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儒：习大大联合国演讲谈佛教给我的启示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

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系统、全面、深刻地向全世界阐释了中国自己的文明观。这个高瞻远瞩、胸怀广阔、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演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划时代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性质，认识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动力和前提指示了方向。在这个重要演讲中，有一个自然段集中论述了佛教：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这是习近平主席关于一种宗教篇幅最长的论述，对我们从文明交流互鉴角度认识和理解佛教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

第一，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交流互鉴，使中华文明更加丰富多彩。

在佛教信仰群体内部，“佛教”最早被定义为释迦牟尼佛的“说教”，并且认为这些“说教”都记录在“经藏”和“律藏”中。这个古老定义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强调了佛教起源于古代印度的史实，突出了释迦牟尼作为创教者的权威地位，符合佛教信众的崇拜需求，所以长期获得公认，甚至影响到现代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今天所说的“佛教”，是指起源于古代印度，并且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中流行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我们今天所说的“佛教文化”，内容包括2500年来广大信教群众创造的所有佛教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我们这样定义“佛教”、“佛教文化”，既与古老的定义不矛盾，又更符合佛教发展的事实。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相对于中华文化，产生于古代印度社会的佛教文化确实十分独特。在佛教到来之前，中华大地上还没有类似佛教这样以共同信仰为纽带，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生活制度的宗教团体。从宗教实践的多样性方面考察，佛教带来了与教团组织相联系的独特生活方式、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仅以其中的戒律规定和禅定修习为例，初来乍到就引起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效仿。把佛教与中国本土的道家、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相比较，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找出其鲜明的特点，显著的差异，难以调和的对立和矛盾。

我们完全可以说，域外佛教与中华固有文化之间差别大于共性，不同点多于相同点。佛教对生命现象考察之系统全面，对人的精神活动分析之细致周密，为消除人生苦难设计的方案之繁多，都是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思想流派所不能相比的。佛教精致的概念体系，系统的信仰学说，独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中国各族人民来说都是崭新的，闻所未闻的，自然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和持久影响力。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从佛教文化中找到了人生智慧，汲取了精神营养，感受了心灵慰藉。

即便到了近代，也有不少志士仁人努力从中国佛学中寻找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佛教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宗教理论和实践，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要素，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宗教格局。仅从佛教基本理论方面考察，直到今天，佛教中盛行的诸如缘起学说、般若学说、涅槃学说、唯识学说、业报轮回学说等等，其关键内容或者核心要素，都是原创于古印度社会，带有浓郁的古印度宗教文化色彩。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唐代开始，中国被认为是大乘佛教最兴旺发达的国度，这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各阶层民众对佛教的需要程度，中华文化对佛教文化的需要程度。佛教从多方面适应中国社会，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有利于充实、补充中华民族在信仰追求、精神寄托、知识探索等方面的一些不足和欠缺，所以逐渐为中国社会所接受，为中华文化所吸纳。中华文化对佛教文化的包容、接受和吸纳，体现了中华文化固有的海纳百川特性。正因为几千年来中华文化始终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心胸和气魄，才能够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实现自身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生生不息。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这些特点。“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佛教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史实，就是对这个论断的最好诠释。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一种独特宗教文化形态。

习近平主席指出：“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中国佛教区别于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佛教多方面吸收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深深打上了儒家和道家的烙印。这是佛教能够在中国社会扎根、成长的前提条件。迄今为止，把佛教视为中华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已经成为常识，几乎不会受到质疑。然而，这只是认识和理解佛教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经过佛教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长期融合发展，长期交流互鉴，中国佛教文化具有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特点和地位。

佛教从公元前后传入汉朝的政治中心开始，就与儒家和道家结下不解之缘。佛教与中国本土两教之间的关系，从总的方面讲，与近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情况类似，“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儒释道三教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粗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汉代到唐代，三教在斗争和融合中相互适应、相互协调，最终在中国社会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二阶段，从宋代到清代，三教以相互学习、借鉴和吸收为主，相互斗争、排斥和冲突退居次要地位，最终成为中华文化难以彼此分离三大支柱，具有了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命运联系。

在这段漫长发展演变进程中，儒释道都既致力于突出各自的个性特征，又致力于充分吸收另外两家的文化来充实自己，从而在多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如果剔除唐宋以来儒教、道教中的佛教成分，后两者就会面目全非，反之亦然。三教之外无正教，孔子、释迦、老子之外无圣人，不仅为清代统治阶级所提倡，也为各阶层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中国特色佛教的形成过程，是与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进程相一致的。在三教中，儒教几乎始终制约着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域外佛教能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隋唐时代能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成为中国佛学的特色，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

从佛教方面考察，佛教吸收道家和儒家思想从其初传中国就开始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且越到后期越深入。从宋代开始，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从更广阔的领域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两家的经典、学说，已经成为禅宗新经典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禅宗创造的新经典中，弘扬佛学、禅学总是与弘扬儒学、道学、诸子百家以及整个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到了宋代以后，中华文化的各个部分、各个分支几乎没有不在佛教文化中显露身影的。佛教正是经过对中华文化如此兼容并蓄，如此全方位的接受，甚至在融摄中华固有文化过程中不惜违背和曲解域外佛教的一些根本观念，才使中国佛教最终成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一种独特宗教文化形态。

第三，中国佛教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显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巨大作用和辉煌成就。

中华文化成就了佛教，中国佛教又具有了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适应力和悠久的影响力。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佛教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两方面留下深刻影响，意味着佛教的信仰、思想和观念进入到中国人的精神活动领域，这样一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也就渗透到与中国人精神活动有关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

两千多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中，佛教影响中华文化具体方面的先后次序和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然而，到今天为止，我们发现，当列举佛教影响中华文化的具体方面时，尽管已经列举了诸如哲学、宗教、民间信仰、文学、艺术、建筑、中医、民俗、伦理等等，但总有列举不够详尽、不够全面的感觉。原因就在于，经过两千年的水乳交融，佛教文化几乎在中华文化的所有方面留下了影响，留下了印记。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佛教已经在改变中华固有文化的某些风貌甚至某些精神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使整体中华文化更为厚重，更为多彩，更为博大。我以前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佛教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具有“广覆盖”的特点，现在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来考察，可以体会到文明交流互鉴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多么惊人。如果剔除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在内的整体中国佛教文化，就很难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基本精神。

第四，中国人始终以和平方式进行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互鉴，做出了特殊贡献，取得了伟大成就，创造了惊人奇迹，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

中国人对世界佛教文化交流互鉴做出的巨大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这是求法取经的方面；其二是把中国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这是弘法传经的方面。

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历史延续了一千多年，历代西行者出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人的信仰可以有不同，但是在历代数以千计的西行者身上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祖国，为了真理和事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甚至勇于献身殉道的坚韧精神，始终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始终值得赞美和弘扬。

习近平主席阐释文明交流互鉴时提到的唐代玄奘，就是历代西行求法者之一，他无愧为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无愧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上最有贡献的人物之一。玄奘在整个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三个方面特殊贡献。第一，为祖国赢得盛誉，增进了中印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他在古印度求学期间，曾被那烂陀寺推为十大德之一，地位尊崇，享誉五印。戒日王对他特别敬重，于641年在曲女城为他召开规模空前的五印度论师大会，届时到会的国王有18位，僧众3000余人，各级官员、婆罗门和诸派沙门2000余人，那烂陀寺僧千余人。由于他作为论主在大会上表现出的学问精湛，被誉为“大乘天”和“解脱天”。这种盛誉在整个中印交流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把古印度佛典翻译为汉文介绍到中国，同时又把中国典籍传到古印度。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返回长安，此后20年间，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这个译经数量占到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相当于中国千年翻译佛教经典总数量的六分之一。玄奘兼通梵汉，把古代佛经翻译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为梵文，托人传入古印度。第三，把自己亲见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情况记录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当时古印度和中亚史的最重要著作。玄奘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的范围。

从隋唐开始，中国从最大的佛教输入国逐渐转变为最大输出国，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历代到国外弘法者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弘扬开来，推动了中华文明与亚洲其他地区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国人向国外弘法传经延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事迹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向国外传经送宝与求法取经一样，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典范。

当佛教在起源地湮没无闻的时候，中国始终是当时世界上佛教最大的兴盛地和输出地。没有中国人在丰富佛教文化方面的特殊成就，没有中国人在传播佛教文化方面的特殊贡献，很难想象佛教能够成为这样一种世界性宗教。无论佛教从古印度传播到中国，还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区，都与政治干预、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在成功的传教者中，绝大多数人是以其佛学精湛，道德高尚，善于劝导和感化人而赢得信众。这种始终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互鉴，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资学习、借鉴的样板。

总结中国人在佛教文化交流互鉴中创造的丰功伟绩，在今天有着特殊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继承佛教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推动佛教思想文化与时俱进发展，促进佛教文化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是与实现中国梦密切联系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交流不断扩大，作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中国佛教文化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重要作用。

（原标题：从文明交流互鉴角度认识和理解佛教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