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佛教界也流行的《弟子规》传播是场骗局？
核心提示：近几年来，学习儒家经典《弟子规》的潮流在佛教界内兴起，支持者认为，《弟子规》是做人和学佛的根基，要大力提倡弘扬，有的更提出“《弟子规》学好，能够救世界，能够救佛法，能够救家庭”等观点。
反对者认为，《弟子规》是一本弘扬世间善法的童蒙识字课本，佛教徒并不否认其劝善功用，但说《弟子规》是学佛的基础，无异于表示从释迦牟尼佛说法起直至清末，佛教都缺少基础，只有在清朝秀才李毓秀编了《弟子规》后，佛教才有了基础。而佛教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反而是不及一本儿童识字课本的。而对支持者提出的应“先做人，后学佛”观点，反对者质疑其将做人与学佛直接对立了起来。
对如上不同观点，教界已有多种不同声音进行论辩。今日凤凰佛教《佛教观察家》栏目刊登对《弟子规》进行详细考证的《弟子规的传播是场骗局？》一文，全文如下：
按：只要微博上随便一搜，就会发现无数的学校和企业在读《弟子规》，把它当作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弟子规》诞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献研究的黄晓丹老师，接触了大量清代的诗文集、传记和家谱，却从来没看到过哪里提到《弟子规》。她问及研究民国文献的朋友、读过大量现代学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的朋友，发现他们也都从未见过《弟子规》。那么，这个据说是“传统蒙学经典”的《弟子规》到底为什么避开了我们的视野呢？
今天，书评君就跟诸君分享黄晓丹老师在刚刚过去不久的首届“亲近母语”《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论坛》上的讲稿，让我们看看《弟子规》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又是怎么在近几年大张旗鼓地流行起来的。
《弟子规》书影
《弟子规》在古代是贤人君子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读物吗？
海峡两岸的研究生把《弟子规》拿来做硕士论文时，都会碰到两个问题，第一，作者的生平很不清楚；第二，清代和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后一直到2000年，对《弟子规》的研究文献都太少。
《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因为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同时代人对于他的记录很少。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同学在她的硕士论文里比对了各家的观点，大致确定李毓秀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雍正七年（1729）。东北师范大学的周明杰同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罗列了大陆馆藏的《弟子规》的十二个版本，其中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咸丰六年（1856），而刘雅苓同学在台湾收集到了四个版本，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第二，《弟子规》的出版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近代的事。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纪年图，会发现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弟子规》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都处于中国古代史的最尾端，所以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一件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不管台湾还是大陆，所有人要证明《弟子规》曾经很流行，就引用这句话“《弟子规》编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诵，甚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必读教材，甚至作为‘劝善’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使其广为流传”。
事实上这句话的源头是1974年3月，发表在《天津师院学报》上的《<弟子规>宣扬了什么》。作为批判文章，“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但是其中说“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大概是有根据的。我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说明它真的没有很广为流传。但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这两条文献对照，告诉我们，《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这又解释了我的两个疑惑：第一，为什么我看过的所有清代诗人的自传都说自己是从论语、诗经、唐诗开蒙的，因为《弟子规》的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第二，为什么《弟子规》里面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
我们再回到《清史稿》去看劳乃宣使用《弟子规》的效果，就会发现，他遇到的问题是原先那些成年农民不识字也看不懂政府的法令，经常干些违法的事，学了弟子规之后，能读一些法令了，不违法了。那我就要问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拿一本近代才被注意到的，主要用于向那些被剥夺了更高发展要求的农民劝善的行为规范，来作为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依据呢？李白杜甫没有读过它、清代的知识阶层也不读它，它在今天是不是被捧到了太高的位置？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是从何时开始被捧高的。我们看这张图，是中国期刊网上以“弟子规”和“三字经”分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从1956－2000年之间几乎没有人提到弟子规，但从2004年开始，它就飞速上涨，到2008年曝光率超过“三字经”。
《弟子规》近十年流行示意图
2004年之后的十年间，“三字经”的使用率膨胀了2.4倍，而“弟子规”的使用率膨胀了70倍。它在文献数据库中的检出率对应着它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在最近十年里，远远超出《三字经》和《论语》。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就说，《弟子规》研究，是到2000年才得到重视。
《弟子规》在今天为什么一下就走红了？
那么，99年到0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弟子规》为什么一下子就走红了？故事要从台湾说起。九十年代，台湾迎来了解严后的教育自由化时代，1991年，儒家经典正式从台湾的教育制度中失去独尊的地位。1991年10月17日《联合报》有一则新闻报道此事，新闻题目是《兼容并蓄诸子百家，不再专攻四书内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决定重编》。
因为官方减少提供儒家教育，那么那些原本就喜欢儒家教育的人，就只能在民间结成团体了。同时，因为九十年代台湾教育在理念上实行“社会观念松绑”和“多元文化教育”，在技术上支持“弹性课时”和“在家上学”，因此不管你是结成基督教教育团体，还是佛教教育团体，还是读经教育团体，都比较容易。
因为政府减少提供儒家教育，民间就涌起力量弥补这一真空，就在1991年台湾教育部停止《四书》为中学唯一文化基本教材的同时，民间就有人在家自己教读经了。王财贵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二十年间，王财贵的读经书目其实是有窄化的趋势，最初他的读经书目包括中西经典，但后来为了“便利、普及、实效、实证”的目的多次修订，真正普遍得到实施的，读得最多的也就是《弟子规》。
而同时台湾各种宗教团体也希望借着读经来扩大自己的声誉。在1993－2000年之间，台湾天帝教、一贯道、佛教的各种组织都捐印了大量读经手册和书籍。而这些宗教团体捐印得最多的就是通俗易懂、篇幅简短、不涉及形而上辩论的《弟子规》。十年前，大部分人获得的第一本《弟子规》都是从佛教寺院里拿来结缘的。
九十年代读经
但《弟子规》在大陆的流行，更要归功于净空法师。2004年，净空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在江西庐江汤池奠基，2006年开始对外招生，到2008年解散之间，总共耗资2亿。汤池实验号称仅仅读《弟子规》就可以使犯罪率降低、离婚率降低、外出打工的人回归乡土、婆媳不吵架以及夜不闭户。这个理想也吸引了大量寻求心灵寄托的现代人，在06－08年之间，大量的白领辞去工作从北上广奔赴汤池。
我们讲了这么多，说《弟子规》写出来是到鸦片战争后，流行起来更要到二十一世纪，无外乎就在证明，它并不是“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材料。那么，“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到底是什么呢？有同学在写关于传统蒙学的硕士论文时，综合了十位学者的观点，发现他们说得都差不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异议，就是分为五类。用郑振铎先生的命名法，就是“伦理、故事、识字、常识、诗歌”五类。而且在每类之中，都有十分丰富的文本可供使用。
我自己是读古代文学的，我知道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有多么大量的故事、常识、诗歌。我自己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就被这种东西迷住了。因此我想说，传统蒙学是非常丰富的，《弟子规》顶多属于其中“伦理类”文本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不大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以为“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就是把一千多字的《弟子规》读个五百遍一千遍的话，不要说不能培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儿童，也远远不够培养一个合格的古代儿童。这样的小孩就是放到古代，也是一个只会复述一些僵化的道理，而不知道自然知识、生活常识、不会讲故事，不懂得鉴赏诗歌，没有用处，没有趣味的人。他在古代也不会受欢迎的。
结论：为什么说《弟子规》会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灵冲突？
那么我这部分其实要想讲两个结论：第一，《弟子规》不能代表传统蒙学的全貌，要防止对传统儿童教育的窄化；第二，传统中本身存在很多互相对抗互相补充的因素，这是传统不断焕发生机的动力来源，要防止对传统的极端化。因为它极端化的一天，就是死亡的那一天。
有人问：“《弟子规》不属于传统经典，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正是因为符合了某种现代性的需要，而具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呢”？就我自己而言，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中有三个必须得到平衡的诉求：过去传统文化资源的如实继承；当下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未来发展潜能的酝酿。
首先，说古代的贤达都是读了《弟子规》才成为贤达的，这就不如实；
其次，要谈当下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就要谈到现代的儿童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来说，“童年”是被发现的，在现代之前，所有国家所有文化，都不认为童年具有独立的价值。在那时候，文化假设童年只是成人的准备期，童年缩得越短越好，儿童越像成人就越得到表彰。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童年”被赋予了独立的价值，随之衍生的，就是儿科学、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等学科的产生，以及专门的童装、儿童语言、儿童游戏场所、儿童保护法案的出现。
现代心理学，不管是皮亚杰还是艾瑞克森，他们都认为你人为缩短童年期，就会带来不可更改的创伤，发展就没有后劲，潜能就没法实现。因为这个前提假设是根本不同的，你无法在一个“童年具有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假设之下，去执行一种仅仅着眼于训导儿童成为成人的行为规范。
第三，对未来生活的适应性而言，当下社会以及未来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告别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儿童必须学习如何在陌生人社会中与人合理合法相处的技能。
因此我最后要谈到学习《弟子规》这样的文本会给现代人带来的心灵冲突。我并不觉得读《论语》会导致这样的冲突。
当涉及到那些与现代生活相距甚远的内容时，《论语》和《弟子规》带来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论语》不是一个行为规范，而是一个建议。论语基本上是讲一个大致的道理，孔子从来不越出他的时代和处境隔着几千年的社会落差直接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而且《论语》之中具备着多个声部，使得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一个恰当的建议。
所以当现代人读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时候，我们不会有焦虑觉得不要坐在凳子上了，赶快去弄一张席子铺在地上。但是《弟子规》每句都是在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哪怕他完全不知道你是谁，你的具体处境是怎样委屈的，它依然以强烈的训导口吻和死板规定对你提出种种要求。这使得我们必须歪曲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凑这个文本，导致生命体验的虚假化。
我非常喜欢荣格心理学中对于在世界各种文化中都可能存在的圣贤之说的堕落化的解释。他们说，所有圣贤的教谕，都来自于他们真诚的生命体验。而当你能真正体验宇宙的真实、生活的本质时，这种觉醒的经验是不需要你额外再提醒自己去记住的。只有当人不能再获得这种体验时，才会希望将它记录下来，甚至变成教条，靠意志来执行。而如果它只是教条，而不能与自己真实的体验结合的话，就会带来道德的虚伪化。这就是所有圣贤之学堕落的轨道。
如果我们谈“儿童传统文化教育”只着重外在的行为规范，不着重内在的心性涵养，那它必然也是堕落的。
我想，无论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能在现代社会实现儿童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发展”，还是“如何能传承传统文化中优雅和高贵的内容”我都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千千万万的文本中选择《弟子规》。（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ID：ibookreview）
原标题：《弟子规的传播是场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