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样的道理来警诫自己，提醒太子，所以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句话中也可看到，中国古人之所以没有提出人权的观念，是因为古人有这样的民本思想，领导者、统治者都能够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即从政治上利民，从经济上富民，从文化上教民，并且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既要领导管理人民，还要像父母关爱儿女一样去关爱人民，除此之外还要身体力行，教导百姓做人、做事的正确原理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君主、领导者感恩戴德都来不及，还需要拿着人权去和君主讨价还价吗？有人误以为儒家文化是愚昧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实际上是没有深入《四书》等儒家经典所致。《大学》中就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孝经》中讲孝道时，首先讲的就是天子、诸侯的孝道，后面才是卿大夫、士人及老百姓的孝道。所以，领导者、统治者首先需要修身。而且四书五经里很少提到对老百姓的道德要求，基本都是对统治者、领导者的要求。告诉统治者、领导者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有威信的领导者，怎样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好。教育者和领导者先受教育，才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才没有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
所以儒家文化不是愚昧老百姓的精神鸦片，否则愚昧百姓怎么能愚昧两千多年？可见，现代人就是贡高我慢、自以为是，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都不如自己，实际上是妄自尊大，不知道古人智慧无量，这都是不读圣贤书，不肯虚心向古人学习所导致的。而今人的这种态度伤害的是古圣先贤吗？今人批判孔老夫子，批判周公，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影响，但是受害的是当代的中国人。中国如今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老人不被赡养，甚至打爹骂娘、儿女杀害父母的现象？为什么兄弟因为一点点财产就吵上法庭？此外，社会的离婚率、青少年的犯罪率也不断攀升，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文化自信，不再读圣贤书，不肯虚心向古圣先贤学习。这些乱象的产生其来有自。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谦虚、恭敬的心来学习圣贤经典，领会圣贤人的精神，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由此可见，中国现在之所以出现了一些人权问题，还被西方人指责为不讲人权，不是因为传统文化落后，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而是因为现在的中国人不再力行、学习传统的圣贤教诲，不再重视经典和伦理道德的教育了。领导者没有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身过程，就当了领导，不能起到君亲师的作用，不能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反而还利用职权盘剥属下。所以，看问题要看得深入，不要人云亦云，西方人指责我们不讲人权，我们也会认为自己的文化落后，从来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没有提出人权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式管理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层次。领导者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老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更不需要拿着人权去和他讨价还价。这才是中国古人没有提出人权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