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入狱后为啥转变态度 对佛教倍加赞叹?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别号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的青年时代,正值晚清佛学重炽,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许多知识分子都乐与佛学为伍,并试图从佛学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但这时的佛学并没有引起章太炎的重视,甚至他在《訄书》中,还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对佛教中消极遁世的一面,多有批评。在当时,章太炎独崇荀子与范缜,对他们的唯物思想与无神论主张表示欣赏。可以说,青年时代的章太炎并不好佛,甚至有所抵制。
1903年6月30日,36岁的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苦役之余,困寂之中,他以读书自遣。牢中唯有佛经可读,于是他专心研读佛典,其间主要研读了《瑜伽师地论》、《唯识论》等大乘教义典籍,最后“乃悟大乘法义”。自此,章太炎一反过去排斥佛教的态度,转而拥佛,开始将佛理引入他的思想体系。
1906年7月,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日本,执笔于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年11月,他在《民报》上发表了《建立宗教论》,力图扬弃佛教中神道迷信的内容,保留其伦理部分,以建立起一种“新宗教”。这种新宗教,既不是孔教,也不是基督教,而是以佛教中华严与法相二宗为核心的新教。
可以说,章太炎重视的是有哲学内涵的佛学,而不是佛教的形式。这是章太炎借用佛教若干现成的东西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为此,他对佛教抱了极大热情,乐此不疲。为了更多了解佛教,乃至印度诸教,他曾邀印度梵师密史逻赴日本讲梵文,以便日后直接阅读梵文经书,还特邀鲁迅和他一起听课。他与苏曼殊、陈独秀等人,曾计划建立梵文书库。他甚至还打算去印度出家为僧。
1908年,章太炎与苏曼殊讨论佛教,并发表《告佛子书》及《告白衣书》,反对占寺庙办教育,开启了佛教改进运动的先声。章太炎一直认为,“不造出一种舆论,到底不能拯救世人”。《齐物论释》就是章太炎精心思考,根据时代需求而撰写的一部巨著。
1913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大会,“公请孙少侯、章太炎、熊秉三三君为本会名誉会长”。
同年,章太炎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再度入圄。又一次失去自由的章太炎,困厄之中再次研读佛经以自解,多次嘱咐家人将他多年收罗的佛法典籍送往北京与读。在细致研读《瑜伽师地论》、《唯识撰要》等经典的基础上,成《菿汉微言》一册,这是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讨论佛学的口义,由吴承仕笔录,经章太炎审定,共辑录了章太炎论学体会167则,其中论佛的近百则。
1916年,章太炎重获自由。1918年8月,章太炎、蒋作宾、陈飞公在上海成立佛教团体“觉社”,敦请太虚大师主持社事,旨在研究佛法。同年11月,章太炎等人又创办了《觉社》杂志,先后出版4期,后改名为《海潮音》,成为我国办刊时间最长的佛学刊物。
1923年11月,章太炎赞助成立“佛化新青年会”;1926年7月,章太炎与太虚法师等人组织了“佛化教育会”……
章太炎与佛教界的往来远不止于此,他与佛教界许多高僧巨子,如曼殊大师、弘一法师、太虚法师、杨仁山、熊十力等都有密切交往,留下的讨论佛法的书函,足资后人细研。
章太炎晚年仍很重视佛学,但却调整了儒、道、佛地位,这是因为,他目睹到西化日甚,传统文化有灭顶之灾,才又起而捍卫传统,突出传统文化儒学地位,故“儒”的地位渐高于“佛庄”。这一切均印证了章太炎终身是以“致和”和“求是”为根本。因此,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佛学的阐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的需求,相应随变。他的论佛,超凡脱俗,能入于佛,又能出于佛;他的佛学观,既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又为时代政治服务,独具特色,至今不失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