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徒弟说我有3000万存款吓了我一跳

[原标题]“贫僧”有话十一说我要养成“佛教靠我”的性格

编者按：台湾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之一。他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弘法足迹遍布全球。多年来，星云大师始终致力于两岸统一，推进佛教改革和民主化。有批评者们认为星云大师是“政治和尚”，偏离传统佛教。面对鲜花和掌声，批评和质疑，星云大师以宗教家的胸怀和佛教徒的智慧，自诩“贫僧”，开诚布公，娓娓道来20说。此文为星云大师“贫僧有话要说”第十一说：徒弟说我有3000万存款吓了我一跳。

星云大师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场挥毫

星云大师颁奖给传播贡献奖及文学贡献奖得主

佛光大学百万人功德碑墙

在佛教里，贫僧曾经常自问：是我靠佛教呢？还是佛教靠我呢？

我五音不全，连唱赞、诵经都不如人，我也没有其它特殊技能，也没有其它的神通法术，照理说，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凡夫僧，只有寄佛偷生，了此残生了。我初到台湾，共产党已经要成立新中国了，尘空法师在中国大陆从普陀山寄来一封信给我，里面说：“我们现代的出家人，要有佛教靠我，不要有我靠佛教的心理。”这一句话，点亮了我眼前的明灯。对的，我要让“佛教靠我”！

在贫僧将近九十年的岁月，光是写文章，徒众替我算一算，也写了两千多万字，出版了三百多种书，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一般人说是著作等身，但算起来，我出版的书籍应该超过身高了吧。我有稿费，我有版税，虽然现在年老了，竟然还听说进入了作家版税收入排行榜；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马来西亚也都进入过十大好书排行榜。

再回顾贫僧这一生，实在非常奇妙。记得初来台湾时，写了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获得奖金一百五十元，我就拿它购买了一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我在辞海的第一页写上：“这一本无言的老师，今后将伴着我起飞、扩展，让我的生命能如《辞海》一样，如海之深，如海之广。”六十多年前的这一个小小心愿，而今不都在一一的显现了吗？

佛光山是贫僧开创的，但我没有支领过佛光山的一毛钱，就是坐公交车、加油，也都是自己出资购买，不花常住一块钱。我所有的收入悉数归公，捐献给佛光山常住，甚至当初连主持皈依三宝信徒供养的红包，也都交出来供给佛光山建设。那时候并不想做贫僧，但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切也是贫僧的性格所致吧。

佛光山的徒众也不准对外收红包，因为我们人多，信徒来不及供养这么多，只准许大和尚一个人收了以后，可以有限量的分给大众，作为奖励。所以佛光山的所有贫僧们跟我，对外都不收红包。纵然春节过年，信徒也会包一些红包给大家，他们也都会交回常住，集中以后，分给大众，让佛光山的财务制度，做到“利和同均”。或者这些钱留着做为大家的衣衫、参学、医疗等等之费用，不要再让常住增加负担。

到了近几年，书写“一笔字”，也让我为佛光山增加了许多的净财。听负责的弟子告诉我，在中国大陆，我不是一张书法给人收藏，而是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展览馆，整个展览馆，展出的一笔字，都给某一个全承包了，像在山东滨州、济南，及北京、海南等地，甚至这许多主其事者，又再去发心建一笔字书法陈列馆、一笔字艺术馆展览，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我把这许多收入全部布施捐出，在中国大陆成立文化教育公益基金会。在此之前，在台湾我也设立了公益信托教育基金。

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贫僧想到，自己所愿的“人生三百岁”的理念，也就是二十岁开始服务，自愿一天要做五个人的事情，要讲求工作的效率，没有年假、没有星期六、星期日。现在八十岁了，整整工作了六十年，一天算做五天，五乘以六十，不就是三百岁了吗？我觉得人生应该是非常满足。但转念又想，自己年届八十，“老病死生”这许多问题都即将来临，万一我辞世的时候，别人一定非常关心：星云某人不晓得有多少存款？

贫僧问徒众，他们说有二三千万。我闻言吓了一跳，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赶紧请觉培法师担任会计师的父亲王德旺先生协助，帮我把这笔款项全部捐出，存入台湾银行，成立公益信托基金，作为教育、文化奖励社会之用。现在由弟子觉元担任执行长、吴淑华师姑担任副执行长，共同来为社会尽一点心力。

说起“一笔字”，我没有练过字，也不会写字。十多年前开始，我因为四十多年的糖尿病导致眼底钙化，眼睛渐渐模糊看不清，手也颤抖，老病之躯，既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甚至电视也不能看，做什么好呢？忽然想到，我可以写字！

因为看不见，毛笔一蘸墨，得要一笔完成，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了，因此取名叫做“一笔字”。起初，写得歪歪斜斜，感谢佛祖加被，也算祖上有德，没有练过字的我，慢慢也得心应手了起来。徒众在一旁看了都说，师父，你写字进步了，这让我对写字增加了信心。我自嘲说，自己七、八十岁了，才像小学生一样在这里练字，所以我经常告诉大家，不要看我的字，看我的心就好了。

写着写着，没想到，竟也写出一些成绩来。我把所写的一笔字全部交给公益基金委员会管理，谁支持公益基金，我就送一张字给他，表达感谢之意。讲一则趣谈，我比喻自己就像老母鸡，蛋生过了给人拿了走，老母鸡叫着：“咕咕蛋、咕咕蛋……”，意思就是说：“我的蛋呢？我的蛋呢？”他们说一笔字的收入在数亿元以上，但到今日，我都没有看过这些钱在哪里。不过，本来贫僧就没想过那是不是自己的，我只想给人间欢喜，普利世间大众而已。

现在承蒙各方响应，愈写愈多，国内国外到处邀约不断，要贫僧去做一笔字展览。为了不辜负这许多好心人士，有时候一天就写上一两百张，数量庞大，因为年老，甚至徒众都叫我不要写了。我说不要紧，不写也无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生命不就是要这样去发挥极致的吗？就是写字的时候，我也叫蘸墨的弟子不要浪费，要把倒出来的墨汁让我写完，因为一滴墨汁也是金钱和生命啊！

如今，这笔基金用来举办许多社会公益活动，鼓励文化教育。例如天下远见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教授，帮我主持的“真善美传播贡献奖”，已办了六届，每一年都要五六千万奖金；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瑞腾教授进行的“全球华文文学奖”；佛光大学杨朝祥校长承办的“三好校园奖”，大约一年奖金也都要数千万元。现在为了让“三好运动”快速推广，由人间福报的社长金蜀卿女士来承办，和各个学校合作，让这一份干净的报纸，能进入校园。六七年来，在台北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的颁奖典礼，都非常的热络，济济多士，虽然自己没有得奖，但都参与祝福得奖者，为他们欢喜。这不就是社会安和乐利的一种盛况美景吗？

其它还有一些奖学金、文教赞助等等，每一年的开支都在数千万元以上，你说，我要向谁报账？又要向谁去邀功呢？

台湾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因为一笔字款项而急遽增加，加上，也有数十位信徒给我挹注、徒众行脚托钵支持，听说已经有十多亿了。这些款项，我个人不能使用，必须用做公益，银行才能付钱，经过委员会决议，和银行配合，把钱寄给当事人。到底谁是我的老板？谁是我的长官？就是这些信徒把钱寄到公益信托的账户里，都是银行开收据给他们，我不知道也没有经手，我又要向谁去干涉呢？我又要向谁去查问呢？

这个社会对宗教财务的问题纷扰不已，此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是佛心？是魔鬼？你不知道、他不知道，甚至政府都不知道。不过，我要告诉大家：佛菩萨会知道、因果会知道。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果）；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因）”，古德先贤不是早已开示我们了吗？

不但在文化、教育上，要靠贫僧去支持，甚至养老、育幼，贫僧也要去发心；贫僧只觉得建寺安僧要靠我，弘法利生要靠我，所以在佛光山，贫僧拟订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给人，不靠我，要靠谁呢？

在佛陀纪念馆，有“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功德芳名录”的风雨长廊；在佛光大学，有绵延数公里的“百万人兴学委员”碑墙；在《人间福报》上，每个月有一整版赞助芳名公布，我不来报答这许多功德主，我要靠谁来报答呢？几十年来，我们非常感谢功德主的信心，但是我们的征信，我们的功德主有看到，可是我们的社会有看到吗？我们将善心人士的功德留在世上，也刻在我们自己的心板上。我现在这样子说了，这些媒体先生、女士你们纵使没有看到，总也听到了吧。

贫僧有一个个性，所有办的佛教事业，大学也好，中学也好，云水书车也好，医疗慈善也好，报刊杂志也好，建寺安僧也好，都没有想到辛苦，也没有想要和信徒化缘。贫僧把所有的力量都奉献出来，作为示范，想到“佛教靠我”，我不发心，怎么可以叫别人发心呢？

例如：办这许多的大学，董事当中过去有赵宁博士，也有赵丽云、洪冬桂、郑石岩、陈顺章居士等，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所有的董事，都不会要他们出一份钱。因为办大学不是股东，不是投资，不能让他们当董事了还要出钱，这好像经营事业营利一样。

所以，我总是个人倾其所有去办大学，我也让佛光山尽量不可以存款，要把钱拿来办社会公益，要让佛光山贫穷。因为贫穷才知道精进，才知道努力，知道奋发向上。当然，佛光山也是一无所有，所以不得已，就向社会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每一个月只要出一百元，三年为期。这许多发心的人士，我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不是很简单的，他们也能协助办大学。这也是贫僧对社会的一种办教育的心愿。现在，这许多百万人士的名字，在佛光大学校园内的碑墙上，不是一个一个的、明显的向大众交代了吗？

举一个譬喻，佛光山近五十年来，我没有向政府要求装一颗电灯，帮我们建一间厕所，补助我们一块钱；记得一九九四年李登辉上台时，台湾连日豪雨，造成南部“八一二水灾”，高雄就像水乡泽国，他南下视察，就说，去找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我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人能这么看重佛光山，我们也自觉与有荣焉。

总想到自己以身作则，让有一部分的信徒跟随着发心。就这样“佛教靠我”的信念，让大学办起来了，中学办起来了，小学也办起来了，甚至于电台、报纸都办起来了。

而在全世界的寺院，也都是我先筹募，购买土地，土地买好之后，才让信徒发心资助，假如我自己不以身作则，不认为“佛教要靠我”，别人哪里会对佛光山这么多的事业共同发心呢？

贫僧一生“为了佛教”，别无他念，生没带来，死不带去，也不欢喜讲述自己做了些什么，为了信仰佛教，只想潇洒的过着往事今生的岁月。现在，要像招供一样坦白述说，实在感到惭愧不已，只是希望在人间佛教的历史发展中，留下正确的口述文献，供后人如实的参考。今后的岁月，贫僧也只有随因缘变化了。

而庆幸的是，当初贫僧这“佛教靠我”的信念，现在有全世界各地的僧青年和佛光青年们共同接棒、传唱。像曾经有一次，贫僧出席弟子觉诚法师在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场举办的八万人弘法大会，现场有两千多名青年对八万名听众大声唱着《佛教靠我》，其歌声嘹亮，真是让人热泪盈眶。有了他们的“菩萨心•青年力”，贫僧还有什么可叹的呢？

当然，贫僧也有失望的时候，例如，在四川有一次承蒙地方上集会，邀约了多少的僧信二众来听我讲话，我因为汶川大地震的因缘，就向大众说明我们要“为了佛教”，让“佛教靠我”的观念。讲完后，在家的信徒都频频点头，但有少数出家众就茫然的问：“为什么要为了佛教呢？”已经出家了，都不知道要为了佛教，你说，叫贫僧怎么能不伤心呢？

在佛光山也有一些失落的徒众，因为他们不懂得“为了佛教”，自己又不具备福德因缘，就是天人，也会有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等“五衰相现”。你说，佛教的未来、希望，如何寄予现在佛教的僧侣和佛教青年僧众？究竟是要让佛教来靠我？我靠佛教呢？

为了佛教，我们要当仁不让；为了佛教，舍身舍命。贫僧有一个愿力：“为了佛教，叫我堕下地狱，都心甘情愿。”不然，我们何必要信仰佛教做什么呢？所以，今后的佛教全靠我们所有的僧信二众，共同发心尽力。为了佛教，无视于艰难困苦，无视于个人利益，无视于个人的安稳，要为佛教争取前途，要为佛教争取荣誉，希望大家要记住佛教不是靠“我”自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