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猜忌心过重，即使有好的建议也不能被接受。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能通达天下人心意的，最重要的在于大公无私。而能做到大公无私，最重要的是没有猜忌之心，念念想着利益天下人民。“能通天下之志者”，这个“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心里的愿望、心意。天下人的心愿是什么？那就是希求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国君有公心，能够感知老百姓人生、家庭的需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办理政治。“莫大乎至公”，“至公”就是极其公平。能够极其公平，就能够和天下人同心。而能做到极其公平，这里边有一个重点、有一个关键，“要”就是重点、关键的意思。这个重点、关键就是自身没有猜忌的心、没有嫉妒之心。国君治理天下，不可能一个人治理，一定要任用一些干部、臣子，所以怎样领导整个朝廷的臣子就显得十分重要。如果国君有嫉妒心，就不可能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有猜忌心，臣子也不敢对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要有公心，要想利益天下的人，还要从君主自身的修身做起、从格物做起，否则的话，国君的嫉妒心、猜忌心一旦生起来，天下就不可能治理得好，自然也不可能感召到志士仁人来效忠辅佐。唐太宗为什么能够成就“贞观之治”一代盛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赏识、重用、信任魏徵等大臣，这些大臣虽然德才、能力都超过唐太宗，但是唐太宗能够知人善任、用之不疑。与唐太宗这样的贤明君主相比，历史上其他的昏君暗主，对待像范仲淹这样的圣哲人，不是弃之不用，就是贬到他方，甚至有的还会诛杀赐死，这都是因为君王有猜忌之心、忌妒之心所致。“唯至公，故近者安焉，远者归焉”，只有君主没有私心，念念想着利益天下的苍生，身边的人才会安定，因为他们知道君主不会嫉妒、猜疑自己，甚至还会重用自己，听从自己的谏言；远方的人也才会归附，因为君主能够任用公正的人。“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是非曲直都有正确的标准，所以能够赢得天下人的信任。“唯无忌心，故进者自尽，而退不怀疑，其道泰然，浸润之谮，不敢干也”，君主唯有做到没有忌妒心、猜忌之心，才能使得进谏的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用害怕因为自己的言语过于耿直而被降罪。进谏完离开后，也不用害怕别人背后说坏话。这样一来，小人不敢进谗言，君主治国的大道就能安定。“浸润之谮，不敢干也”，就是谗言、流言蜚语都不能够冒犯。《虞书》中讲道，“辟四门，则天下之人辐凑其庭矣”，这是说古圣先王在世的时候，能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天下之人会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为君主治国提建议。
“明四目，则天下之人乐为之视矣；达四聪，则天下之人乐为之听矣。”因为君主能够广泛接纳众人的意见，所以众人很乐意将所看的、所听的上报给君主，君主虚心接受，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样就能够实现政通人和，下情而上达。“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江海之所以能够汇聚各种各样的河流，就是因为它能够低下、谦卑。君王善于听取众人的意见，这样，很多重要的情况、好的谏言就能够被接受，就好像河流能够汇入江海，不会被截断。“苟有所逆，众流之不至者多矣”，假如河道阻塞，不流入江海的河流就会增多。同样，如果君主有猜疑之心，不好纳谏，那么，很多好的建议也就不能够被接受。
“众流不至者多，则无以成其深矣”，很多的河流都不汇入江海，就不能够成就江海的深广。“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假如国君有为公的心，那么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制定出来的政策制度，一定也是符合公平、公道。下面举了一些例子：“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尧舜黜之”，丹朱是尧帝的儿子，商均是舜王的儿子，因为他们不够贤德，所以尧舜没有选择他们接替自己的位置，而是选了贤德之人，譬如尧推选了舜，舜选用了禹，让天下之人得到明君。这都是出于公心做出的举动。“管叔、蔡叔，弟也，为恶，周公诛之”，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弟弟，作乱为恶，对天下安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出于公心，就把二人诛杀了。“苟不善，虽子弟不赦”，如果真的做了不善的事情，即使是自己的至亲，也不能够用私心去纵容、赦免他们。
“鲧乱政，舜殛之”，大禹的父亲鲧，因为败乱国事，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责任，所以被舜王杀死了。
“禹圣明，举用之”，但是鲧的儿子大禹却很会治理朝政，非常圣明，曾经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舜王对他不但没有嫌隙，反而仍然重用他。
“戮其父而授其子，则于天下无所忌矣”。舜王出于公心，虽然杀死了禹的父亲，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弃用贤明的禹，仍然将天下之主的位置传给了他，此举使得天下的百姓无所猜忌。正因为尧舜周公出于公心，做出公正的行为，天下的人才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所以，君王不怀疑大臣，臣子和老百姓也不怀疑君王，整个天下人与人之间非常信任，没有猜忌之心，这时候天下就能治理好，人民也会非常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