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教加耐心,就是能够把人教好的秘诀所在。


二百一十一:
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
这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五《崔寔政论》。

上位者怎么做,下位者就会起而效法,跟着怎么做,这样就称为教化。这是告诉我们怎样去教,才能使道德教育起到效果、深入人心。


《说文解字》对“教”下了一个定义,“上所施,下所效也”,这句话把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揭示出来了。“教”,在古代的写法是:左边的上面一个“〤”,下面是一个一模一样的“〤”,再下面是一个儿子的“子”,右边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左边上面这个“〤”,是父母、老师、领导所画,下面一个一模一样的“〤”,是儿女、学生、下属所画,这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是身教胜于言教;而右边一个手拿着一个柳条,是告诉我们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地耳提面命、经常提醒的过程。所以,身教加耐心,就是能够把人教好的秘诀所在。

一个人习气的养成不是一天、两天的结果,所以也不能指望他学了一两天的《弟子规》甚至一两周、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能够把行为扭转,而是需要长期熏修,而且更重要的是做父母的要给儿女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首先都要符合《弟子规》的要求。

道德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授不同,它不是靠言语的说教,而是靠教育者的身教来带动的。所以孔子强调“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领导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有何难处?如果领导者不能端正自身,又怎么能够端正别人?

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为政之要,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把道德教育变成了说教,认为只有下属、子女、普通百姓需要教育,而领导者、教育者不需要受教育,以为他们的道德已经很高尚了,然而事实上,最需要受教育的恰恰就是领导者和教育者。

古人说“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领导者、教育者如果只是用言语来教导,自己却做不到,对方就会起争执,甚至有逆反,说“你都做不到,有什么资格说我?”即便屡次下命令,他也不会服从。反之,如果领导者、教育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无需言语,下属百姓也会自然跟从、受教。

《中庸》中说,做学问,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还有一个“笃行之”。如果没有“笃行之”,做不到知行合一,圣学也很难入门。
所以,如果在我们面前放着一个天平,一边放上《弟子规》,另一边放上《四库全书》,两边的分量其实是相等的,因为《四库全书》代表的是知,而《弟子规》代表的是行,即便我们读得懂《四库全书》、把《四书》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如果连《弟子规》都做不到,那也不是真知,只是自以为知,还不如老老实实将《弟子规》落实到生活中,对我们做人更管用。因此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知行合一,并不是谈玄说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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