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不是理想，通过教育是可以达到的。
【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古圣先王明白顺从人性的教育可以感化人民。可见，古圣先贤对于教育非常地有信心，认为人是可以教得好的，也认为社会和谐不是理想，而是可以达到的，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很多的盛世，就是由于推行圣贤教育所成就的。那么，圣贤教育所达致的结果，古代可以，当今是否同样可以？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教。
后边说：“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这就是说，领导者要率先实行博爱，人民受到影响，就不会发生遗弃自己亲人的事情，所以上行下效非常重要。“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向人民宣讲仁义道德，人民受到感发，就会起而效法实行。这就是说，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德义”，让人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荣、什么是耻。加注中说，“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上面的领导者如果都喜欢德义，那么老百姓就没有不服从效法的。
《礼记》中也说，“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下级事奉上级，并不是看他所下达的命令，而是看他的行动。上面的人如果喜欢某一个东西，那么下面的人只会比他（上面的人）更加喜欢。所以，上级领导所喜好或所厌恶的事物就不可以不谨慎，因为他们是人民的表率。可见，领导者如果真的希望社会风气好转、真的希望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地提升，那就应该自己率先垂范，自己首先接受伦理道德教育、学习传统文化，然后把学习听课、身体力行的音像通过广播、电视大加宣扬，大众看到后才会起而效仿，整个社会也才会真正形成重视伦理道德、重视传统文化的风气。“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领导者如果自己能先做到敬让，那么老百姓也就不好意思彼此去争夺、争讼。“若文王敬让于朝，虞、芮推畔于野。上行之，则下效法之”。
在历史上，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畔的界限争执不决。他们听说西伯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于是就想让西伯昌来为他们裁定。但是他们来到周地后，看到周人在耕田的时候互相推让边界、走路的时候互相让路；到了周的都邑，看到男女各走各的路，老人不用自己背着东西在路上行走，旁边有年轻人帮忙照顾；到了周的朝廷，看到文武官员个个彬彬有礼，士让大夫，大夫让卿，彼此都是互相谦让、有礼有节。所以，正是看到这些，两国的国君才非常惭愧，于是也不好意思再找西伯昌评理，就惭愧地回去了。周文王自己首先是个仁人君子，能够做到谦恭敬让，上行下效，结果才不仅仅感化了自己的百姓，还让虞、芮的国君受到了感化。“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在中国古代，明君贤王都是以礼乐来治国，像《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就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是因为礼乐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及以此来达到社会和谐秩序至关重要。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们源于天地自然的和谐与秩序，如《礼记·乐记》中所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首先看这个“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模仿天地自然秩序而来的。天上的日月星辰运转不悖，地上的山海平原高下相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循环不息，这是天地自然的秩序，也是“礼”的来源。“礼”模仿天地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秩序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这五伦之中，有两伦（即父子、长幼）是天伦，即天然的伦理关系。这些秩序都是出于自然，不能悖乱。所以圣人制礼，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五伦关系，保持人的尊严，进而作为修道的基础。《大学》里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学习儒学就是要以修道为主，修道必须要修定，也就是要保持定力；而要修定，就必须首先使行为有秩序，不仅五伦关系处理不能够紊乱，甚至于面对一切事物都不能够错乱，即使摆放书籍、文具、日常用品，也都要放置在固定的地方，这样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才可以随手拿取。修道人，就是要能够养成不乱的习惯，渐渐地能够做到心里归于纯一，久而久之，定功、道力自然就有了，如此，就算遇到大事，也能够镇定处理，即使到了生死关头，也不致于手忙脚乱。儒家的礼教、“礼”的教育，无论上智、中人、下愚哪一等人，都能学，也都必须学。学到一分便有一分的受用，学到十分便有十分的受用，学到圆满就能成就大道、成为圣人。正因为“礼”对于做人至关重要，所以孔子特别注重礼教。但由于某些原因，过去有些人以小疵而妨大美，批评礼教、反对礼教，说礼教怎么怎么不好，甚至还阻止一般人学礼，结果有不少人受到影响，对礼教产生了误解偏见，其实这些人并不懂礼、不理解礼的深义、更不知道礼的用处，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有志学儒的人，不应该人云亦云、听些歪理邪说，而应该以圣贤为师、以经典为师，接受圣人的教化，树立正确的知见，不仅自己学，还要劝人学，成己成物，这样才能够为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献一份力量。“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是说，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仿真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有意义、可取的，所以作乐应该以追求和谐为目的。而且中国古人认为，音乐不仅能够反映人的情绪、情感，还能够塑造人的性格，原因就在于它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对人的心性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上可见，“礼”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乐”则能普遍地在人们中间建立一种平和的气氛，所以古代的礼乐教育能够促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要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崇尚什么、喜好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而且国家对崇尚的要加以鼓励、加以激励，对于反对的、禁止的要加以惩罚，这样，老百姓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就不会、也不敢去违犯禁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