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及其前提问题
【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这句话实际上讲的是高薪养廉的必要性及其前提问题。意思是说，如果知道提倡清廉，而不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官员就会形成欺诈和贪污腐败的风气；如果懂得增加俸禄，而不知道怎样减少官吏，财力就会空虚不足；如果知道减少官吏，而不懂得如何使他们发挥能力，事情就会繁多而显得职位短缺。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大家一直在热议一个话题，那就是高薪对于养廉是否必要。古人认为，从国家招揽人才的角度而言，对于真正的人才，除了要提供给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发挥他们的能力之外，使他们富裕起来、受到尊重，并且给予良好的荣誉，也是十分必要的。《群书治要·墨子》中说，治理国家的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口众多、民心安定，但是却难以达到这一目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治理国家的人不能够以“尚贤使能”为原则来办理政治。他们没有认识到国家贤良之士愈多、社会风气就会愈淳厚的道理。所以，领导者办理政事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得到众多的贤才。但是怎样才能得到众多的贤才呢？道理很简单，就像想让国家善于驾车、善于射箭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让这些人富裕起来、受到尊重，并且得到很好的声誉一样，想要获得贤才，那就要使贤德之人富裕起来、受到人们的尊重爱戴，让他们处于高贵的地位、受到赞誉。这样，崇尚道德的风气就会兴起，国家的贤德之士也就会愈聚愈多。所以，古代的圣王治理国家都奉行这样一句话，那就是不让不义的人富裕，不让不义的人尊贵，不亲爱不义之人，不接近不义之人。关于有没有必要给官员很高的俸禄这一点，《群书治要·傅子》中也说：“凡欲为治者，无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犹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洁也。”凡是想治理好国家的人，谁不希望官员个个廉洁？但是不知道怎样使官吏廉洁，而一味地要求官吏廉洁，这就好比是搅浑了水源，却希望水流很清洁一样。
后面还做了一个比喻：即使举用像伯夷、叔齐这样廉洁的人做事，但是给他们的俸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工资奖金）却很微薄，他们既不能够养活自己，也难以奉养家人，结果也必然会违反禁制，以公权谋取私利。从孝道的角度而言，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骨肉之道不能亏失，他们还要赡养父母、妻子、儿女，但是从国家法制的角度出发，若以公权营取私利则触犯刑法，要受到处罚，这样就会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境地，久而久之就会对君主滋生怨恨。怨恨心一产生，仁义的正理也就隐匿不彰了。《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对这种情况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对于俸禄微薄的官员而言，希求他们奉公执法，就如同“渴马守水”、“饿犬护肉”一样困难，就像让饥渴的马去守护水源、让饥饿的狗去看护肥肉，想让它们不越雷池，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世间有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品格高尚的人，但百中难觅其一。圣王明白仅凭道德修养的约束，不能够使所有的官员都洁身自好，所以，会给予官员丰厚的俸禄，以防止其产生不必要的贪心。贪心止住了，为官者便不会与百姓争利。譬如历史上的晏子，在做宰相的时候，俸禄足够养活五百家的人口。也就是说，在俸禄丰厚的条件下，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因为他连自己的俸禄都花费不了，又怎会为贪取更多的钱财而甘冒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国君想让官员竭忠尽力、心无旁骛，首先就要解决他们经济上的后顾之忧。《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也提到，假如官吏的俸禄很厚重，他们靠俸禄便可以奉养自己，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与民争利了。“无求于民，奸宄息矣”，如果对人民无所求，作奸犯科的事情就不会产生。而且在生活条件优渥的情况下，官员一旦贪污受贿，就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不仅会失去高官厚禄、尊严脸面甚至还会锒铛入狱，性命不保，利弊权衡，得不偿失，所以官员也就不会轻易地以权谋私、去搞权钱交易了。所以说“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禄者，则欺而浊。但是，下面接着讲道：“知重其禄，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则竭而不足”。如果仅仅懂得增加官员的俸禄，但是却不知道精减官员的数量，那么就会使国家财政的负担过重，导致入不敷出、国库空虚。所以，还必须“少其吏”，也就是精减官员的数量。因为如果官员的人数太多，很多官员人浮于事，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提高他们的俸禄，人民的负担就会加重，自然也就对高薪养廉的措施产生不满。所以，要增加官员的俸禄，前提必须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使官员与职位相称。即便如此，还是不行，后面又讲道：“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尽其力者，则事繁而职阙”。如果仅仅知道增加官员的俸禄，也知道精减职位、减少官吏，但是却不懂得如何使官员竭尽全力地尽好本分，也会出现问题。
换句话说，官员的数量减少了、待遇提高了，但如果不能竭尽全力、竭忠尽智，那就会显得事情繁多而职位短缺。所以，在提高待遇、精简机构、减少官员数目的基础上，还要提高官员的责任感，要让他们“尽其力”、竭尽全力、负责尽职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样才不致于显得事情繁多而人手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