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不能怨天尤人 也要学会反省自身

佛教发展远见：要走群众路线。

佛教攀附权贵，仅得一时风光！

佛门是应该努力攀附达官显贵，走一条虚假繁荣与意外风险并存的高端路线？还是潜心依靠广大基层民众，朴素修行，走一条踏实稳健与广阔未来并存的群众路线？

这样的基本远见上的昏聩不明与抉择失误，该是当今佛门的重大忧患吧！如果有一天，出家人再也不会出现在农村或山区，而只是闪烁在并不贴切的商场、名流间，居士也只会趋附于小资名流或富人族群，农村或山区再也没有佛子的踪迹，那么，作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当然有责任、有理由忧思并大声疾呼：脱离群众的佛教没前途，而“群众路线”则是汉传佛教发展所必备的基本远见。

一、佛门不能总是怨天尤人，也要学会反省自身。

今年早期，媒体曝出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获赠了来自方丈释传真悉心准备的礼品“鞋拔”，却没有如愿被提拔，反而立刻被“斜拔”到了中纪委。事件中，大众也通过媒体看到了佛教法师对官场规则的谙熟于心，比如传真法师“平安落地就是阿弥陀佛”“有文化没文化要学会听话”这些经典“语录”的曝光，俨然就是高官们的心理辅导师兼行动指导员。

正是这些“深情厚谊”，使得当贪官们被拉下马的时候，与之有瓜葛的高僧也一并在大众观感中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这样的负面标签和人民群众痛恨贪官的负面情绪有关，而这样的负面情绪又和先前民众一直期待的公平正义等社会核心价值的暂时落空有关。或许佛门的高僧大德在面对贪官时，施展了凡夫难以察觉的特殊慈悲来实施“救度”，但却一不小心成为了整个社会负面情绪的发泄口，成为大众观感中的山寨货色。

实际上当今佛门所背的黑锅远不止这一口。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借教敛财”，实际上大多是地方政商勾结，挟持无法保护自身权益的僧团来冒名敛财，但败坏的却是整个佛门清誉。同样，流窜各地甚至国外的假僧人、假尼僧，当街骗钱、滋扰民众，严重抹黑了真正僧团的庄严形象。还有一些半吊子佛教票友弄出的所谓“罗氏现象”，打着佛教招牌，随意利用佛教、庸俗演绎佛教、勾兑心灵鸡汤等等，使得佛法在大众心目中浅薄化、娱乐化、工具化。

然而这么多“黑锅”在身，原因却不都是外在的。内在需自强，佛门自己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坚守底线、构筑主体自觉性，那么陷入“巴泽尔困境”就是必然——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就逃不了被外界力量扭曲甚至蹂躏的命运。

二、佛教攀附权贵，仅得一时风光！

毛主席曾经评价道，释迦牟尼佛当年放着王公贵族不做，出家深入百姓，做的是群众领袖；又说，“唐朝时六祖（惠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经典，禅宗是人民的宗教。

这实际上给与了汉传佛教禅宗在传统信仰领域的最高地位，因为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当一个宗教是人民的宗教时，其所践行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稳健成就的保障。相反，当一个宗教脱离群众走向不胜寒冷的高处时，其命运也将走向飘摇与不测。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惨痛的教训：唐武宗李炎所发动的灭佛浩劫，在很大程度上就缘起于部分高僧大德与贪腐不轨高官之间的复杂结交。

脱离民众根基，攀附风口浪尖上的权贵，仅得一时风光，却给僧团的安身立命乃至于佛门的前程都增加了无穷的危险系数。鹊起的盛名与聚敛的巨富，并非滋养之源而是倾覆洪流。

三、大寺庙那些权贵朋友圈靠得住吗？

如今很多大寺院的朋友圈里，都不乏高官巨富这些“大姓长者”。方丈们常常随缘地忙于培育这类缘分，而对于普通民众渐渐地难以放低姿态、勾下腰身，像经典中所言的那样去“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

事实上，尤其是一些不义之财来得太容易的部分豪门贵族，他们的信仰圈儿往往是变动不居、随时更新的。这个群体表面上看似对某些有影响力的大德们敬重有加，但其选择性也往往是没有定准的，多数在信仰的自由市场上游逛挑拣，今天可以选佛教来祈福，明天可以选道教来免祸，后天或可以选天主教去寄托忧愁……

而真正能够成为佛教护法生态中坚实力量的，还是那些真诚的、为着生命疑团寻找信仰的朴实生活的民众。

历史可以再次给我们佐证：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正是因为礼贤下士，躬身抚恤贫穷朴实的民众，才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战国名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己也才终究依靠民众的爱戴与恩惠，得以保全自身、颐养天年。

对于法师们来讲，与其做贪官豪门的一个临时过渡的选项，还不如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那些真为信仰发菩提心、可以真正为弘法和护法构筑基石的劳苦大众身上。这本身就应是佛门内已经拥有出离心的法师们不言而喻的担当，同时也是一个保障佛门传承的基本前提，原本不必饶舌多言。

四、佛教发展基本远见：走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借用官方的这句口号，并不是跟风，也不是比附，这的的确确是汉传佛教未来发展的基本远见，是教界有待达成的基本共识。缺乏这个远见和共识，接踵而来的或许就是潜在危机的现实爆发。

成千上万的僧人群体，如今只是球聚在物质和权力资源最为集中的繁华地带（他们或已经丧失到山区或农村去弘法或生存的基本能力），而这些圈子往往又是问题最容易爆发、稳定性最脆弱的空间。比方很简单，当腐败的问题在全社会被揭露出来时，我们也日益看到更多的高僧大德被连带到聚光灯之下。

政府和民众可以因为僧侣是所谓的“方外之人”而适当宽容，但这不代表佛教自身发展的规律也会宽容。还是守培法师那句话，穿越百年仍然振聋发聩：“我等僧徒因披了这一领方袍，禁止我不到政府与人争权，禁止我不到社会与人夺利，免堕于万劫不拔之深坑；佛教不随流入海，而教人返流归源，是真进化——是以佛教在人欲横流中作砥柱，而为人民谋幸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