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尊重推崇贤德的人，同时对于小人也不能完全舍弃。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里，“服”就是信服、佩服的意思。“直”指公平正直的人。“枉”就是邪曲不正直的人。鲁哀公来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够使百姓信服？怎样做才能够让人民对国君心服口服、拥戴国君？鲁哀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的鲁国长期以来由三家执政，就是孟孙氏、季孙氏还有叔孙氏三家大夫把持朝政，鲁国的国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这个时候鲁哀公很不得意，所以向孔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孔子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举直错诸枉”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东汉包咸的批注，他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也就是说，举荐正直之人并且任用他，而舍置邪枉自私之人，人们都能得到利益，这样自然会心悦诚服拥戴国君。相反，如果举用的都是邪曲不正、自私自利之人，而舍置了正直之人，人们深受其害，就会不服。这是一般的讲法。这个讲法告诉我们要举用正直之人，而不能够用自私自利、邪曲不正的人，要彻底把邪曲不正的人废置不用。另外一种讲法，这个“错诸”的“诸”是“之于”二字的合音字，“诸”的意思就是“之于”。譬如，我们说“反求诸己”，就是反求之于自己。所以“错诸”就是置之于、放置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正直之人举荐出来，放置在邪曲不正的人之上。也就是说，仍然用邪曲不正的小人，但是要把他放在君子之下，由君子来控制他、引导他、教育他，这样才不会对百姓造成大的伤害。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中说，“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他认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曲不正的、自私自利的人之上，这时人民仍然还是心悦诚服的；相反，如果把邪曲不正的人举荐出来，放在了正直的人之上，那么人民就会不服。
这个意思就是说，仍然要用小人，但是要把他放置在君子人之下，让他受制于在上的君子，不能够随意作恶，这样人民不会受到他的伤害，所以也会心悦诚服。这种讲法和孔子所提出的“尊贤而容众”的意思相合，就是既要尊重推崇贤德的人，同时对于小人也不能够完全舍弃，应该去宽容、引导、教育他。所以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是受了圣贤教诲的人，而另一个是没有受到良好的圣贤教诲熏陶的人。没有接受圣贤教诲，当受到社会不良环境影响时，久而久之就会把自己本有的善性给蒙蔽。
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我们做学问、提高德行的方法和途径，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是把自己放逸的心或是丢失了的心找回来罢了。正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我们要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信心。“举直错诸枉”这句话之所以意义重大，就是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在上位者的德行像风一样，在下位者、一般百姓的德行像草一样，“草上之风，必偃”，风向哪边吹，草自然就向哪边倒。所以举直，把公平正直的人举荐出来做领导，这是使国家得以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个“直”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正直之人？这个“直”，首先要以孝、廉为前提。在《论语》中记载，叶公来见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一个直人，这个直人叫躬，他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所谓的偷了别人家的羊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别人家的羊跑到他们家来了，他就顺便把这只羊占有了），结果他的儿子，就去作证自己的父亲盗了别人家的羊”。由此叶公认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直人，但是孔子听了之后却说：“我们乡里的直人与此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个直就在父子互为隐瞒之中。”所以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件事告诉我们，证明父亲攘羊，证明这个父亲以不合理的方法获取羊，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正直的事，但是实际上它却违背了人伦，违背了人之常情，违背了天理。因为父子有亲，是一种自然的亲情，是一种人之常情，父子之伦也被称为天伦，所谓天伦不是人为制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伦常大道。仁爱之心从哪里培养起来？仁爱之心的原点就是对父母的孝敬，所以仁爱之心是从对父母的爱心培养起来的。正如曾子所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躬去证明自己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这件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正直的，但是实际上却违背了天伦之理，所以其中必然有诈，实在是不可取。而父子互相隐瞒，这是一种天然的人之常情，出于天然的人伦大道。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看起来好像不正直，但是它的道理却是非常正直的。父子有亲是人的自然天性，只有顺着人的天性去教导，才能够把人教导好，这才是合情合理的教育。由此可见，古人在判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同时考虑三个因素，那就是是否合情、合理、合法，不仅仅要符合法律，还要符合天理、符合人情，这样才能够让人心服口服。法律背后的精神应该是天然的人伦之道。也就是说，法律的设置，都应该以帮助人达到父子有亲为目的，而非引导父子反目成仇。所以，“直”要以“孝”为前提，如果父子不相隐讳就会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当然，并不是说父亲做这样的事，儿子就可以怂恿、包庇他，而是说父亲做了这样的事，虽然错了，儿子有劝谏的义务，但是去揭发他、指正他的那个人不应该是儿子，因为这有损父子之亲。这就是讲“孝”是“直”的前提。刚才我们讲到“直”还要以“廉”为前提，这个“廉”就是指廉正、刚直不阿，所以“直”还有刚直的意思。在古代，开明的皇帝都喜欢任用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这样才能够使法律严明，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直”还有忠直的意思，所以能够犯颜直谏的人也被称为直人。在《吕氏春秋》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这句话就是说贤明的君主最看重的不是金银财富、土地等等，而是贤士。他之所以看重这些贤德的人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贤才能够犯颜直谏，当他们看到国家或管理团队出问题了，就会及时向上级领导者通报，甚至不惜个人安危。还有一种“直”，是正直。怎么样才能做到正直？只有学道才能够做到。《吕氏春秋》中说，君主都希望有忠臣，父亲都希望有孝子，作为臣子的也都希望能够得到高官厚禄，但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君主得不到忠臣、父亲得不到孝子、臣子得不到高官厚禄（臣子往往半途而废，锒铛入狱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礼义，而不知礼义的原因是因为欸没有人教导，没有人教导所以才不知道礼义。所以，古人特别尊崇讲道之人，重视那些宣讲道德礼义的人，尊师才能重道。现在为什么整个社会风气不是很好？就是因为整个社会对于宣讲道德礼义的人不尊重了，而特别尊重那些有权位的、有财富的人。如果有财富的人最受尊重，那么大家就会争相去赚钱。所以现在的大学生都以能够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为荣，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就是自己赚了多少钱。古人读书是为了成圣成贤，而今人读书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如果社会都以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作为成功的标志，那就会促使人们争先恐后地去赚钱，甚至还会为了获得财富而不择手段，出现笑贫不笑娼的现象。所以，现在为什么社会道德沦丧、为什么五伦关系都紊乱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正直之人，不能请他们教导百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古人重德不重财，现在人重财不重德。如果社会能够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到电视台、广播等媒体，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而且国家领导人带头来学习，那我们想一想，整个社会会兴起什么样的风气？普通民众一看国家领导人都来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内容，而且对那些宣讲道德的人、身体力行圣贤教诲的人如此敬重，那么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会兴起尊崇道德之风。清朝前期为什么能出现康乾盛世？就是因为皇帝能够亲自礼请儒释道的大德到宫廷里去讲经，甚至把他们聘为国师，皇帝带着文武百官亲自来听他们讲经，且对这些儒释道的大德以尊师之礼来崇敬，如此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兴起了道德教化之风，所以才有了盛世的出现。历史上新朝创立后，三、五年的时间就可以把社会从乱世变成治世。其原因就在于有礼乐的教育，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我们要善于向古人学习，特别是要懂得利用现代发达的网络、广播、电视、媒体等工具，来宣讲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相信不出一两年就可以使社会风气大为改观。以上讲的是要用正直之人。这几个标准都是提醒领导者，在选人、用人的时候，应该怎样去选人，应该任用什么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