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是我们本性本有的
【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墨（墨作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人们不懂得礼义，国家即使有法律也无法实行。法律虽然能够将不孝之人处死，却不能使人效法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虽然能够对盗窃之人处以刑罚，却不能使人像伯夷那样清正廉洁。现在人们强调要健全法制，完善监督机制，这很必要。但是人们也要认识到，“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不懂得礼义，即使国家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督机制，也无法有效地实行。为什么呢？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实施者的角度而言，法律、监督机制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所以，如果人“不知礼义”，也就是制定和实施法制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就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即使能够制定出公平合理的法律，如果执法者没有公正的美德，也不可能将合理的制度实施到位。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纳德·汉德说：“我总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求助于宪法、法律、法院、法官来实现公平和正义。我反复告诫人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如果公平正义在人们的心中死去，宪法、法律、法院、法官谁也救不了他。”也就是说，如果整个社会丧失了公平正义的美德，法官因为一方的贿赂，就偏袒于他；因为一个人是权贵，就减轻他的刑罚，甚至免除刑罚。就会导致即使社会拥有公平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成为一些人更加隐蔽地腐败、受贿的保护伞。所以在《群书治要·傅子》中说：“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应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但并不是拥有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天下大治，还必须要有“良佐”，就是好的辅佐大臣，要有能够推行好的制度的圣贤君子。这句话虽然很简单，却透彻地指出此二者之间的关系。要实现社会的治理，拥有好的制度很重要，必须顺应好的制度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但仅有好的制度尚且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有圣贤君子来推行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社会大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大量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归根结底就是执行法律的人没有公正的美德。所以从实施法律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人不知礼义，法律也无法得以正确有效地实施。另一方面，从被实施者，就是广大民众的角度来看，如果民众不知礼义，实施法律也无法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是这句话中所说的，法律可以杀掉不孝之人，却培养不出一个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行为。古代的法律是与道德教育相配合的。中国古人认为孝道最重要，所以法律鼓励人们尽孝，而惩罚那些不孝的人，所以《孝经》中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代的法律中，对于不孝父母，譬如打骂父母、打骂祖父母的人，按律都当斩。虽然通过法律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怎能培养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呢？子路侍奉父母，可以说做到了父母在时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过世后，竭尽自己的哀思，念念不忘父母的恩德。这是子路的孝。再如闵子骞、曾子的孝，就更加感人。所以，法律能够杀不孝的人，却培养不出像孔子，还有孔子的这些弟子这样，德行高尚的人。
孔子培养的学生有三千人，都能做到在家孝养父母，出外恭敬长上，说出的话能成为人们依循的规则，行为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这是因为畏惧法律吗？并不是，这是道德教化的结果。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个贤人，都是君子、圣贤，说明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接受怎样的教育，就成为怎样的人。孔子的弟子接受的是孔子君子圣贤的教育，所以他们自然而然成为君子圣贤。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在小偷的团队中，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小偷；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恐怖分子的团队中，他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恐怖分子。所以教化特别重要。圣贤人并不是高不可攀，不是自己不可企及的。圣贤其实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显发出来，就是圣贤人的样子，圣贤是人们本性本有的。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连成圣成贤的志向都不确立，那么成圣成贤确实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如果立志成圣成贤，而圣贤又是人们本性本有的特点，那么“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即使一个人的习气再重，但是习气都不是本性本有的，都可以克服。圣贤是人们的本性本有的，只要想成圣成贤，最终就可以达到圣贤的境界，所以不能自暴自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