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活着,上海一家三口人的惊人奋斗史,感动了无数人
1996-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创富士电视台历史记录,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
一名普通的日本大学生意外地“发现”了它后。投资帮助《含泪活着》走进电影院。上映后,几乎场场爆满,影院大厅里,《含泪活着》影片海报旁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含着泪看完《含泪活着》,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影片!
无论是谁,看了这部作品,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咬紧牙关的坚强父亲,是真正男人。
片中有许多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盼主人公一家幸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三口之家?
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让这么多日本人为之感动?
不夸张的说,他的人生简直是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
在最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他赶上了3年自然灾害,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最该读书的年纪,他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离开上海去了安徽的一个山沟沟里,每天干超过10小时的农活。
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他白天要工作,几乎每晚都在单位的夜校度过,文化课从初中补习到高中。他只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年龄过大,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接纳他。
于是,他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只能付诸东流。
他卑微地在食堂做一名炊事员,靠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
直到1989年,这年他35岁,黑暗的人生似乎终于开始被幸运女神眷顾——他花5毛钱买到了一份日本高校的招生资料。
他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渴望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妻子也全力支持他。
于是,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42万日元,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15年的工资。
他像一个狂热的赌徒一样,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押注在了那个“街上到处捡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发达国家日本。
他相信,到那里留学镀金,毕业回国后会有更好的发展;他相信,他将来可以赚到很多钱,给家庭闯出一条路。
像他这样努力奋斗的人,到了这里,本该是一个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故事。
只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最终,他没能衣锦还乡,而是当了15年的黑工。
然后,他用15年打黑工的钱,把女儿送去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本硕博8年,如今一家3口定居美国。
他们一家三口,用15年,两代人的奋斗改变了命运。
这个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并震撼了整个日本。
在群众的呼声中,纪录片在整个日本院线上映。深夜11点座无虚席,播放结束皆是满场掌声,热度甚至超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
在高自杀率的日本,很多人看完影片后,嘲笑想要自杀的自己真的好矫情。
这个片子里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特效艺术,只是一个三口之家最质朴和真实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对生活充满迷茫,充满抱怨;如果你对爱情的真谛充满疑惑;如果你对父母有种种不解...我想,如果只去一个地方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一定是这部90分钟的纪录片——《含泪活着》。
01
1989年6月12日,上海虹桥机场,一对夫妇在依依惜别。
男的叫丁尚彪,女的叫陈忻星,他们还有一个刚读五年级的女儿。几小时后,丁尚彪将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
这一趟,他几乎没有任何退路。
几个月前,他因为要办去日本的护照,和单位领导起了争执。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拿了3个月的工资,补上了在原单位的夜校培训费,彻底丢了工作。
而两个月前,为了凑足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他和妻子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两个月,终于凑够了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1989年的上海,这相当于他和妻子15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额。
他将从连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购买的上海,降落在那个遍地是“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日本。
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这是他梦想中的热土,可以学习改变命运,还可以打工还清债务。
他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
妻子陈忻星也相信,流着泪送他离开,依依不舍却满怀希望。
几个小时后,丁尚彪降落了。
他梦想中的热土——北海道阿寒町,却满目荒凉。
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没错,去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偏远地区。
年轻人大量流失,这里人口凋零。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生活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城市。
抱着这样的想法,日本政府决定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到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
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
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
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
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
没有任何退路。
被“骗”的丁尚彪决定,逃离阿寒町,转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
第一次跑,被抓了回来;第二次,被抓了回来;第三次......
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人心惶惶。
1994年丁尚彪回到“逃亡”的起点站钏路火车站
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以称为苦难。
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终于成功逃脱。
他们辗转几小时,赶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
丁尚彪,终于逃出生天了。
理想是一位丰满的女神,但东京的现实,比阿寒町还要骨感。
在阿寒町,虽然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
逃到东京的丁尚彪,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奇葩说》里马薇薇说:“人生最痛苦的选择,是两个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更能背负哪种错带给我们的代价。”
此刻的丁尚彪正面临着人生最痛苦的两个选择:向左被遣送回国,用一辈子打工还债,被亲戚笑话;向右留在日本,成为“黑户”。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未来15年人生的决定——留在日本。
他决定,把他功成名就和改变家族命运的梦想,交给她的女儿。
而他来当这架梯子——还债,挣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钱。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当时在日本刷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丁尚彪在上海一个月的工资。
在这里是黑户,回家也是底层,不如先赚钱,哪天被抓了再说。
02
丁尚彪租了一个靠近铁路的最便宜的一居室,老式的木制阁楼,没有卫生间。
窄窄的屋里,唯一的装饰,是女儿10岁时的照片。
女儿名叫丁晽,寓意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老丁把上学改变家庭命运形容为一场“接力赛”。
现在棒交接到他手里,他想尽力跑得远一些,“让女儿可以轻松跑下去”——意味着,他要靠打黑工赚钱,支付女儿的留学梦。
丁尚彪在日本语言不通,但他打了三份工。
只能白天在工厂做基础的工作,晚上到餐馆里刷碗,周末就去做清洁工作。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等到工作结束,已是深夜12点。
连末班车都错过了,他只沿着铁轨,步行回到住处。
回到家里,他还要做饭。
他每天吃的饭是前一天买的最便宜的菜,晚上做好之后,吃一半,剩下的留着做第二天的午餐。
上厕所,是楼下的公共卫生间。
深更半夜,澡堂子早就关门了。再说了,丁尚彪也舍不得花钱洗澡。
他就在厨房里,拿个塑料袋围起来洗,这样不会漏水到楼下。
住在铁轨边,火车时不时就轰隆隆的响,轻度睡眠的人根本睡不好。
但是,起床-吃饭-上班-睡觉,这样的日子,丁尚彪一过就是8年。
家里都劝他回去,但是丁尚彪是黑户,离开了就再别想回去。
面对固执的丁尚彪,妻子也怀疑他在日本“有人”了。
丁尚彪解释说,“钱都寄回家里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的确,丁尚彪8年没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休息日,都是“汇款日”,8年的积蓄,除却简单的日常开销,悉数寄回了上海。
丁尚彪如此,但是远在上海的家人,过得也并不容易。
他寄回上海的钱,妻子陈忻星除了还债,剩下的都存了起来。
8年来,陈忻星和女儿丁晽,靠着她在针织厂微薄的工资艰难过活。
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