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的生活衣食住行
在这里，要向各位报告贫僧的生活衣食住行的关系，虽是闲话，也是让贫僧的生活情况给各位了解。别的长处贫僧不敢说，对于财富自己并不看在眼中，这是贫僧对自我期许的一点成就。事实上，世间上的穷和富都用金钱来衡量，有钱为富者，无钱就是贫穷。
回顾贫僧这一生，自从哇哇坠地之后，就没有钱买过新衣服穿。我上有哥哥、姐姐，在幼童时，都是穿他们穿过的衣服。十岁的时候，母亲好意说要为我做一套新衣服。衣服做好了，在我过生日的前一天交给我，她说：你明天过十岁的生日，就穿这套新衣服。我非常的欢喜雀跃，就把衣服放在枕头旁边，心想明天天亮，我就有新衣服穿了。
时值夏天，夜晚蚊虫肆虐，我一个儿童不懂，把一公尺多的蚊香，一头点起来，另外一半放在衣服上，就睡觉去了。到了半夜，蚊香把衣服给烧了，也把我惊醒。就这样，新衣服没了，也不敢怨叹别人，自觉没有福分可以穿新衣服，也就不去妄想人间的新旧了。
十二岁出家，这是临时起意，一时没有衣单可穿，师父就借了师兄的两套旧衣服给我。我也不以为意，总认为人生能有衣服遮体，还有什么新旧之分呢？但是师兄穿过的旧衣服，我再穿它，就经常破洞百出。当然我也不敢去跟师父诉说，只有自己到字纸篓里捡纸，把衣服的破洞糊起来，鞋底破了，就用厚纸板钉起来。我还记得那两件破旧的衣服，陪我度过了两个寒暑。有人说，“小孩子屁股有三把火”，怎么度过那两个严冬的，现在已不复记忆了。
后来命运转变，若舜老和尚是我的得戒尊长，他圆寂了，师父慈悲，在他的衣单中捡了几件给我。幸运的是，那许多衣服陪我过了好几个春夏秋冬，说也奇怪竟不破烂，我才明白，衣服的寿命长短，会因质料有所不同。在我的心里，除了继承圆寂长老的衣服，自觉也应该要继承他的风范，学习他的德行。
衣单贫僧没有挂碍过，但年轻人的肚子总觉得经常填不饱。栖霞寺是一个穷寺，本来就没有条件办学安僧，但由于家师和那许多重要职事热心佛法，荷担如来家业，而办起了律学院。那时候，正在抗战期中经常锅里的水已经滚沸，却还没有米可以下锅，等待着常住的职事到街上赊借一石米粮回来。
当时，一年四季，很少吃到一餐可口的饭食；有时，中午过堂的一饭一菜，菜碗里的菜叶子很少，浮在汤水上的小虫子却很多，说一句过分形容的话，用吃的菜汤去洗衣服，也不会把衣服洗脏。可怜我大概由于没有油水，每一餐饭食没有个六、七碗，不会有饱足的感觉。
当时，每天三餐我们吃的都是豆腐渣，豆腐是留给客人吃的。如果豆腐渣在锅里炒一炒、烤一烤倒也还好，但我们库房总务，总是把它放在太阳下晒一晒，然后用盐拌一拌给我们食用。晒的时候，鸟雀来吃，昆虫也来分食，到了我们吃的时候，经常掺有鸟雀的粪便、幼小昆虫的尸体，甚至有时候，臭气难闻，也只有憋住气吞它两口，因为知道人总需要一点咸味。这就是我在栖霞山参学六、七年的岁月。
十八岁贫僧负笈镇江焦山佛学院，生活大有改善。当时有一句歌谣说：“金山腿子高旻香，常州天宁好供养，焦山包子盖三江，上海某某寺哩啦腔。”意思是说，你盘腿盘得好，要能够一坐两、三个小时之久，才有资格进入金山江天寺禅堂，或者在扬州高旻寺打坐，一支香也要数小时。常州天宁寺三餐的饮食供应有水平，焦山定慧寺每一年要打七个禅七，七七四十九天，晚间的大板香，禅坐一点四十五分以后，会分给每个人一个菜包子。我们年轻的学僧，哪里懂得什么参禅悟道？只为了吃那颗菜包子，除了白天的坐禅以外，甘愿每天晚上都坐上那支一点四十五分的“大板香”。
在宜兴祖庭大觉寺、在南京华藏寺，都是一些辛酸穷困的岁月。但说也奇怪，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清苦或为僧艰难。偶尔感受到佛法的禅悦法喜，也就让我们觉得心安理得。
贫僧二十三岁到了台湾，到处挂单，无人接受，承蒙中坜圆光寺妙果老和尚的接纳可以住下来。每天无油的高丽菜，吃了一年多之后，实在难以下咽。所幸，逢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办学，台湾佛教讲习会（佛学院）请我去担任教务主任。青草湖是一处风景游览区，平常游客很多，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客人吃剩的菜肴，就由我们讲习会师生继续食用。同学们自嘲说，我们吃的都是“蜜丝佛陀”。这是因为那个年代，女士们大都擦“蜜丝佛陀”的化妆品，那些剩下的菜肴里，自然有脂粉口红味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觉得贫穷，我和学生们说，她们是“蜜丝”（Miss），我们做“佛陀”就好了。既然“我是佛陀”，还有什么感到贫穷的呢？
我自幼出家，丛林过堂吃的都是一饭一菜，早已过惯简食生活。有一次，警务处处长陶一珊先生，因为看了我的《释迦牟尼佛传》，说要请我吃一餐饭。那时候，我住在宜兰，我说，我要去高雄经过台北再去看你。后来，他在永和家中摆了满满一桌子的菜，说是请餐馆送来的，但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实在觉得非常可惜。
餐后，我要动身南下，处长特地找人替我买了一张火车票。我环视四周的设备，有床铺、盥洗设施，一应俱全，我想，那应该是总统乘坐的专用车厢吧。从此，我就不敢再和他来往了。为什么？这种隆情厚意，实在不是我受当得起的。再说，好因好缘是要承继于将来的，何必在这一时就把它享受完呢？
贫僧二十六岁到了宜兰，一生没有用过电灯的我，忽然在宜兰市区龙华派的雷音寺这间小庙的佛前，有了一盏每个月缴交台币十二块钱的照明电灯，等到晚上九、十点钟，信徒解散后，我跟佛陀要求，分一些灯光给我。那个时代，民间还不可以私人接电线，电线不够长，我只有把灯拉到寝室门口，一半可以照亮佛殿，一半可以让我在裁缝机上写下《玉琳国师》和《释迦牟尼佛传》，但房门就关不起来了。
在此之前，我虽然出版过《无声息的歌唱》、《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但是并没有太介意它们的销路；到了这两本书，虽然不敢说洛阳纸贵，销路却是一直很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都是几百本、几百本地购买。直至如今，这两本书不但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
我的经济因为这两本书有了些许改善，自觉有些得意，就拿著书到台北重庆南路各家书店，请他们代为流通。没想到，无论我怎样央求，那些书店的老板都不肯接纳，他们说得也对，佛书没有人看，也没有地方放。甚至我跟他们说，书给你们，卖了钱都归你，我不收分文。他们还是推辞说，佛书没有地方放啊！最后，我只有扫兴而归。
贫僧在宜兰念佛会初期的生活，吃饭的桌子，是由两片木板临时组合起来的，中间的细缝，经常让筷子从缝里滚下去。汤匙是自己用铁皮手工敲打做成，质量很轻，微风一吹，都会把汤匙吹落在地上，捡起来还可以用来喝汤。睡觉的床铺，是由竹子编成的竹床，只要一坐上去，就会吱呀吱呀作响，几公尺外都能听到。记得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严长寿先生的尊翁严炳炎老先生，他非常爱护我们青年，有一次到宜兰来看我，和我同榻而眠。我告诉他：你可不能翻身哦，不要让竹床的声音给外面的人听到了。前不久，我把此话告诉严长寿先生，他也对当时艰难的生活，唏嘘感叹不已。
除此之外，为了上厕所，要走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路，才能到宜兰火车站方便一下，至于如何解决盥洗问题，我已不复记忆了。
自从在宜兰安定下来，三个月后，信徒在监狱买了一张便宜的竹椅给我，我也从长条凳而有了竹椅可坐。从此，我的衣食住行都有了改进。
渐渐的，我在宜兰成立度化青年或儿童的歌咏队、学生会、文艺班、儿童班等。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我弘扬的是“人间佛教”，我们早上禅坐、晚上念佛，时而讲经，时而说法，有心的信徒也都会前来参加，所以我订出：“行在禅净共修，解在一切佛法”，把传统和现代的佛教相结合。
所以，苦，是我们的增上缘，吃苦才能进步，吃苦才有人缘。头陀苦行、清贫生活，可以长养道心，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至于外出弘法，我靠着两条腿，在台湾不知走过多少千百里路。那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总是以双脚代替车轮，行走山线、海线，穿梭乡间的山路小径，往往从此地到彼处，花上四、五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但我不以为苦，反而觉得走路实在是人生一大享受。
渐渐的经济稍微舒缓，也买了一台脚踏车代步，或是乘坐火车、公交车，甚至受邀至各地弘法，信徒也会准备交通工具，从过去的黄包车、三轮车，到后来的小汽车、大巴士，一直到现在的轮船、邮轮、飞机、高铁、磁浮列车等，甚至于到军中弘法时，我还坐过战车、坦克车、军舰、直升机等。
说到汽车，近几年来，世界各地都有信徒说要送我车，尤其说是名牌的车子，但都被我一一拒绝了。我跟他说，这千万不行，你送我那么好的车，要是我外出去办事，下了车，心里就老要挂念车子会不会被碰撞，反而成为负担。曾经有一个信徒不顾我的反对，硬是把车子送到佛光山来，我只有把它交还给常住，让这辆车用来接待功德主、贵宾们了。
大约三十多年前，佛光山拥有一部九人坐的“载卡多”，每次车子一发动，总是有很多人要跟随。为了满大家的愿，后来就将它改装成二十六人坐的车子。奇怪的是，当时这辆车竟也能通过公路局监理所的检查。
这辆车用了多少年后，该是要“退休”了，总想，它有功于我们，所以一直不忍心让人家以收购废铁的方式把它买走。后来就在佛光山找了一个地方让它“养老”。
总之，我在台湾上山下海，国内国外，搭乘过的交通工具可以说种类五花八门，可以参阅我在《百年佛缘&我的交通工具》一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所谓“行船走马三分命”，贫僧的生命也没有什么价值，为了弘法，也顾不了那么多的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
过去贫僧的衣食住行都已成为过去，现在的已完全非昔日可比。
现在的衣服，都是徒众替我张罗，春夏秋冬各有不同的厚薄，但几十年来，无论寒暑我已习惯四季都穿着一样了。此外，也许多信徒会用衣服跟我结缘，如温哥华心慧法师送的“万佛祖衣”袈裟（见图），但那花花绿绿、五彩的佛衣我又哪敢穿呢？四、五年前，《红楼梦》曹雪芹先辈任职的江宁织造厂，现今还在南京的云锦博物馆，送了我一件云锦袈裟，以及韩国顶宇法师送我的金襕袈裟，那么漂亮、那么有气势，当然我也不敢披搭。现在都已经送到佛光山宝藏馆去珍藏了。
至于现在的吃，各地信徒不断地都有一些水果、饼干等礼品送给我。我哪里能吃得了？尤其我罹患糖尿病四十多年，哪里能吃呢？每次这许多食品送来，我也轮流送给佛光山各个单位，大家平均受用。好在我那许多徒众、学生都是贫僧，分一点给他们，他们也喜不自胜了。
如今我也已经退居，在佛光山是二线人物了，所以斋堂里并没有我的座位。不过，我在开山寮里，有一个专任侍者每天会准备饭菜给我吃。只是，每当我吃饭的时候，经常有十几、二十个人不约而同前来赶斋。我就很挂念：这么临时，他怎么能准备出那么多人的份量呢？
但是我这一位侍者觉具法师，他不但是南华大学的硕士，还真是聪明能干，多少年来，煮饭烧菜，总是从容不迫。人多，有人多的作法，人少，也有人少的办法，从来没有为难过前来赶斋的徒众。
总之，我对于饮食并没有特别偏好，即使罹患糖尿病，也没有特意要求徒众弄什么给我吃，若要问我人间美味，应该就属萝卜干和茶泡饭了。
至于现在的住，在我担任佛光山住持十八年后，三十年前，第二任住持心平法师为我建了一间开山寮，地方宽大，连庭院大概也有三、四百坪。后来，觉得院子太大，只有我一个人活动实在可惜，于是就把旧的法堂拆除，建了一栋“传灯楼”，我的法堂开山寮也在这里。除此之外，传灯会、书记室、人间佛教研究院等与我有关的单位，共同使用这一栋传灯楼，有时候佛光山宗委会的宗委们也会在这里开会。
在佛光山，所有的建筑都不是我的，只有传灯楼是我居住的地方。为什么名为“传灯”呢？因为我曾讲过，虽然我从佛光山住持的职务退位了，可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不能退位，因此，在师徒传承的“传灯”关系上，我自是要非常用心的。
不过，住的地方虽然是扩大了，贫僧还是习惯以一张沙发就作为床铺，或许这也是贫僧的习性吧。记得在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徒众们刻意地为我张罗一张床，但我从来没有用过；后来到了美国西来寺也同样为我准备床铺，但不管什么样子，都因太软睡不习惯，而宁愿睡在地上，就可以一觉到天亮了。诸如此类，都是我在“住”方面的经验谈。
至于现在的行，更是方便了，贫僧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佛光山供应我一部国产车辆，可以坐上七、八个人。事实上，乘坐的人从来没有少于四个人，无论到哪里都是满满一车。包括慈惠、慈容法师等长老，他们在佛光山身负重要职务，现在也都有自己专用的车辆可以进出，但他们都欢喜搭我的便车，所以我这部车也就经常超载，还曾经坐到十个人以上。虽然贫僧不愿意违法超载，人多也没有办法，宁可以受罚，也要满足弟子们想要同行的愿望。
关于衣食住行，在贫僧年轻的时候，心中也想过，等到将来有钱，要买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真正到了现在，已经有力量能购能买，但已不想在衣食住行上有所计较，随缘、简单，就是美好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