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不同法谊在：看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的交往胸襟

太虚大师（右）与圆瑛大师（左）法谊深厚

太虚与圆瑛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但是后来两人的关系又充满了紧张，乃至最后失和。这个问题看似不太重要，但是在整个中国佛教中却很有代表性。他们作为佛教领袖，彼此代表了各自的个性特征与文化改革观念，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传统与改革之间的文化思想冲突，他们的关系从亲密到失和，实际上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内部思想斗争的反映，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与探讨。本文则探讨两人曾经有过的兄弟情谊，对两人关系作一个回顾。

圆瑛与太虚的义结金兰

太虚16岁那年，到宁波天童寺受戒，“纠察师圆瑛亦留一纠纠的影像”，给太虚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太虚也在这次受戒活动中表现突出，得到了人们的好评。太虚受戒后，在师父奘老的安排下，随水月岐昌法师学习。岐昌法师以表唱水陆忏文而得名于教界，圆瑛这时也以文字而在宁波佛教界名声渐显，太虚在不断地拜访岐昌法师学习诗文的同时，与圆瑛渐渐熟悉，“遂与圆瑛由诗文发生友谊”。18岁那年，太虚住进了天童寺，因代师讲经而被人称赞，这时圆瑛也住在书记寮听经，太虚自述：“圆瑛曾约我在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为兄弟，异常亲热。”有时在晚饭后“与圆瑛、会泉等也学立因明的三支比量，但皆不过一知半解。”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五日“佛教自恣日”，两人在天童寺御书楼上关圣像前，订盟换帖结为兄弟。当时太虚年18岁为弟，圆瑛29岁为兄。义结金兰的盟书由圆瑛手书，全文如下：

夫纲常之大，莫大于五伦，而兄弟、朋友，乃五伦之二也。世有生无兄弟，以异姓结手足之亲；分列友朋，竟同盟寄腹心之托。即如桃园结义，管鲍通财，同安乐，共死生，千载咸钦气义。而吾侪身居方外，迹托尘中，虽曰割爱辞亲，尤贵择师处友。然友有善者焉，有恶者焉。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悟自投身法苑，访道禅林，所见同袍如许，求其如弟之少年聪敏，有志进修者，亦罕逢其匹也！兼之气求声应，心志感孚，是以欲结同参，以为道助。恭对我佛座前，焚香致祷，披诚发愿：愿得同究一乘妙旨，同研三藏玄文，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同宏大教，同演真诠，乃至最末后身同证菩提，同成正觉！互相爱念，全始全终！今则谨立义规数则，以为助道因缘，其各永遵，俾成法益！

一则以心印心，亲同骨肉；

不可少怀异见，阳奉阴违！

一则白首如新，历久弥敬；

不可泛交朋党，背亲向疏！

一则以善劝勉，有过箴规；

不可弗纳忠言，任从己意！

一则疾病相扶，患难相救；

不可忘恩负义，袖手旁观！

一则安危与共，忧乐是均；

不可但顾自身，不思大义！

一则事必相商，言当忍纳；

不可诸般瞒昧，片语分离！

一则出处行藏，追随晤对；

不可轻离忍别，致叹参商！

一则各自立志，宏法利生；

不可虚度韶光，甘居人下！

以上义规，各宜慎重！右录盟心律一首：

天涯聚首两欢然，鱼水相亲夙有缘。

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义周全！

盟心志在真心印，助道功成觉道圆。

并建法幢于处处，迷津广作度人船。

时维光绪三十二年自恣日，于太白名山奎焕楼，盟兄今悟书。时年二十九岁，本命戊寅宫，五月十二日子时建生。

圆瑛手写的《书盟》，内容俱全，有桃园结义之忠，还有方外善知识之求，言真切切，读之感人。圆瑛大太虚11岁，能对小他的太虚放下身段，待之谦下之礼，着实也不容易。特别是《书盟》后半部分内容，对二人结义因而缔结的约定之“义规”，更是表明了两人“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同宏大教，同演真诠，乃至最末后身同证菩提，同成正觉”的远大志向。圆瑛这时刚开始声名渐显，太虚则还是一个小和尚，若论身份，圆瑛远高于太虚，但他能够尊重太虚，慧眼识才，应该是发自内心对太虚的尊敬与呵护，正如太虚弟子印顺法师评说：“圆瑛时年二十九，能屈交十七龄未满之大师（太虚），眼力实有足多者！”

次年夏天，圆瑛已升任天童寺头单知客，太虚的老师道阶法师鼓励大家阅藏，圆瑛尤力任介绍太虚参加，在圆瑛的努力下，太虚被安排到汶溪西方寺阅藏。圆瑛又引见西方寺净果和尚予太虚，给太虚在藏经楼阅藏寮中阅藏提供了方便。太虚认为，“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于我的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5]当然，太虚也对圆瑛极尽帮助。太虚在七塔寺听谛闲老和尚讲天台经典，不久，圆瑛被鄞县知县官拘押，太虚专门致函八指头陀，“颇怪其不为解救”，引起八指头陀发怒，到七塔寺当面呵责。为此太虚只好躲避，未能听完谛闲老和尚讲经。

太虚与圆瑛同为诗友，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唱和,如太虚“过圆瑛接待寺，访梁山伯庙。又在宁波观音寺与陆镇亭太史、圆瑛、王吟雪等，结木犀香诗社，颇有唱和。”在《太虚大师全书》就录有十首以上，这些诗作，很多是和圆瑛的诗韵，情真意切，或为抒景，或为对圆瑛的赞颂，应是太虚发自于内心的表露。此处仅撷取二首，以示一斑。例如太虚作《圆瑛禅兄由天童寄咏梅诗至和韵答之》：

寒月照禅床，清辉冷袭裳；

溪声流日夜，梅萼绽风霜。

未睹三分白，先闻一段香；

禅心澹无着，消息露堂堂。

这是回答圆瑛由天童寺寄给太虚咏梅诗的和唱。此诗以景抒情，把冬天的荒凉和天童寺的清萧描述得淋漓尽致。寒月照着禅床，泛着冷光，清辉把穿在身上袈裟凉透，窗外是日夜不断的潺潺流水，发出轻摩娑娑声。腊梅在凛冽的寒风中绽放，寒霜打着梅花，发出阵阵的清香。漆黑的夜晚带来香气，即使是无执于禅心的法师，也会感受到透露的芬芳。

又如《天童寺访圆瑛方丈》曰：

少白山前少白河，迢遥一塔映清波。

轻烟处处浮村霭，微雨丝丝起棹歌；

直揭岭云露峰髻，深披林翠探禅窝。

五年不入天童境，人事沧桑变已多。

这是圆瑛升座当天童寺方丈以后，太虚重返天童写给圆瑛的诗。太虚曾经夸奖“圆兄大心士，华座绕龙象”，对他协助净心长老治理天童寺的成绩是持肯定态度的。在此诗中，景色依然如旧，碧波荡漾的少白河水，映照了天童寺塔，远处村落袅袅升起的缕缕轻烟仿佛将来者带入了旧景，沥沥的小雨拂面而来，更引发了往日的情景，梢公的歌声在细雨烟朦中，平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朦胧中的山岭时而露出峰峦，密林披着翠绿是坐禅的好去处。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景色依早，人事却变了许多。

两人对佛教事业的互相支持

教内流传有“圆瑛信众，传有大师曾为圆瑛法子之说。”对此事，《太虚大师年谱》的作者印顺法师曾经有过一段解释，并且找过当事人奘老法师求证。印顺回忆说：“编者特访奘老于天童（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十月一日’），时圆瑛适自沪至天童）。奘老谓：事出有因。非光绪三十四年，即宣统元年。圆瑛大病数月，奘老亲为护侍。圆瑛之病甚奇，发则神情顿异，缠绵欲绝。时人视为鬼扰，圆瑛亦自分必死。间常哭语奘老：‘从七塔寺慈运老和尚得法，未曾传出，设一旦逝去，法脉自我而斩，何以对祖师！且（宁波）老会馆数载经营，一旦付诸非人，亦属唐丧全功。望太虚能接其法派，愿以老会馆相交’。奘老以语大师，大师不可。奘老以为：彼此友情素笃，应通权允之，稍慰其临死苦迫之情。如病愈，圆瑛自当知其乱命（分属盟兄弟，如何倒作师资）而一笑了之。是事，奘老一手包办；圆瑛于病中，曾书法卷、字据与之。字据有‘生西之后，老会馆交与太虚，他人不得争夺’之语。其后病竟愈。当年或隔一年，奘老将法卷与字据交还。奘老又谓：圆瑛长于太虚十一岁，无论佛法与诗文，大师出家之初，俱对之大有帮助；且常有经济援助云。奘老率真，对圆瑛友情，更非泛泛。其言如此，应可信也！”依照印顺法师的了解，认为圆瑛对太虚不仅欣赏，而且还非常信得过，所以才愿意自己的法脉交给太虚，曾经将太虚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的确，在民国初期，圆瑛与太虚两人之间都有过互相支持的活动。例如寄禅法师是当时中国佛教高僧，也是太虚法师最敬仰的人。寄禅弟子众多，圆瑛亦为其一。太虚特意指出，“投公（案指寄禅）学慈恩、天台宗义者，若圆瑛、会泉等乃遍于浙、闽间。”强调了圆瑛与寄禅的因缘。转道上人是开辟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著名僧人，他和圆瑛法师联手复兴泉州开元寺，太虚在《泉州开元寺转道上人传》专门记载了这件事情，说：“今开元寺由师罄出其所积，焕然一新，请圆瑛法师宏法其中，并设慈儿院以广行佛化。此上人自度度人之德行，洵足以继往传来者也”，以不泯圆瑛之功也。圆瑛除了曾经支持太虚到汶溪西方寺阅藏，造就了太虚的一生之外，还多次提供机会让太虚到各地讲学，如民国六年（1917）圆瑛请太虚代他到台湾基隆月眉山灵泉寺讲学，太虚接受了，并且利用到台湾的机会，转道赴日本考察佛教，收获颇丰，对他的后来佛教制度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两人皆主张革除佛教陋习积弊，以北京佛化新青年会名义，与道阶等联名发邮代电，呼吁变革；太虚函约圆瑛一同出席东亚佛教大会，等等[16]。民国十一年，太虚在北京成立“新佛教青年会”，翌年改名为“佛化新青年会”，发起佛化新青年运动，在运动初期，圆瑛力挺太虚，予以支持。民国十四年（1925），天童文质方丈任期满，改推圆瑛继任，但是这时圆瑛因接泉州开元寺办佛教孤儿院之请，派人来函辞退。于是寺众咸欲推太虚为继任方丈，太虚力辞，乃改举了恰恰来寺的禅定担任方丈。太虚被选为天童寺的方丈，有没有圆瑛所起的作用，也未必不可。从这时的时间来看，太虚与圆瑛两人还是义结金兰的时期，所以极有可能让太虚当天童寺的方丈，是圆瑛推荐的作用。圆瑛在辞函中说过：“唯望双垂法眼，际此魔强法弱之日，别选道高望重之人，天童幸甚，佛教幸甚，肃此敬希。”“魔强法弱”，就是佛教正处于艰难的时期，“道高望重”，太虚这时已经是37岁的人了，而且在佛教界以新派人物为代表，所以做方丈也未必不能，但是太虚没有接受这份盛情。

同年，太虚与圆瑛等佛教界的名人道阶、现明、觉光、佛源、持松、大春、竺庵、大勇、蒋维乔、施肇曾、梁启超、马冀平、康宗遥、汤芗铭等人，上书给湖北督军萧耀南，请准予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十月，中华佛教联合会组中华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太虚法师致函圆瑛邀请参加，圆瑛回函表示不能参加，言明：“邀赴东亚佛教会，本拟偕行，奈因敝院开办伊始，更加重修东西两塔及法堂，诸事如麻，实难抽身，此亦无如之何。”但圆瑛言辞恳切地提出建议，认为：“惟是此次联会，应对东亚佛教谋一光明之目的，两国僧界乃同种同教之人。当如何亲善，如何创造一种特别之事业，不仅与佛教有光，而且与两国社会国家均有莫大之利益，我意要与各宗管长商议，可否将日议院所议亲善费提拨一部分在江浙闽省各处创办佛教大学、佛教医院、佛教日报。大学可以灌输，医院可以感化，日报可以发揭，此三事实东亚佛教所应办之事业。望向会中提议，如表同情，再定办法。”同时又从兄长的角度提醒太虚应注意：“其手续当慎重，不可惹起国际交涉。”最后给太虚鼓励：“我观世界科学之发达，得其者固多，而受其损者亦自不少，竞争愈烈，世界愈入漩涡，有识者早鉴及此。将来欲救世道人心，自必公认佛教，而我佛教徒固应抖擞精神，以为一番之预备，慧如仁者。”

两人这时的亲密关系，正如印顺法师所说：“十四年夏，天童推圆瑛为住持（后来未就），武院学生致函称贺（海六“通讯”）；是冬出席东亚佛教大会，大师函约圆瑛同行（海六、十二“通讯”）。大师与圆瑛，虽风格志业不尽同，然以昔年盟好，大师及其学人，未尝不乐于引为同调。自后日趋疏隙，惜哉！”

太虚重视办教育，于民国十六年（1927）在福建厦门南普陀成立“闽南佛学院”，圆瑛也应邀参加成立大会。民国十八年五月，太虚从欧洲回国，上海佛教界于报本堂举办盛大的欢迎会，圆瑛也莅临参加，并发表演讲，云：“佛法有幸，杰出斯人！于末法世，乘大愿轮。童真入道，脱俗超尘。学通三藏，智冠同伦。具无碍辩，融旧合新。降魔制外，裁妄续真。道游欧美，广度迷津。遄归本国，唯愿扬我佛教之精神。”圆瑛对太虚称赞有加，把他看作是“佛教有幸”之杰出人才，这是对太虚的最高奖赏，也是发自内心的表扬。太虚发起考证佛陀纪年的活动，以中国佛教会议决：“推定大德暨谛闲、印光、圆瑛等诸法师、许止净居士，负责考定，以便通告全国一律遵用。”圆瑛表示全面支持。

见解不同情谊仍在

综上所述，可以见到太虚与圆瑛二人在民国初期，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确实体现了两人之间的金兰之盟的约定。两人共同携手，相互支持，表现出“手足情同交莫逆，安危誓共义周全！盟心志在真心印，助道功成觉道圆。并建法幢于处处，迷津广作度人船”之真诚法谊。虽然后来两人因道不谋而分道扬镳，甚至有时还处在对立的地位，但是相互之间仍然还是挂念的。1936年，两人在上海觉园会晤，记者高骥记录了这件事情。他在《佛教会两大和尚会谈》里写道：

最近，两个著名的大和尚圆瑛和太虚，又于本月三日晤于觉园。……所以这次两个大光明相碰，实为中国佛教会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当笔者到达目的地时，两大和尚正在谈话。最初，他们稍为谈了一点关于国民大会的事情，但他们会晤的重心在商量中国佛教徒全国代表大会第八届会议的各项问题，又曾谈到僧尼受训与僧众劳作及兴办慈善教育事业等等。在三日上午商定大会日期及选举法则等后，即于次日发出一个快邮带电，略云：“各县市分会钧鉴，本会已定于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召开第八届全国佛教徒会员大会，即希依照选举代表规则，选定代表，听候召集，并盼将选定代表速先填明履历表，于九月二十五日前寄送到会，以便审查，事关重要，请勿延误。中国佛教会（五日）。曰又附履历表，规定须填明名字（佛教徒如僧尼均不用姓）、性别、年龄、籍贯、职业、经历、会员登记号数、住址等等。据外传，关于佛教会的章程草案，中央民训会与多数佛教徒的意见颇有出入之点，故连日各报已见有中央民训会指导处张延灏发表的告全国僧尼书，同时对中央不认居士为佛教徒与强迫僧尼入会两点，全国佛教徒亦均不谓然，已呈请中央注意。又据传中央对佛教会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有一个建议，那就是由两位大和尚（圆瑛与太虚）每一位大和尚推举一百五十人，共推三百人为候选人。再由中央圈定其半数作为出席代表，但此议事极为佛教徒所反对。记者向两位大和尚问有无此事，二人亦加以否认。……他们边谈边念阿弥陀佛，后来又谈到兴办慈善事业问题。据他们考察的结果，全国各丛林寺庙对于此项进行尚知努力，除仅能维持少数僧众生计之小寺庙外，稍大之丛林或一所或数所均能出其余力襄助该地各县分会办理地方灾荒赈济及施医施药，佛教徒主办之小学校，全国亦有多所，对僧众之戒除嗜好、识字教育等亦竭力推行，最后他们谈到全国僧众之劳作问题。圆瑛大和尚说：凡是人，都应为社会服务，佛说救世，舍生取义亦为之，而况自谋衣食，故僧众除募化外，近来各丛林设农场自行耕种者，以及设小工艺场自行作手工业者亦不少。太虚大和尚亦说：出家人不比在家人，洗衣、烧饭、洒扫、差不多都要自家动手，决不能使人作仆役，所以“劳作”两字，随便那个和尚都在实行着，这是不成问题的。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但因为有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在旁细听，恐使两位大和尚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不待他们谈毕，记者便向他们告辞出来。

1935年7月18日，中国佛教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由圆瑛等人操办，太虚等人连主席团都没有进去，因此称这次是“少数人操纵的代表会”。中国佛教界内部以圆瑛为首的旧派与太虚为首的新派矛盾公开，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内政部等部门的不满，要求中国佛教会要做改变和整顿，与不同意见的新派联合起来。文中“觉园”，应是上海中国佛教会会址。所说的“本月三日”，需要考证一下。查《太虚大师年谱》：“五月十六日，大师由雪山来沪。去京，还沪，赴杭州（海十七、六《现代佛教史料》；《佛教日报》五月），殆为中国佛教会之改组而有所商洽。时江苏、湖南、安徽、云南、四川等七省，通电抨击中佛会；省分会之恢复，已不可免。黄健六、屈文六等，不忍圆瑛退出总会，拟推印光为理事长，唱‘全体合作’之说（俾仍得由上海名流操纵），请王茂如、常惺为之斡旋（海十七、五《现代佛教史料》）。”查《重订圆瑛大师年谱》：“五月某日，在大悲、屈文六的陪同下，访太虚于上海雪窦分院，以期消除分歧，共举中国佛教会事。”所以这个“本月三日”极有可能就是五月三日。但是按记者高骥所说，太虚与圆瑛两人会面的地点是在觉园，而《重订圆瑛大师年谱》是说在雪窦分院，因此时间上拟有可能，但是地点不对。

另有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派民训部民众组织指导处张廷灏处长前往上海，分别与圆瑛和太虚两人交流了意见，筹商改革中国佛教会的事宜。张处长要求他们“以共努力，开诚合作，真改进会务相劝勉。”查《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圆瑛这时应在上海。太虚“八月五日，大师于大林寺，开讲《往生净土论》，九日圆满；雨昙记，成《往生净土论讲要》（海十七、八《现代佛教史料》）。十七日，大师于九江能仁寺，再讲《往生净土论》，凡三日（海十七、九《现代佛教史料》；《正信》九、十）。”按当时的交通工具条件，从江西到上海最快也要走一天，所以太虚应该在上海见张廷灏处长之后，再到江西九江庐山大林寺讲经。那么太虚与圆瑛两人见面应在8月3日。

以上两说，孰是孰错，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笔者以为，还应以5月3日比较为准，因为一是《重订圆瑛大师年谱》已经谈到“五月某日”两人见面之事，虽然地点不符合记者高骥的描述，但是至少在时间上是接近的。8月3日之猜想，也有可能，因为这段时间圆瑛一直在上海，而太虚也可能在上海，见到张廷灏处长以后就到江西去讲经了。只是太虚的时间有些太紧张了，鞍马劳顿也辛苦多了吧。

虽然太虚与圆瑛两人见面的时间与地点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是根据记者的描述，两人确实是见面了，而且谈得很投机，一起讨论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与中国佛教会的工作，说明他们两人之间还是可以沟通的，即使是有时在会上发生争辩，如八月“二十三日，民训部责成中佛会，在毗卢寺召开第四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约大师出席，期达到合作。会议时，大师与圆瑛颇有辩诘。议决：由大师与圆瑛各介绍一百名代表呈部，圈定半数，作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但是应该看到，私下两人之间的感情还是保留了相当部分，争吵只是为了各自集团的利益，这些争吵又被各自集团内部的人给扩大化了，加以媒体的妖魔化，以至于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真实感情。

太虚与圆瑛之间的私交友谊，在以后还得到了证明。1941年圆瑛被日本宪兵以反日罪逮捕，太虚“见报载圆瑛解往南京，殊以忧念！”1945年，抗战胜利，太虚回到上海，“留沪期间，大师访老友圆瑛于圆明讲堂，探问其病。”说明，太虚与圆瑛两人之间感情并不因见解不同而彻底决裂，两人之间年轻时建立的情谊始终是存在的。

原标题：太虚与圆瑛的兄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