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足宝顶山石窟，每日迎来送往众多观光者。自2008年5月开始，她再度吸引人们眼球，更令文物界关注，直至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搜索词。所有这些都与大足石刻的标志造像——千手观音修复密切相连。
在官方语境中，这次大规模修复被称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在文物专家认识里，她是“百年难遇一次”的挑战和机遇；在当地人心坎上，她承载者过去的记忆与
当下的期盼。2011年4月18日，“国际古迹遗址日”中国地区主会场选定在大足。同一天，大足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此时，距离这项工程的前期勘察研究已经过去了两年零九月。“这是非常的难！不是一般的难”约见詹长法的时间一再更改。作为文物保护与修复专家，他不仅是此次修复工程的总指挥，也负责着其他项目。忙碌时，他连吃午饭都免掉了。面对大足千手观音造像修复，詹长法一再强调着工程的复杂与难度。历经近三年的前期勘察研究，这尊八十八平方米的观音造像，其自身至少带有了三大困扰：集彩绘、贴金、漆层、石质于一体的复杂集合体，三十四种复合病害，病害在形式上的立体与平面交织。“说实话，修复她，这是非常的难！不是一般的难！”三年后的今天，詹长法仍这样表述着。在文物保护界，通常将一千年视为一尊石刻文物能否继续留存的分水岭。早已八百多岁的大足千手观音，自身已被多重“病困”缠绕，重庆地区高温高湿、多酸雨的气候更是催化着她的消亡。实际上，早在2001年，相关文物保护部门就
意识到大足千手观音生存的岌岌可危。不少专业队伍随即陆陆续续进驻现场，展开研究性质或实验性质的现场检测，一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就曾拿大足千手观音金箔的病害机理研究做课题。研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没有形成一套修复措施，修复行为的展开更是无从下手。“在研究的关联性和有效性方面，之前所作的的确不像现在注重综合与多学科交叉。”詹长法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前人对水文地质、岩石性质等方面的关注已经很多，但缺少对环境影响、维修材料选择、工艺等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未能将二十一世纪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与保护理念发展相结合的结果。面对中国文物界如此大的动作，自然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五月底，我刚从欧洲回来。就修复中遇到的问题，与西方文物保护与修复界的同行也探讨过，他们多半表示无可奈何。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千手观音是西方所没有的，缺少了实物，也就没有了可比性。”“当然，在一些认识层面，如多学科交叉互动、科学精神，是值得我们把握的。” “拿来主义”在这次修复过程中寸步难行。具体修复颇为波折，走过了多次摸索与试探，仅用于加固岩体和金箔的材料选定就经过了重重波折。2008年8月对千手观音造像的研究表明，石质、金箔及彩绘病害分别占千手观音展开面积的5.56%、66.84%、40.92%。 “当时，我们请来了敦煌研究院的段修业老师。他在敦煌做壁画修复四十多年了，非常有经验，在国内外都是高手。”一开始，段修业采用的是修壁画的操作规程，将加固回帖材料锁定在牛胶。用于敦煌和西藏壁画修复的方法，最终难以在大足潮湿的环境下立足，白色的细绒毛长满了加固后的部位。原本用于固定的粘合剂，最终成为滋养霉菌的温床。在其后的两年时间，敦煌研究院和兰州一家化学研究所共同研制出一种纤维素砂岩加固材料，较好的耐水性避免了霉菌的生长，加固效果非常的好，但用作贴金箔的材料，却表现出牢固程度不够的性质。2008年底至2009年初，由财政部支持的川渝地区贴金彩绘石刻造像艺术调研启动。以詹长法为首的研究人员在其存在的六处展开调研，也从民间老艺人手中看到传统大漆工艺的鲜活存在。“大漆是世界公认的‘涂料之王’，有着极好的耐酸性。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常会看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漆皮都保存的非常好。”这并不是说对大漆的选择可以一劳永逸。当大漆涂覆在修补好的岩体基层，一定要避免使用碱性地仗（建筑上油漆前，在构件上面分层刮抹特殊涂层），否则对碱非常敏感的大漆会发生系列反应，导致金箔的起夹、翘起失去黏性，甚至脱落。 ”从我们的跟踪监测结果看，目前我们对材料的选定还是比较放心的。”
抢救下的三重突破如果你足够的细心，定会从“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这个完整命名中发现一些端倪。在文物保护与修复行业，一个项目工程被定义为“抢救”，意味着速度，要快，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让参与者来斟酌。但随之伴生而来的是政策、物力、人力方面的一路绿灯。作为此次修复项目的承办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作为合作方，并与中国地质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余家国内重点高校共同研究。项目跨越了地质、信息技术、环境、材料、物理、化学等多学科。至于经费，国家文物局拨付了四千多万。“这样的支持力度，在国内也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像千手观音这样一个单体，虽体积大些，还并不是一个石窟寺。”詹长法这样讲。如今，已经过去近三年的时间，大足千手观音造像的前期研究也告一段落。“面对千手观音如此大面积的不可移动石质文物，项目组尝试大面积运用工业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激光拉曼光谱等国际先进的调查和检测方法，为下阶段展开全面修复提供着精确依据。”令詹长法感到欣慰的，则是此次研究中获得的三重突破。这尊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4——1252）的造像，历史上曾历经八次贴金，依据记载，最近的一次也是在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相异于历史上的贴金技艺，此次选用了将旧金箔回帖的方法。“当然，从经济学角度看，旧金箔的利用率只能达到百分之五十，不足以支撑修复所需的总量。”然而，残破的金箔，是历史遗留信息的载体，更是用古朴的色彩，表达现在人对历史的尊重。 与旧金箔回帖并生而出的，是金箔层位关系的梳理。除去主尊及四位协侍佛像身上贴着的八层金箔，大多数部位以四层居多。或许有人不禁而问，薄如蝉翼的金箔是如何被层层细致地区分？这与之前的修复工艺及修复观念有着必然关系。古代匠人仅将老一层金箔做了简单的清理，直接就刷大漆，贴新金箔。历经百年后，大漆的老化、
烧香带来的烟熏火燎等为如今的再次利用注定带来了便利。“四层金箔，每层保留的状况不一样。”詹长法告诉记者。“暴露在空气中的这层，是不能用了。黏在胎底的最底层保存效果应该不错，基本保证能用，我们就坚决固守这一层。如果其他部位底层上的金箔缺失，自然可以用中间夹着的两层来补贴。”“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想要再看这历史保存下的金箔层位关系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这样做，为的是将真正的历史的‘原装’，也就是历史上金箔粘贴的最早节点呈现出来。”此外，在信息留存方面，运用五类以上不同功能的三维扫描仪，为千手观音整体及细致到每处的手指、法器，都构建出精细比例的模型。而这项工作，却被工作人员形容为，“国内文物信息留存花费最多，在短期难以看不出效。”“但从长远看，为未来研究留下了一大笔数据。我们感到十分欣慰。”詹长法点头而言。 “要么真是历史的罪人，要么真是历史的遗憾”即使在修复工程刚启动没多久的今天，不少人已经做上了“白日梦”，憧憬着大足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后的诸般面貌。而对于一位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工作者，他要面对的则是用何种保护理念进行接下来的工作，而对于最后的成品，至少会有一幅自己的蓝图。“历史”，是詹长法此次谈话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在他看来，新帖一尊千手观音，不算什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问题就在于，新帖的不是历史。“对于历史，我们都是她的继续，是追随者，但按照二十一世纪文物保护界提出的新理念，人类在考虑将历史的东西留存下来时，如何体现一种自身对历史的尊重，并将干扰降至最小？值得深思。”带着如此的考虑，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前期研究及后续修复一直在追随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将人类与艺术品放在同一序列，从客观属性来看，两者都是一样，有着消亡的过程，只不过艺术品较人存在的时间长些。”“艺术品还要传承，这个传承就涉及对当代人的要求，是传承当代的东西？还是历史的东西？我们不能过于干涉，务必原原本本的传给后人，这东西不是我们的，是先人留下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有时，这位项目总负责人用“二吊子艺术家”来自嘲。“我们假设一下，让欧洲人来修复大足的千手观音造像，主持项目的一定是从事历史艺术的人。而我们不是，他可以是学经济的、也可以是学理科的，总之缺少的是艺术史背景。而这是一条硬杠杠，涉及到了一个终点，也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再用理工科的思维、科学性的东西来对待，但它毕竟是件艺术品，不是一件工业产品。”“像这个项目，我们都还是留过学的，比较看重这方面。很多人根本连人文的意识都没有，全都是在搞所谓的高科技，实际上缺失的东西非常多。这很遗憾。”面对大足千手观音造像这么一件复杂的艺术品，詹长法与他的团队抱着谨慎的态度，“做好了，从个人、团队、行业、历史都不后悔；要是做出很多遗憾，要么真是历史的罪人，要么真是历史的遗憾。”关于修复完工的时间，大足方面曾希望在2013年。就此，詹长法从未给出过明确的时间节点，甚至不做任何的承诺。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必须稳扎稳打，细致到千手观音造像的每一只手、每一节手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