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之子：不要神话南怀瑾
60岁这一年，南一鹏决定接过先父南怀瑾的衣钵。其时老先生已经往生近3年了。他把自己的首场演讲放在父亲曾经生活过的杭州，时间就定在2015年元旦。我与他约定，开讲之前，我们先聊聊。这人斯文、谦和，但也干练。短头发、小眼睛、眉毛下垂，他笑得总是那么开心，一望即知出身家教极好的人家。与场面上那些穿梭如鲫、装腔作势的“国学大师”不同，南一鹏并不穿中式衣裳，这让我稍微有点想不到。
在国学日渐升温的今天，南怀瑾正在成为一个神话中人。我本以为，作为老先生的儿子，南一鹏之所以加入国学大军，不外乎是想把父亲进一步捧上神坛，但事实上，恰恰是他，想把父亲从神坛上请下来。
南怀瑾有四子二女，长子宋钏，次子小舜，三子一鹏，四子国熙，长女可孟，次女圣茵。因为上世纪40年代末那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内战，南怀瑾远走故园，忍别老幼。
宋钏、小舜留在了大陆。父亲不在身边，二人均未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宋钏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谋生，常年不在家乡。小舜在家陪侍祖母和母亲，后来自学中医，成了温州小有名气的医生。宋钏、小舜兄弟一个为人豁达，爱讲笑话，一个严肃沉稳，刻苦自励。
南一鹏的母亲是东北人，不到20岁的时候，就跟着部队一路逃难到了台湾。在基隆，她住的旅馆失火，烧光了她随身带的私人用品。那一天晚上，南怀瑾帮忙去救火，两人由此认识、结婚，并相继生下了可孟、圣茵、一鹏、国熙姐弟四人。四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轻时都去了美国，国熙后来定居香港。
“家山一去四十年，离人归来泪沾襟。”1989年，南一鹏代表南家在台湾的子女回到老家省亲，见到祖母、大妈和两个哥哥，可谓悲欣交集。“大妈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女性，对家庭、对先生、对小孩的那种关爱、照顾，让我好感动。我看到她的时候就跟看到我祖母一样，不由自主地跪下磕头，心里感慨万千。因为我爸爸离开大陆这么多年，家里全靠她，真的很不容易。”在南一鹏心中，大妈“是一个很美的女人”。
两岸形势缓和后，南怀瑾自台湾而香港，而上海，而太湖之滨，这才见到宋钏、小舜兄弟。从香港时期开始，兄弟俩就经常去看望父亲。他们告诉父亲，解放后，祖父被划为富农，50年代初死在了劳改营里。彼时祖母年事已高，南怀瑾就吩咐宋钏回到温州老家去照顾祖母。
作为修行人，南怀瑾“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为天下人”。他教育孩子们自尊自立，对子女也无所要求，不希望接受子女的任何照顾、孝养。但他希望孩子们有一个能出家，因为这是上善的因缘。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的幼子国熙才12岁的时候，他就把他送给了美国人收养。彼时，美国海军退休中将薛乐如到香港大学学《易经》。经人介绍，去台湾礼请南怀瑾做指导教授。他提出收养南家的孩子做义子，带到美国读书、生活。南怀瑾居然马上就答应了。这并不说明南怀瑾寡情。在送儿子赴美就学时，他写了一首送别诗：
腊鼓寒宵送子情，辞亲顿忆少时音。
重洋远隔东西海，日月常悬两地心。
南国熙毕业于西点军校，此后长期从事基金管理工作。1991年，国熙已经事业有成，致电问候父亲。父亲问他是否坚持打坐，他说没有。
“儿子，你到老了以后，就会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比打坐重要。”父亲说。
南一鹏是在父亲身边待的时间最长的孩子，在台湾大学毕业、服满兵役，已经25岁时才移民美国。此后，他在美国搞软件开发，做贸易公司，组织华人互助团体，参选所在城市议员，娶妻生子，每年也会回国看望父亲两三次。
为了保护子女免受争名夺利带来的无妄之灾，南怀瑾从来不要求自己的孩子参与自己做的任何事。所以南一鹏虽然从小受父亲思想浸染，在离开台湾前，也喜欢到父亲的书房去看书，但他从来都没想过要传承父亲的衣钵。“我父亲传播中国文化，我觉得就足够了，不需要子女继承的。”
但父亲去世后，南一鹏发愿讲学。因为他发现，如今有很多人出于种种目的，正在有意无意地神化父亲，有人甚至陷入了一种迷狂。长此以往，父亲的思想就会被人越弄越僵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厌弃，这是他无法接受的。何况，这种做法也完全背离了父亲立人的思想。
2014年，杭州人徐茹读到了南一鹏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身教、言教、家教，是我一生的功课》。她发现这篇文章和她主编的《树家风重家教》一书主题非常吻合。几经周折，她联系上了南一鹏，对方同意她在书里收录自己的文章。
此后，徐茹开始关注南一鹏，并与其频繁沟通。搜索南一鹏的资料时，她见到了南在上海的一次演讲视频。视频中，当南一鹏讲到“当你为这个民族付出时，这个民族也会拥抱你”时，当场泣不成声。“那一幕深深地震撼到了我。”徐茹说。
当年8月，徐茹到上海和南一鹏见面，突然提出想做南的经纪人，推广他，南一鹏马上就应允了。
“我现在走的就是我父亲的路——修行的路。”在此后的交流中，南一鹏告诉徐茹。
“修行的路是很苦的。”徐茹说。
“我此生也是为此一因缘而来，要不然，我为什么生于南老师的家？”南一鹏答。
一
记者：我知道你们小的时候，父亲会让你们读《古文观止》一类的书，他希望你们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吗？
南一鹏：我们家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天文物理的书。父亲非常重视这些学问，他对西方文化其实很了解。很多人以为南老师只是国学大师，可是不了解他对西方文化下过一番功夫研究。我从小读中国的《三国演义》、《封神榜》、《镜花缘》，也读希腊哲学史、希腊罗马神话、安徒生童话，甚至迪士尼出的卡通书。我到美国去的时候，还从父亲的书架上拿了美国通史和一本《数学漫谈》。
记者：南家有没有成文的家训？
南一鹏：没有。父亲对我们，身教多于言教。他的言教，我们从小听得最多的是佛法。父亲的很多朋友都修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与弟弟跟着父亲去打禅七。他的身教体现的都是己立立人、为而不有的思想，他做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观念。
记者：你父亲推崇“视天下人为子女，视子女为天下人”，你小时候，父亲是不是经常不在家？你母亲和你们兄弟姐妹是不是也很有怨言？
南一鹏：还好，我自己从来都没有什么怨言，兄弟姐妹之间也很少谈到这个事情，跟母亲也很少谈到。事实上，在我一直上到初中的时候，父亲其实每天也都在家的，他平常去教学的时候不在家，要不然每天都回来的，每天大家一起吃晚饭，他的学生也都到家里来吃饭。到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开始办东西精华协会，比较忙，晚上也要讲课，所以晚上在协会那边吃饭，有时候就不回来。
记者：父亲的朋友，谁给你的印象最深？
南一鹏：印象深的有好几位，都是长辈。在台湾早期，有一位很老的朋友萧天石先生。萧先生跟我父亲在四川的时候就认得，他当过灌县县长，也是学佛的，但他在道家养生方面的知识和功夫很深。萧先生是我父亲二十几岁时认识的朋友，所以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我念初中以后，就不太记得他再到家里来了，可能都到我父亲办公室那边去了。还有一位陈沧波先生，在台湾当“立法委员”，很有才华，字写得真好。基隆有一位鲁居士，他跟我父亲一样，一年四季都穿长袍。鲁居士头光光的，也很有意思。父亲常常带我去探望他，所以我相信父亲跟他感情是很深的。再下来就是杨管北先生，他跟我父亲学佛，他应该是在学佛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个人，我们小时候打七都在他家。最重要的还有一位萧政之先生，他是湖北人，对我们小孩子来讲，他是印象最深的一位父亲的朋友。他跟我们家有通家之好，常常来家里，对我们小孩也都非常好。他的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同辈，大家都处得比较好。萧先生那时候是台湾“总政治部作战部部长”，也当过金门司令，后来像王升这些蒋经国身边的人，都是萧先生引见到我父亲这边的。
记者：你父亲在台湾的时候，跟星云法师打过交道吗？
南一鹏：有。我父亲对出家人一直都是很尊重的。好像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星云法师邀请我父亲帮佛光山的忙。佛光山盖了很多佛寺，柱子上缺少楹联，他请我父亲帮他写楹联，我父亲就帮他写。我父亲也曾经借星云法师的道场打禅七。有一次，我陪父亲一起上佛光山，父亲叫我给星云法师磕过头。佛教徒顶礼佛、法、僧，我也很敬重他。
记者：台湾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熊十力的三大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的学术活动主要就在台湾，他们也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你父亲跟他们有交流吗？
南一鹏：他们大概是学术界的学者吧，我父亲跟他们基本上没有交流。我父亲在台湾的名气最早局限在佛学界，《论语别裁》出版以后，学国学的人才突然知道他。那时候牟宗三他们都已经在很有名的大学里面任教了，他们教什么、有什么科目，我真的不知道。
二
记者：人们普遍认为你父亲是中国文化的布道者，他自己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
南一鹏：圣人无名，我父亲对自我定位这类事情都不重视，他从来不觉得这有多重要，他只是在做一件他喜欢做、而且应该做的事。
讲起文化传承，我个人认为，我父亲首先是个修行人。他传播的最主要的是佛法，走进国学这一部分是一个机缘。那时候，国民党中央党部邀请他讲《论语》，他就从《论语》开始讲，然后讲道家、易经，从此才专门讲国学。之前在东西精华协会，不是很公开地讲。讲完了《论语》后，他在国学上的主张才开始被大众广泛的知道，每个人都喜欢读他的《论语别裁》。我们小时候，在台湾，是把儒家思想放在教材里的，正规学校都是要教的，很多人都觉得枯燥无味，跟三民主义一样，很烦。直到我父亲活泼地讲《论语》以后，读的人才非常多。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一辈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很多都读他的《论语别裁》，因此也很仰慕他。
记者：你个人最喜欢父亲哪本书？
南一鹏：他的书好几本我都喜欢，我还是比较偏向于他讲佛法的东西，因为我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他讲的佛法。可是关于中华文化，我个人最喜欢《庄子諵譁》，《庄子諵譁》讲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记者：你如何看待他的成就呢？
南一鹏：我对父亲是不评价的，做儿女的怎么能评价父亲呢？只是我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使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父亲生前，我就感受到，很多人因为对知识、智慧的追求，对他非常尊重、非常敬仰。父亲过世以后，我发觉更多的人对他产生一种崇敬之心，对他解释中华文化都带着一份感恩的心。看到这些人对我父亲的一种厚爱，我感觉非常非常高兴。我父亲真的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对孔老夫子有那么大的误会，对儒家如此深仇大恨，但我们真的把儒家误解了。我父亲还原了孔夫子思想家的地位，让大家看到儒家思想是正向的，原来不是那么僵硬，不是那么从上到下强调权威，而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教你因时、因地如何做好自己，做君子。我父亲不是文起八代之衰，是文起百代之衰，因为我们的文化衰落上百代了，不止八代。
现在很多人对我父亲怀着敬仰之心，这是好的，可是不要把他当圣人崇拜，神化他就太可怕了。那样的话，他将来会像孔老夫子一样被人误解。神化他，会毁了他的思想。修行人一再讲平等，我父亲是平等心。文化知识并没有高低，他讲了，你懂了，跟他一样有智慧，就好了，不必再崇拜他。我现在在他一些朋友身上，已经看到这种情绪，这是很可怕的。
记者：由你来指出这一点相当有必要。
南一鹏：是的。孔老夫子之所以不让人感到亲切，就是被人利用了，利用到最后就被人们丢弃了。我父亲从来没想做圣人，也从来没想做名师，他只是把他所知道的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而已。
三
记者：你也说过，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复古。你父亲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创新体现在什么地方？
南一鹏：我父亲讲《论语》，就不复古。他说过，朱熹注释的论语问题太多了。他的复兴，就是把他所理解的孔老夫子的意思解释出来。比如，孔老夫子评价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好像是说宰予是一个又笨又坏的学生。但是，孔门七十二贤，宰予是言语这一科里的第一，他的表达能力是很棒的。我们误解了孔老夫子的意思，以为他是在骂自己的学生。我父亲把这事儿拨乱反正了，他认为孔子不是在骂宰予，宰予是他的一个好学生，宰予身体不好，白天在那儿睡觉，他的意思是说，宰予这个孩子身体不好，他是叹息，心疼他，不是别的意思，这样就正确了。
我父亲跟朱熹的解释是不同的，谈的是原典，但用的是新的观念，这就是复兴。
记者：所以传统是活的，是发展的，是可以被不断诠释的。
南一鹏：一定是这样。今人对古人显然有自己的看法，不仅仅是简单地注释、解说就行了。我们对传统的观念很多都是很好笑的。什么叫传统？一个村子，举办一个活动，办上十年，就成传统了。贪污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贪污史也有三千年了，这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当然，反贪也反了三千年了，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假如把传统当做钳制思想的工具，抓住它不放，是最傻、最可恶的。传统是随时可以创新的。所谓文化复兴，是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思想，而复古是把当代中国的命运交给三千年前的古人承担。我们如果把未来交给古人承担，那你我岂不白活了？我们是当代知识分子，我们自己不承担国家的责任，反而让孔老夫子扛责任，把孔老夫子扛死了，可怜！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父亲扛这个东西，他只是这一代的一个思想家，他重新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化之美，剩下的是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也好，行为举止也好，社会制度也好，这才是复兴文化的意义。
记者：如果请你为当代中国人推荐一些中西经典，你会怎么推荐？
南一鹏：应该读南怀瑾老师的书。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不但要读原典，还要读懂我父亲的书。太多人读书读不懂，就像学佛，满口佛学，一点不懂佛法，那就没有办法读懂。什么叫懂？懂就是悟。懂了以后行为上就改变了。很多人不知道谁悟道了，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悟，当然就看不出来别人悟没悟。现在的人都说要找名师，你自己不明，能看出哪个是名师？
现在中国人读中华文化，我觉得最好的入手方法是读我父亲的《论语别裁》、《老子他说》、《孟子旁通》、《庄子諵譁》。读了这些以后，你会发现中华文化是多么可爱。看懂这些以后，你自然对佛学就有个底了，因为我父亲是用佛法解释这一切的。
另外，你学的所有的东西必须经过自己过滤，“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要把南老师说的当成金科玉律。南老师没有把朱熹当成金科玉律，也没有把孔老夫子当成金科玉律，所以大家也不要把南老师当作金科玉律，而是把他当成你思想上的一个助缘，通过他来认识你自己，认识中国文化。
四
记者：中国以前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要汇通儒释道三家，但在汇通的过程中，每个人的选择又不一样。比如熊十力，先学佛，后来又辟佛，归宗儒家。你父亲虽然汇通三家，但同时他又更倾向于佛家，这是为什么？
南一鹏：对佛学有兴趣的人，真的了解佛法以后，会发觉学佛是一个启发智慧的过程。一个悟道者会有多种般若智慧并作，悟道者一定智慧无碍。在我看来，我父亲悟道以后再看中华文化，可谓一眼望尽，清清楚楚。说实话，我看我父亲写的关于中华文化的每一本书，处处都是用佛法来解释，你可以回去再读，看我讲的对不对。
我现在为什么出来讲国学？我哪比你们读的书多。但我也有一个感觉，走过了几十年人生，回头来看中国文化，原来如此，如此而已。我父亲读国学的时间也不长，也就是十五六岁进武校学武之前读过，此后全靠自己研读。因为他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接近五四运动了，他对各方面新科学一定好奇，一定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书。他有旧的中国文学、国学的基础，但他的才华是天生的。既然谈到佛法，我是相信轮回的，人在轮回期间，必然有些禀赋是前世带来的，所以他悟道很早。他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深的生活历练，也没有那么深的文学教育，我们家也不是有钱人，但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诗词，这就是因为他的才华是天生的。袁枚讲，“书到今生读已迟”，说的就是开悟比较早的那种人。我父亲在四川开悟以后，再回头看中华文化，就太简单了。
记者：你父亲一生学佛修行，我唐突地问一句，他为什么没出家？
南一鹏：父亲从峨嵋山下山的时候，就有和尚问他，你闭关三年，大藏经全都读完了，怎么不出家？结果我父亲就写了一首诗：不二门中佛法僧，聪明绝顶是无能。此生不上如来坐，收拾河山亦要人。他发愿要济世救人，走的是居士路线，带发修行。
记者：学佛讲信、解、行、证四次第，不知道老先生自己证到什么果位没有？或者说他有无宗教方面的神秘体验？
南一鹏：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对学佛的人来讲，问这一句话是要拉出去打五百板子的。佛教讲无得，你想得什么？悟道的人最主要是把所知转化成行为。当然，大部分人的确对神通之类的感兴趣，所以佛家的东西在中国有三种传承：佛学、佛教、佛法，但最重要的是佛法，而不是神通。
五
记者：我听说老先生当年在香港，撮合过两岸谈判，好像谈判全程还请人录了像，他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吗？
南一鹏：他是有济世的雄心，可是早没有政治抱负了。他年轻的时候有政治抱负，这从他早年的诗里可以看出来。可是他悟道以后，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心了。
撮合两岸谈判的事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也是源于我父亲跟李登辉的一个缘分。父亲当初在台湾办东西精华协会的时候，身边有一位学生叫李淑君，是位台大的女学生，她帮了我父亲很多忙。我父亲成立协会，她到台大找了一个教授捐了五百块，教授也没跟我父亲见过面，这个教授就是李登辉。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缘分，他们从来没见过，而且那时候的李登辉默默无闻。
后来李登辉要稳定台湾政局，大概也希望调和两岸关系，希望大陆不要再对台湾发表比较强烈的言论，造成台湾社会不安。我父亲刚好在香港，他们就找到他做中间人。父亲跟贾亦斌先生他们都有通信，后来就做了一些牵线搭桥的事情，有人就把我父亲叫两岸密使。细节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不在香港，我也听说有录音、录像，很可惜这些东西现在不知道在谁手上。
记者：我不知道老先生晚年对社会现状怎么评价？
南一鹏：他不批评体制。其实很多事情我自己有一个体验，事非经过不知难。当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才发觉，原来你批评的这个体制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更难。没有一个体制绝对的好，一切的好坏都体现在执行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对这个体制很难去批判。儒家谈的其实全部是修心，人要把自己的心修好，才能行仁政，再好的体制，不得其人，也一无所用。
记者：体制与用人，二者都不能偏废。
南一鹏：对。可是体制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坏。当然，如果体制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确实不好。
记者：老先生在政商两界都有很多弟子，他对谁的学问和人品最满意？
南一鹏：他只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学生”，所以我不知道他对谁满意不满意。我从小有一个习惯，父亲的朋友到家里来，我都喜欢去看看。我到香港或大陆来看他，也想看看他周边有哪些人，有没有什么他认为不错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记得父亲讲过他没有学生，可是他周边确实也有一些学识不错的人。政界到我父亲那边学习的我知道的不多，过来的都是朋友，来交流的，不是跟他学习的。商界有几个原先是想跟他学，但有钱人要修行是极难之事。人有钱容易迷幻，所有自称有特异功能的、怪力乱神的人都聚集在有钱人身边。有钱人容易着相，很难修的。
在他其他学生中间，我看到很多蛮优秀的学佛弟子，但可惜我到那边去，他们也认为我不学佛，所有人都说南家的孩子不学佛，所以也就没法深入交流。父亲身边有几个出家人，我对出家人很有兴趣，很想跟他们谈一谈，可是我跟这些学佛弟子缘分不够深，没办法深入了解到底哪一位学养和修行比较好。
记者：谈到商人，你说过，中国当代商人在人文方面的贡献还太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南一鹏：中国现在的商人都是有能之人。每一个都是干才，可是他们做的所有事情远见都不够。中国商人还不像美国同行一样，把钱捐在文化艺术上，很多人只是给大学捐建大楼，有的捐建还有商业方面的考虑。
记者：你怎么理解中国传统的商道？
南一鹏：有一次我来大陆看父亲，他叫我看韩国人的那部电视剧《商道》，我看过好几遍，看得出父亲赞赏那部戏所推崇的商道。你要是一开始就想怎么赚别人的钱，你一定赚不到钱。商道就是人道。真正的商人需要考虑的是，我能为你创造什么价值。我发现了你的需求，我为你的这份需求做出了贡献，当我的贡献变得无可取代的时候，钱就自然进来了，如此而已。所以商道就是我为人人，最后才会人人为我，钱才会进我的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