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和净土信仰
中国的佛教史上，知识分子与佛学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在当下的语境中，也具有非常的吸引力。我们的所思所想，所面对的时代人生难题，在近代知识分子那里或许会获得启示乃至答案，这些都是殊胜因缘。而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给养多来源于佛教修养，特别是净土宗对近代影响最大。
自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是我们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古代，士大夫阶层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般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其实，对知识分子这样的定位并不非常的准确和完全，我认为缺少了知识分子的两个重要维度：第一个是社会维度即社会伦理维度。知识分子作为凭借知识生活的群体，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所在。第二个是信仰维度，知识分子作为信仰的载体。
在此，我想着重谈谈第二个维度。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净土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密切度甚至超越了大乘佛教的其他宗派。东晋时期，中国净土宗的宗师——慧远大师，他的社会威望非常高，也是一位由儒入佛，造诣很高的典型知识分子。他在庐山结社念佛，且参加者大多是精英知识分子，刘遗民、雷次宗、宗炳等人在儒家正史中皆有记载。由于时代遥远的缘故，对于当时参加念佛的人物身份和时间，或许无法考证得很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慧远大师结社念佛是历史事实，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归心净土也是历史事实。
两宋是净土宗发展壮大的时期。两宋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慧远大师白莲社的启发，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念佛团体。如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此外还有苏轼、茅子元，都是知识分子结社念佛的典型代表。由于两宋时期结社念佛的风行，使得净土宗逐渐取代了大乘佛教的其他宗派。佛教团体的信仰中心，不再是释迦牟尼佛，而是阿弥陀佛。
晚明时期，弘扬净土的莲池大师在西湖周围的山谷里，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净土修行群体，其主角也是知识分子。再如，同时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也是一位影响巨大的净土思想家，著有《西方合论》一书，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净土宗典籍。
清末是净土宗的复兴时期。从彭绍升到魏源、龚自珍，乃至近代的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他们均是虔诚的净土信仰者。到民国之后，知识分子和净土宗的发展有着更为本质的联系。这就不得不提到印光大师，他的弟子数以十万计，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居士，当然在居士群体中，知识分子占很大一部分。可见，在佛教史上，知识分子和净土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
下面，我们借助个案分析，来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和净土信仰。
个案之一：彭绍升
分析近代知识分子和净土的关系，应该从乾隆后期的彭绍升讲起。彭绍升是由科举制度的成功者到皈依净土信仰的典型。并且，近代知识分子与净土的关系，甚至于近代佛学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彭绍升这里。
彭绍升出生于一个状元世家，他的祖父叫彭定求，是康熙二十五年状元，他的父亲彭启丰是雍正五年状元。在这样优越的世俗环境下，彭绍升仍热衷于佛门典籍的校勘，并且信仰皈依净土，在他的带动下，乾隆末期形成一种知识分子投身净土的风潮。彭绍升把自己取名为二林居主人，为什么叫二林居主人呢？这是因为晋末刘遗民在庐山东林寺专修净土，以及明末时期的东林书院，为了纪念这两个以林为名号的团体，把自己取名为二林居主人。彭绍升周围团结了一群知识分子，比如罗有高、汪缙、薛起凤等人都是当时的儒者，同时也是佛教的信仰者，更确定地说就是净土的信仰者。把净土思想和宋明理学思想加以沟通，主张融合儒佛，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启示。
因为儒家和佛教的确存在很多可以沟通的地方，虽然历史上儒家经常的抨击佛教，排斥佛教，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儒者倾心于佛教，并且以自身的努力来沟通儒佛。彭绍升所组织的这样一个思想团体，历史上称为长州学派。长州是古代苏州的另外一个称呼，这个学派的特征就是把理学家修养的功夫和净土信仰的归趣结合起来，一边讲究静坐与修身，一边讲究念佛求往生净土。他在一首诗当中，曾经叙述了自己思想发展的几个阶段。他写道：“畴昔事诗书，每纡经世策……净水发莲台，光明生众窍。”就是说以前我是学习诗书，读《诗经》、《尚书》这样儒家的典籍，思考的都是那些治理世间的一些方法，后来就归心净土， “净水发莲台，光明生众窍。回心向西池，廓尔同一照。”他的朋友汪缙曾经概括了彭绍升的生活状态：“我友知归兄，子母长相恋。薉土一何喧，净土一何宴。提肝奉弥陀，布发为之荐。大哉忠孝心，三教互相禅。”禅，就是三教互相地传递。彭绍升号称知归子，就是知道归途的这样一个学子。他把儒家的忠孝和佛教的净土信仰结合起来，并且认为三教之间都是可以互相传递，互相沟通的，尤其是儒家和佛家，可以互相沟通。
由他整理的《居士传》、《净土圣贤录》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史典籍。他更撰写《一乘决疑论》，用来沟通儒佛之间的隔阂；《华严念佛三昧论》，推崇华严净土，以释禅净的纷争。推崇华严净土，来解开历史上禅宗和净土宗的纷争；《净土三经论》，以畅莲宗未尽之旨。今天我们如果要去研究古代居士的历史，研究古代净土思想家的历史，必须要来看《居士传》和《净土圣贤录》。《净土圣贤录》对净土宗的历史进行梳理，记述净土教主阿弥陀佛以及阐教圣众如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为始，集录历代宣扬净土法门的比丘、比丘尼大概有五百余人的事迹，把他分为十类，叫做十门。第一门是净土教主，第二门是阐教圣众。第三门是往生比丘，第四门往生比丘尼，第五门往生人王，第六门往生王臣，第七门往生居士，第八门往生杂流，第九门往生女人，第十门往生物类。《净土圣贤录》大多是由历代的《高僧传》、《佛祖统纪》、《佛祖通载》当中择要摘录而出，可以说是人人有本末，都是有文献的依据。我们如欲考察古代居士的净土信仰，古代的净土信仰，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近代以来，净土宗能够昌盛，并且超迈于其他的各宗各派，彭绍升功绩很大。比如说他融会华严净土。受到莲池大师的影响，彭绍升特别推重华严和净土的融通。他说：“我读华严偈，信入净土门。由诸佛净愿，成就妙庄严。”他的朋友罗有高，也曾经说到：“佛号数万声，华严一两卷，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近代的杨仁山居士提倡“教宗贤首，行在弥陀”。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莲池大师和彭绍升居士的影响。
个案之二：林则徐
林则徐曾留下一个小盒子，称之为“行舆日课”，这个小盒子里面装着一本用来抄佛经的小册子，抄写《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无量寿根本陀罗尼咒》以及《大悲心陀罗尼咒》等等。净土对于林则徐的意义绝不仅在于个人的解脱，更重要的是拯救国家民族。印光法师看过林则徐的“行舆日课”之后曾评论说：“详观古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世儒不知道本，只见已然之迹，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心。致其本隐而不显，潜而不彰。以拘儒忌佛，故多主于潜修密证，不自暴露。若详审其行迹，必有不可掩者。其子孙若非具正知见，必惟恐为俗儒所讥，亦不肯为之阐发耳。以此因缘，致潜德幽光，湮没无闻者多多矣。旧唐书，凡佛法事迹，及士大夫与高僧往还之言论，俱择要以载。欧阳修作新唐书，删去二千余条。五代史亦然。盖惟恐天下后世，知佛法有益于身心性命，国家政治，而学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种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潜修而密证者，皆不得而知焉。林文忠公则徐，其学问，智识，志节，忠义，为前清一代所仅见。虽政事冗繁，而修持净业，不稍间断。以学佛，乃学问，志节，忠义之根本。此本既得，则泛应曲当，举措咸宜，此古大人高出流辈之所由来也。”
印光大师的评论是对林则徐这样一个建立丰功伟绩的政治家所言，仅有俗家的学问无法支持他成就这样一个大事业。他抗击英国侵略者，发誓焚烧鸦片，必须有一种坚强的愿力和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够不计个人的代价，不计一家的代价，实现拯救黎民百姓的壮举。之所以他有这样大的功业，是由其信仰的沉淀来支持他这样来进行。除了“行舆日课”之外，我们从今天流传下来的《林则徐日记》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他供佛，礼佛，求佛，祈雨，写经赠友，忌日持斋，兴办佛事的记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习惯于在公务行程中参访各地的寺院。
林则徐在一八三九年曾经作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戒条”的《十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时运不济，妄求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医药无益；淫恶肆欲，阴骘无益。”这《十无益》虽然讲的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原则，但是融合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里面，佛教因果思想在里面有非常深的体现。林则徐在任江苏巡抚时还为苏州的观音庙题写了一副充满佛理的对联：“大慈悲能布福田，曰雨而雨，曰旸而旸，祝率土丰穰，长使众生蒙乐利；诸善信愿登觉岸，说法非法，说相非相，学普门功德，只凭片念起修行。”
林则徐一生奔波中国的南北，最南到达广州，最北到达伊犁，兴建了无数的水利工程，平定回民叛乱，烧毁鸦片等，历官十四省，统兵四十万。他轰轰烈烈的事功，得益于净土信仰对他产生的支持，他曾经说过“众生无边誓愿度”，又说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也阐明了信仰的力量。古代说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林则徐可以说是一个立德、立功的典范。由此可见，学习佛法，学习净土，并不是要和世俗区分开来。
个案之三：魏源
在清朝中后期万马齐喑的社会氛围中，魏源洞察到社会时弊以及大厦将倾的未来命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思想。但鲜为人知的是，魏源也是一位坚定的净土信仰者和修行者，在净土宗的历史和典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杨仁山居士曾指出：“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圆成，乃由体起用也。”
魏源以己之力重新编纂了净土典籍，编有《观经》、《阿弥陀经》和《普贤行愿品》，并对《无量寿经》进行会集。在思想上，魏源曾把佛教的宗派分为宗、教、律、净四种。宗指的是禅宗；教指的是经教诸宗，比如说天台、华严；律指的是律宗；净指的是净土宗。他认为律宗是宗教净的依止，无论是何宗，都要守戒持律； 禅宗是内重己灵，专修圆顿者。华严境界和净土之间关系本来就很密切，但魏源对这一方面却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从一念佛法门，遍通华藏海一切法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一观点是《华严》中的圆融无碍理论与净土宗念佛法门的一个巧妙融合。除此之外，魏源还援儒入佛，对弥陀净土的宗教义理有新的发展。
魏源为什么要选择净土做为自己信仰的皈依呢？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救世，救世就是要拯救当时已经步入衰微的国家民族，所以他有很强的危机意识，那么，用什么来救世呢？魏源最后找到了救心，救世必须要救心，把人的心给救出来，所以他在《海国图志》里面，有一句话说到：“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他说不行，同时也行。为什么呢？“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而是人心之伪，人心之饰，人心之畏难，人心之养瘫等等，就是说人心当中有虚伪，有自我的矫饰，有畏难的情绪，有养瘫的这样一种习惯，就是不求精进，就是养瘫，就是破罐子破摔的这样一种习惯，所以呢，你如果要救世，首先要救心，而魏源选择救心这条道路，最后就找到了净土宗。
个案之四：杨仁山
杨仁山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沈曾植在杨仁山居士塔铭当中概括道：“居士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论师、法将、藏主、经坊，四事勇兼，毕生不倦，精诚旁薄。”杨仁山早年的佛学思想要从《起信论》和《楞严经》入手，晚年则介绍了日本的唯识学思想，然而其自身最后的精神皈依却是净土思想。他曾写信给日本的一位佛教徒南条文雄说到：他自己以念佛往生为正宗，以弘法利生为助缘。他曾经撰述了很多的弘扬净土的书本，都是为了来坚持自己的信仰。杨仁山居士处处把净土法门和自己的弘法利生事业相结合，从而丰富了净土法门的实践内容。他也认为发菩提心是往生正因，这具有时代性的意义。他认为此时学习佛法不能够必求证道，若执求证道，反滋魔障。若欲断绝世务，屏除万缘，方能学佛，则举世很少有人具此种条件。就是说大家学佛不需要屏绝世缘，你可以在世间学佛，并不需要你断绝世务，所以他认为菩提心是往生正因，只要有菩提心，无论你做何种何样的世俗事业都可以归心净土。
杨仁山居士强调了念佛的丰富内涵。他说道：世间苦乐境界，不如以佛法导之，令其不造恶因，免受苦果，渐渐增进，以至成佛，此乃佛教济世之方，与世法相辅而行，非虚无寂灭之谈，地球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人心，使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如果我们要建成一个未来的美好世界，不仅要在外在提高我们的物质方面的种种进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在要渐渐增进，以至成佛，每个人要不造恶因，这样就能够佛法和世法相辅而行，佛教不是一个摆脱世间的宗教，不是虚无寂灭之谈。
杨仁山居士曾写《观未来》一文，文章里面把西方工业社会和佛教中的增劫加以比拟。在当时，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西方世界就是净土的美好世界所在，中国的未来在西方。杨仁山居士认为百年之内，我们会实现比欧美经济更繁荣，物质更先进的世界。如今，他的预言成真了。今天的中国，GDP居世界前列，我们摆脱了“东亚病夫”的魔咒、梦魇，甚至一些人心中充满了自鸣得意。但是，正如杨仁山居士所说，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世界，货物充溢，严重的阶级差别，法政制度变成一种外在的钳制。所以，他对现代社会有很深刻的洞察，这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是一个警示。他告诉国人，缺少人文关怀的西方富强之路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个案之五：康有为
康有为本人早年对佛学曾经有长期的修行的过程，他对当时的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以及东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曾经涉猎。但佛教对于他有一种本质的意义。在信仰的追求上，他认为佛教的信仰归趣就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前景。
《大同书》里面有很多对于世间苦难的描绘。康有为认为，既然人世有如此多的苦难，世间如此的痛苦，最后就要出离世间，就是把世间改造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大同世界是康有为救世的终点，他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很多灵感来自于“净土世界”，他把这个大同世界描述成为一个如《阿弥陀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的世俗版本。这样一个世界构成了康有为改革观念的归趣，构成了他社会理想的一个终极目标。
考察近代知识分子和净土的关系的最大价值在于：重建心灵秩序，维持世道人心。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是以霸王道杂之，心灵秩序以儒佛道三教的交融作为主体。到了近代社会，随着国家内忧外患局面的长期延续，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秩序已不复而存，儒佛道三教交融的心灵秩序也面临瓦解。面对历史的波涛汹涌，正是因为一代代坚定的净土信仰者，中国的思想得以继续，中国的文化得以延续。时至今日，我们仍致力于重建心灵秩序，维持世道人心。所以，探讨近代知识分子和净土的关联，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净土》杂志2015年第4期 文/蒋海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