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世间】楼宇烈教授:佛教的前世今生(一)
佛教的创立
佛教能密切地融入中国文化,这跟它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佛教的历史,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古印度与现在的印度完全不一样,从地域上讲它比现代印度范围大得多。
佛教的创始人实际上是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当他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创立佛教时,印度社会的等级制鲜明严格。整个社会分为四大种姓,种姓之间几乎不能通婚,有些场所某些种姓也不能去,一直到现代印度这种制度也有表现。
最高的等级是婆罗门种姓,婆罗门是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一种宗教婆罗门教,这个宗教的神职人员掌握了与神沟通的大权,是社会中最高的种姓等级。
第二等级叫做刹帝利,这个等级主要是武士们、帝王君主们,也就是掌握社会政权军权的那一帮人,当时印度都是地方政权,佛教创始人就诞生在这样的阶级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首领,历史上称为净饭王,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太子,所以又有太子佛的说法。
第三个阶层是吠舍,这个阶层指有自由身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一些掌握经济命脉的人。
第四个等级叫首陀罗,是受人管制的奴隶们。
当时印度的就是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深入印度人的骨髓,它的所有宗教也围绕着等级制度来构建,婆罗门教某种意义就是来维护这样的社会的。
婆罗门教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它认为世界万物是神创造的,但不只有一个唯一的神,而是有多种神,神的分工不同,有的负责创造维护,有的负责破坏,这样就完美地解释了世界的各种变化。
然而人要尊重所有的神,人的命运也掌握在这些神的手里,这些在今天的印度教中也有体现。落在什么样的阶层,都是神安排的,要安命,所以印度人宿命的思想十分深刻,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这样。然而社会上也有很多对以婆罗门教为主体的宗教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就出现了沙门思潮。
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
佛教就是沙门思潮中的一种思潮,它的影响最大,就在于它鲜明地提出了跟婆罗门教教义根本对立的理论——佛教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万物是因缘聚会而生成的,不同的因缘相聚形成了不同的事物,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理论——缘起论。
人则是五蕴积聚形成的,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是肉体生命,受、想、行、识是人的精神生命,受就是感受,想是思考,行是动作,识就是识别、辨别,这五方面聚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自我,万物皆是如此。
物质是由四大构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凝聚了就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了,一切都是因缘聚会,缘起缘生,不是神创造的,这就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了。
佛教强调因缘的必然性,而中国文化看重偶然性,佛教的缘起强调前后因果的必然性,这些东西聚在一起必然会产生这些东西。所以缘起论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不是一个孤立的由神创造的。由于每一个体都是由神独立创造,每个个体之间就没有多少联系,所以西方文化中个人的独立性就很强。佛教用四句话来概括它的缘起理论——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
生灭是从时间关系来讲,有无是从空间关系来讲,万事万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讲,都是密切关联的,你我离不开的,天地万物共生共存,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佛教没有造物主概念,佛不是造物主,这是佛教提出的重要观点。
第二,婆罗门教认为命运由神来决定,佛教讲命运不是由神决定,而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佛教因果业报的理论,你造了这些业,也就种下了因,就结出果来,受到相应的报。佛教强调因果业报中的必然联系,有这样的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有这样的业就一定会受这样的报。
总的来讲命运不由神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决定,自己造这样的业,就会受到报。而由因转成果,则需要一些条件,不是简单直接的,因缘(缘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聚会了才会有这样的果。所以我们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时候”就是指条件成熟了,条件没成熟因不会转换成果,条件成熟才会转化。这就是佛教的因果业报,其实跟它的缘起理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从缘起理论发展出了因果业报。
因果业报用到人生命上,我们常常会讲前世、今世、来世三世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与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命观,不同的生命观也就决定了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信仰习俗,了解不同的生命观非常重要。
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
佛教的生命观
佛教的生命观,是在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整体下发展而来的,也是在冲破印度的生命观。所谓生命观就涉及到生命是怎么来的,是如何延续的,意义又何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命观,典型的有三种:
一种是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是独立的个体,由上帝创造,上帝创造了肉体生命还创造了灵魂。每个生命都具有独立性,生命的延续是由上帝不断的创造新的生命,一个旧的生命去世以后,他的灵魂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为上帝增加荣耀,去实现上帝的理想,去体现上帝的爱心,也给自己灵魂的救赎创造了条件;
第二种是印度的生命文化观,可以称为一种轮回的生命观,它也强调生命是由神来创造的,所以每个生命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在印度文化中,神创造生命后生命的延续是靠已生成的生命自身再来,不是神继续创造新的生命,这跟基督教不一样,这叫做轮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轮回是佛教的,轮回是印度文化的,是印度文化的生命观,神创造生命以后这批生命不断地自己再来。
生命在六道中再来,这一世是人生下一世可能就是马生,是一种轮回的生命观。生命意义在于为自己的下一生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祈求下一生。
所以佛教讲人生难得啊,这一世做了不好的事情,下一辈子可能就堕落到畜生道去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善事,下一世到一个更好的道或者生命环境里面去。这是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所以因果报应关系体现在个体生命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它同西方生命观都强调个体性;
第三种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中国文化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总的来源就是天地,每一类生命的延续是从祖先而来,个体生命是一类生命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生命会死亡,死亡后它的子女延续了它的生命。每一个体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关系里强调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常讲要为子孙后代积德,不是为自己来生积德。
现在的中国人既有为子孙积德的概念,也有为自己来生积德的概念,就是受由佛教带进来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为什么要讲是佛教带进来的印度文化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来生观念视为是佛教的,认为佛教追求的就是来生。
但佛教追求的是今生就要了断,不要有来生,这也是佛教在印度文化环境中,对婆罗门教的轮回生命观的一种认识。佛教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生命有八苦缠绕,生命的循环中是永远断不了这个苦的,只有了脱生死超越轮回。原始佛教追求的就是一个没有来生的境界。
佛典中表达的佛教生命观
佛教是如何在佛典中表达它的生命观?我们从《阿含经》里面来看看是怎么来描述阿罗汉的。罗汉是一个境界,已经达到了涅槃的境界才能称罗汉。罗汉有什么特征呢?四个特点:第一,所作已办。就是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通俗来讲就是凡尘已了,尘世的东西皆以了脱。
第二,梵行已立。梵行在佛教里指清净之行,梵行已立说明阿罗汉已经把清净之道的东西树立起来了。
第三,生死已了。不会纠结于生死。说到底人最纠结的东西就是贪生怕死。阿罗汉已经把生死看破了。
第四,不受后有。就是不再有来生了。
所以当年佛陀要死了,在《阿含经》里面记载,他的信众们哀求佛陀不要走,佛陀认为凡事有生有死,不能不走,也不会再有来生。所以阿罗汉这种涅槃境界,叫做有余涅槃,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但是肉身还在,所以叫有余涅槃。而佛陀临终去世以后成为无余涅槃,连肉身都没有了,达到灰身灭智的境界。
佛陀临终前告诉他的弟子要以戒为师,遵守戒,向戒学习。在佛教的经典中流传着一个戒,被称为根本戒,也被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称为七佛同戒,也就是到释迦牟尼为止的七个古佛所共同遵守的戒,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遵守这个就是佛教徒,不遵守就不是。释迦牟尼就是能净,能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才是佛教徒最根本的标志,吃素之类的根本不是佛教徒的标志,大家现在搞混了。最根本的戒,不是不吃肉,而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佛陀告诉信众依法而行就可以了。
佛教讲究自觉,自己通向彼岸的道路,不是依赖神。当然今生若是无法了断,佛教也不否认你下一世接着再修行,后来的佛教中就有累世修行的问题,这是受印度文化环境影响的体现,佛教也不是不变通的。禅宗讲一生成佛,就是重新回归了佛陀。
所以印度的文化也造成了佛教理论的复杂化,佛教后来的理论发展在印度本土就发生了很多变化,传到中国后又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的中国中的佛教,不能简单地用印度的佛教来解释。中国主导的佛教就是禅宗,禅宗对佛教本源性的东西恢复了很多。同时又适应了中国的文化环境,值得我们注意。
佛教中的“无常”
佛教的世界观就是一个缘起论的世界观,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而且有缘起就有缘灭,有缘聚就有缘散,缘起的法不具有永恒性,处在不断地生灭无常的过程中,所以世界上没有事物是不变的。最初的佛教主要要说明人生的无常,因为人总是觉得“我”是永恒的,把“我”看得很重,没有想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看不到自己的无常。
最初释迦牟尼是要破“我执”,对自我的执着。“我”就是一个五蕴体,生命是无常的,只是暂时把五蕴积聚的东西称之为“我”,没有独立的“我”。一切缘起法的根本特点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是从生灭聚散来讲,无我是从没有独立自性来讲的。佛教里的“空”,也就指这个无常、无我。
我们也就常说,缘起性空,性是从缘起体的本质来讲它是“空”的。“空”不是讲一无所有,而是指缘起体的无常、无我,不能理解为空无所有。认识了无常,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自我,贪求于外物。
早期释迦牟尼的佛教就是在于破“我执”,他去世后一百多年,后世有许多理论讨论,但都强调破“我执”,对于外在世界,有的不去讨论,有的干脆承认外部世界存在,只有“我”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常概括早期佛教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的特点是“我空法有”,主体的生命是“空”,外在的世界是“有”,是恒常独立真实的,只有“我”是虚幻不实的。到了大乘佛教才讲“我法二空”, 客观外在世界与生命主体一样,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有生存变化的过程,与生命体是相同的,要认识到“我”的无常,也要认识到外在世界的无常,一切皆空。
佛教的创立
佛教能密切地融入中国文化,这跟它本身的特点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佛教的历史,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古印度与现在的印度完全不一样,从地域上讲它比现代印度范围大得多。
佛教的创始人实际上是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当他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创立佛教时,印度社会的等级制鲜明严格。整个社会分为四大种姓,种姓之间几乎不能通婚,有些场所某些种姓也不能去,一直到现代印度这种制度也有表现。
最高的等级是婆罗门种姓,婆罗门是当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一种宗教婆罗门教,这个宗教的神职人员掌握了与神沟通的大权,是社会中最高的种姓等级。
第二等级叫做刹帝利,这个等级主要是武士们、帝王君主们,也就是掌握社会政权军权的那一帮人,当时印度都是地方政权,佛教创始人就诞生在这样的阶级里,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首领,历史上称为净饭王,释迦牟尼佛是王子、太子,所以又有太子佛的说法。
第三个阶层是吠舍,这个阶层指有自由身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是一些掌握经济命脉的人。
第四个等级叫首陀罗,是受人管制的奴隶们。
当时印度的就是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深入印度人的骨髓,它的所有宗教也围绕着等级制度来构建,婆罗门教某种意义就是来维护这样的社会的。
婆罗门教是多神信仰的宗教,它认为世界万物是神创造的,但不只有一个唯一的神,而是有多种神,神的分工不同,有的负责创造维护,有的负责破坏,这样就完美地解释了世界的各种变化。
然而人要尊重所有的神,人的命运也掌握在这些神的手里,这些在今天的印度教中也有体现。落在什么样的阶层,都是神安排的,要安命,所以印度人宿命的思想十分深刻,整个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这样。然而社会上也有很多对以婆罗门教为主体的宗教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就出现了沙门思潮。
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
佛教就是沙门思潮中的一种思潮,它的影响最大,就在于它鲜明地提出了跟婆罗门教教义根本对立的理论——佛教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万物是因缘聚会而生成的,不同的因缘相聚形成了不同的事物,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理论——缘起论。
人则是五蕴积聚形成的,五蕴就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是肉体生命,受、想、行、识是人的精神生命,受就是感受,想是思考,行是动作,识就是识别、辨别,这五方面聚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自我,万物皆是如此。
物质是由四大构成的,四大就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凝聚了就有各种各样的物质了,一切都是因缘聚会,缘起缘生,不是神创造的,这就与婆罗门教针锋相对了。
佛教强调因缘的必然性,而中国文化看重偶然性,佛教的缘起强调前后因果的必然性,这些东西聚在一起必然会产生这些东西。所以缘起论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不是一个孤立的由神创造的。由于每一个体都是由神独立创造,每个个体之间就没有多少联系,所以西方文化中个人的独立性就很强。佛教用四句话来概括它的缘起理论——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
生灭是从时间关系来讲,有无是从空间关系来讲,万事万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讲,都是密切关联的,你我离不开的,天地万物共生共存,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佛教没有造物主概念,佛不是造物主,这是佛教提出的重要观点。
第二,婆罗门教认为命运由神来决定,佛教讲命运不是由神决定,而是由人自己来决定的。这就是佛教因果业报的理论,你造了这些业,也就种下了因,就结出果来,受到相应的报。佛教强调因果业报中的必然联系,有这样的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果,有这样的业就一定会受这样的报。
总的来讲命运不由神来决定,而是由你自己来决定,自己造这样的业,就会受到报。而由因转成果,则需要一些条件,不是简单直接的,因缘(缘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件)聚会了才会有这样的果。所以我们常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皆报”,“时候”就是指条件成熟了,条件没成熟因不会转换成果,条件成熟才会转化。这就是佛教的因果业报,其实跟它的缘起理论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从缘起理论发展出了因果业报。
因果业报用到人生命上,我们常常会讲前世、今世、来世三世因果报应。因果报应与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有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命观,不同的生命观也就决定了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信仰习俗,了解不同的生命观非常重要。
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批判
佛教的生命观
佛教的生命观,是在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整体下发展而来的,也是在冲破印度的生命观。所谓生命观就涉及到生命是怎么来的,是如何延续的,意义又何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生命观,典型的有三种:
一种是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生命观,这种生命观认为生命是独立的个体,由上帝创造,上帝创造了肉体生命还创造了灵魂。每个生命都具有独立性,生命的延续是由上帝不断的创造新的生命,一个旧的生命去世以后,他的灵魂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新的生命是完全独立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听从上帝的旨意,为上帝增加荣耀,去实现上帝的理想,去体现上帝的爱心,也给自己灵魂的救赎创造了条件;
第二种是印度的生命文化观,可以称为一种轮回的生命观,它也强调生命是由神来创造的,所以每个生命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在印度文化中,神创造生命后生命的延续是靠已生成的生命自身再来,不是神继续创造新的生命,这跟基督教不一样,这叫做轮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轮回是佛教的,轮回是印度文化的,是印度文化的生命观,神创造生命以后这批生命不断地自己再来。
生命在六道中再来,这一世是人生下一世可能就是马生,是一种轮回的生命观。生命意义在于为自己的下一生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祈求下一生。
所以佛教讲人生难得啊,这一世做了不好的事情,下一辈子可能就堕落到畜生道去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善事,下一世到一个更好的道或者生命环境里面去。这是印度文化的生命观,所以因果报应关系体现在个体生命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它同西方生命观都强调个体性;
第三种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观。中国文化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总的来源就是天地,每一类生命的延续是从祖先而来,个体生命是一类生命中的一个环节,个体生命会死亡,死亡后它的子女延续了它的生命。每一个体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所以中国的因果报应关系里强调的父母跟子女之间的因果关系,中国人常讲要为子孙后代积德,不是为自己来生积德。
现在的中国人既有为子孙积德的概念,也有为自己来生积德的概念,就是受由佛教带进来的印度文化的影响。为什么要讲是佛教带进来的印度文化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把来生观念视为是佛教的,认为佛教追求的就是来生。
但佛教追求的是今生就要了断,不要有来生,这也是佛教在印度文化环境中,对婆罗门教的轮回生命观的一种认识。佛教认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生命有八苦缠绕,生命的循环中是永远断不了这个苦的,只有了脱生死超越轮回。原始佛教追求的就是一个没有来生的境界。
佛典中表达的佛教生命观
佛教是如何在佛典中表达它的生命观?我们从《阿含经》里面来看看是怎么来描述阿罗汉的。罗汉是一个境界,已经达到了涅槃的境界才能称罗汉。罗汉有什么特征呢?四个特点:第一,所作已办。就是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通俗来讲就是凡尘已了,尘世的东西皆以了脱。
第二,梵行已立。梵行在佛教里指清净之行,梵行已立说明阿罗汉已经把清净之道的东西树立起来了。
第三,生死已了。不会纠结于生死。说到底人最纠结的东西就是贪生怕死。阿罗汉已经把生死看破了。
第四,不受后有。就是不再有来生了。
所以当年佛陀要死了,在《阿含经》里面记载,他的信众们哀求佛陀不要走,佛陀认为凡事有生有死,不能不走,也不会再有来生。所以阿罗汉这种涅槃境界,叫做有余涅槃,所作已办,梵行已立,但是肉身还在,所以叫有余涅槃。而佛陀临终去世以后成为无余涅槃,连肉身都没有了,达到灰身灭智的境界。
佛陀临终前告诉他的弟子要以戒为师,遵守戒,向戒学习。在佛教的经典中流传着一个戒,被称为根本戒,也被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称为七佛同戒,也就是到释迦牟尼为止的七个古佛所共同遵守的戒,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遵守这个就是佛教徒,不遵守就不是。释迦牟尼就是能净,能净化自己的心灵。这才是佛教徒最根本的标志,吃素之类的根本不是佛教徒的标志,大家现在搞混了。最根本的戒,不是不吃肉,而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佛陀告诉信众依法而行就可以了。
佛教讲究自觉,自己通向彼岸的道路,不是依赖神。当然今生若是无法了断,佛教也不否认你下一世接着再修行,后来的佛教中就有累世修行的问题,这是受印度文化环境影响的体现,佛教也不是不变通的。禅宗讲一生成佛,就是重新回归了佛陀。
所以印度的文化也造成了佛教理论的复杂化,佛教后来的理论发展在印度本土就发生了很多变化,传到中国后又在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现在的中国中的佛教,不能简单地用印度的佛教来解释。中国主导的佛教就是禅宗,禅宗对佛教本源性的东西恢复了很多。同时又适应了中国的文化环境,值得我们注意。
佛教中的“无常”
佛教的世界观就是一个缘起论的世界观,世界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而且有缘起就有缘灭,有缘聚就有缘散,缘起的法不具有永恒性,处在不断地生灭无常的过程中,所以世界上没有事物是不变的。最初的佛教主要要说明人生的无常,因为人总是觉得“我”是永恒的,把“我”看得很重,没有想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看不到自己的无常。
最初释迦牟尼是要破“我执”,对自我的执着。“我”就是一个五蕴体,生命是无常的,只是暂时把五蕴积聚的东西称之为“我”,没有独立的“我”。一切缘起法的根本特点就是,无常、无我,无常是从生灭聚散来讲,无我是从没有独立自性来讲的。佛教里的“空”,也就指这个无常、无我。
我们也就常说,缘起性空,性是从缘起体的本质来讲它是“空”的。“空”不是讲一无所有,而是指缘起体的无常、无我,不能理解为空无所有。认识了无常,我们就不会执着于自我,贪求于外物。
早期释迦牟尼的佛教就是在于破“我执”,他去世后一百多年,后世有许多理论讨论,但都强调破“我执”,对于外在世界,有的不去讨论,有的干脆承认外部世界存在,只有“我”是无常的。
所以我们常概括早期佛教为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的特点是“我空法有”,主体的生命是“空”,外在的世界是“有”,是恒常独立真实的,只有“我”是虚幻不实的。到了大乘佛教才讲“我法二空”, 客观外在世界与生命主体一样,有生住异灭、成住坏空,有生存变化的过程,与生命体是相同的,要认识到“我”的无常,也要认识到外在世界的无常,一切皆空。
世界无常 一切皆空
大乘佛教的出现
大乘佛教出现离释迦牟尼去世也有五百年了,佛教在流传的过程中一直出现各种不同的经,有很多经不是佛陀写的,也不是印度产生的,但传播了佛教的思想,也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是否真假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历史上一直有经的真假的讨论,有的东西很明显是中国人造的,你可以因此说它是假的经,但若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也没必要否定它。所以佛教里真假的问题,要看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这样的真假辨明又有没有意义?
信仰的东西不要简单的用真伪来判断,像《楞严经》,不管怎么说,它在显密二教中间都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没问题的,在藏传和汉传佛教中都影响重大。
佛教有很长的发展过程,佛陀在世以及他去世后一百多年,佛教内部基本上还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佛陀去世一百多年以后,人们逐渐对佛教的义理产生了一些看法,比如说轮回的问题,因为一讲到轮回就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灵魂,有灵魂才能够转世,而佛教没有一个主体的我,没有自我,聚散就是随意自然的。
所以中国南北朝时期就有神灭神不灭的一场大讨论,好像认为佛教讲神不灭,而中国人讲神灭,其实佛教本身不讲神不灭,而是佛教带过来的一些理论里面带有一些灵魂不灭的思想,所以中国人认为佛教讲灵魂不灭,灵魂转世,其实也是因为佛教里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才有的。
关于善恶问题也有一场大讨论,后来大乘佛教基本接受的一个理论就是——本性清净,客尘所染,人的本性是清净的,是外边吹来的灰尘把他弄脏了,神秀就讲“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不要让灰尘沾染了菩提树,就是这个体现。这个解释慧能不满意,就改成“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把生命看透,还能惹什么尘埃呢。
从最初的佛教来看,佛陀还是看到了人本性的污浊的,人生活在污浊世界,要处理这个污浊世界,把身上的污浊去掉,了断红尘,树立梵行,修清净之道。
那么又有一个理论问题,像达到有余涅槃的罗汉,已经达到涅槃境界了,但是肉身还在,他是否会倒退呢?第一下觉悟了,后来又禁不住世俗的诱惑,会不会又倒退呢?这也是当时一个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佛教会在印度本土断绝,是因为佛教发生了质变。到了大乘佛教之后,佛教开始产生了救世主的概念,这个概念在印度公元1世纪开始出现,救苦救难。
大乘佛教里开始把活菩萨神格化,和印度的其它宗教一样,有了救世的功能,人们想着靠佛菩萨来解救我们的苦难,这种变化在人们心里是很正常的,并非是不好的。
佛教的根本精神是自力,其它宗教讲求它力,佛菩萨是启迪你的智慧,通过你自己的智慧来拯救你自己。后来佛菩萨慢慢地变成一个外力,我们要以靠他来救助我们,不是转化成为自己的一种智慧来使自己得到解脱。
这两种信仰不分好坏,我们常讲人在做天在看,把天也看做一个外在的力量,但中国人最强调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也不排除有天来监视我们,有的人心中天是自然的天,有的人心中天是自己祖先的天,有的人认为天就是造物主,有的人则“以民为天”,天是最根本的东西。
因果报应也不要以为是仅仅报应在自己身上,佛教经常讲有个业也有共业,个业是自己所作所为,共业是整个社会的作为,所有的个业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共业,大家都做好事,社会正气就上扬。个人犯下的个业,不是自己承担就行了,会影响到别人身上,个业共业是联系的,要把个人的善业种好,才有好的社会共业。
佛陀去世后,佛教内部出现了很多理论问题的争论。开始时有两派,后来每一派又分出许多细支,到我们所称的部派佛教时期,一共有二十个部派。公元之际,各派重新整合为两大派,一派叫做上座部,一派叫大乘。
大乘佛教把以前的佛教称作小乘,为什么用“乘”这个概念?“乘”就是我们所说的乘车的乘,也是车的意思。大乘就认为自己是一辆大车,而认为小乘是一辆小车。小车只能载自己,早期的佛教也确实注重自我的解脱。大乘佛教要普渡众生,不仅自己解脱,还要帮大家一起从苦海中解脱。
大乘、小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小乘”这名字带有些贬义,常常称他们是“自了汉”,自己把自己了断了就行了。反过来,早期佛教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大乘佛教的很多方面已经背离了佛陀的本意了。在佛教发展过程中,自我解脱后总要帮助众生解脱,大乘佛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自我解脱首先要脱离这个污浊的世界,就是“出世”,即离开这个污浊世界。可是大乘佛教要普渡众生,就不能自己出世,反而要进入这个世界,否则如何能普渡众生呢?这与早期佛教不同。所以大乘佛教中,许多在家的居士,也就成了大乘佛教重要的象征或代表了。
佛教塑造了很多大居士,他们对佛教的理解恐怕比很多出家人都更深刻。其实最突出的有一男一女,男的叫维摩诘居士,女的叫胜鬘夫人,有两部经典专门讲这两个人,一部是《维摩诘所说经》,一部叫做《胜鬘夫人经》,专门描述两位居士在家的修养。
大乘佛教发展起来后,世间中信众的地位就突出出来了,出家人也不能光顾自己解脱,要帮助世人一起解脱。后来有一个说法,信佛不在于出不出家,根本在于是否按照佛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生活,跟早期佛教的脱离世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佛教要发展,不可能都去出家,更多的信众要生活在世间,信“空”就是出世间了。
大乘佛教中观学的理论发展
大乘佛教的发展需要理论的支撑,所里它在理论上也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是公元1世纪到3世纪,大乘把“空”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发展,在佛教里也称为般若中观学,简单讲就是中观学。中观学就是讲对“空”要怎样理解。
佛教所有的教义两个可以概括一个是“苦”一个是“空”。生命就是一个苦的过程,从生理讲有生老病死苦,从情感看有爱别离苦,相对的还有怨憎会苦,还有求不得苦,最后就是五蕴炽盛苦,就是自我意识太强烈带来的苦。生命的各种苦恼由什么带来的呢?
两个方面,一个叫做“执取名相看不破”,“名相”就是名词概念,指东西,“执取名相看不破”就是看不破宝贵的东西,“名相”给万物带来区别,让我们有所偏爱,看不清“名相”代表的东西是无常无我的;第二个是“执我为本放不下”,什么都以我为本,所以放不下,痛苦烦恼都来。所以说生命可以说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八苦缠绕。
佛陀想当年要求得解脱,就抛弃自己的各种欲望,早期佛教就是这样修行,叫做“头陀行”,就是苦行。佛陀早年也是头陀行,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几年后他身体就虚弱了,面临了死亡的威胁,后来佛陀意识到不能靠苦行抑制自己的欲望,这会产生问题,后来就提出苦乐中道,不放任享乐,但也不绝对地禁止自己,改变了苦行的做法,坐到一棵树下思考七七四十九天,后来就觉悟了,这棵树后来就叫做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佛陀觉悟到了四个道理,也就是四谛,第一,生命是苦;第二,集谛,道出了苦的根源;第三,灭,就是涅槃;第四,道,也就是道路,修行。
四谛就是苦集灭道,集是因苦是果,灭是果道是因。八苦是造的业的集合,我们通过身口意来造业,身是行为,口是各种言论,意就是各种思想,苦果都是我们通过行动思想言论所造的业结出的果。身业有杀、盗、淫这三方面,口业有妄语、绮语、恶语、两舌这四方面,意业有贪、嗔、痴这三方面,痴就是无明,看不清事物的本相无常。这十业构成了我们的痛苦根本,十业相互影响,而最重要的是贪嗔痴,佛教的着重点也就是熄灭贪嗔痴。
贪嗔痴佛教里又叫做三毒心,所以佛教讲人有八苦缠绕三毒攻心。佛教就是来治我们的心,消灭我们的贪嗔痴。早期佛教就制定了戒定慧来对治贪嗔痴三心,现在的南传佛教的理论就是以戒定慧为核心来构造的。
戒来治理贪心,戒有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这前四戒就是要我们消除身业和口业,第五戒是不酗酒,酗酒以后就会乱性,会做出违背戒律的事情。
定就是禅定,现在东南亚的南传佛教很重视禅定,现在国内也很流行,叫做“内观”,通过禅定反思自己,消除嗔心。慧就是智慧,通过禅定认识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到缘起性空的道理,不被现象迷惑,也就变成了明,能够看明白了。
而中观学在“空”这个概念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早期的佛教教人认识到生命主体的“我”是“空”,生命由五蕴积聚构成,五蕴散了就没有了,而大乘佛教进行了推展,提出“一切皆空”,不仅主体是空的无常的,外在的世界也是一样无常。
更重要的是,大乘不是简单像早期佛教那样简单讲事物都是因缘聚合没有独立性。按早期佛教的说法,事物都是因缘聚合,那么便可以把事物分割,直至分为不可再分的部分,佛教称为“极微”,那么“极微”是否有自性?
如果没有自性,事物便可以无限分割下去,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早期佛教的理论困难。所以用聚散来讲无常,这个理论是不周全的。大乘中观学就避免了这样的理论困惑,不就事物的存在与否来讲,而就事物的现象与本质来讲,事物是“空”,并不否定它的现象存在。
我们认识“空”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佛教讲一个是“幻有”,一个是“性空”,不能离开“性空”来讲“幻有”,否则“幻有”会变成“实有”,离开“幻有”来讲“性空”,“性空”就会变成“实空”。
所谓的“空”,是就现象“幻有”本身来讲,它的本身是“空”的,不是用聚散的问题来讲。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空不二”,我们不离开现象的“幻有”来讲“性空”,也不以“性空”来否定现象存在,不是简单的聚散问题,“色”与“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这就是大乘佛教对“空”的理论新的发展,不是从因缘聚散来讲“空”,那样是离开了现象来讲“空”早期佛教容易“离色空”,离开现象讲“空”,大乘讲“空”恰恰是就现象存在来讲“空”,所以也叫作“即色空”,不离开“色”来讲“空”。大乘佛教告诉我们,一切现象都是“性空幻有”,本质是空,现象是有,要我们去达到“破相显”的结果,让我们看破名相。
大乘佛教第一阶段在“空”上面的重大理论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是“一切皆空”,一个是“即色而空”,这也就引起了实践上的变化,同样的道理,世间和出世间也是不相离的,我们认识到性空的道理也就是出世间了,内心的清净也就让世界清净了,佛就在你心里。大乘佛教的这种理论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金刚经》里面到处讲“诸法实相”,就是一个“诸法实相”就是一个“空相”,破我们对一切相的分别心,诸法是无分别的。
大乘佛教唯识学的发展
有和空不是对立的,可是一般人无法看到现象世界的本质是“空”,所以公元3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发展出了新的瑜伽行派,中国叫做唯识派。瑜伽行派就是从现象世界的丰富多彩来分析,现象世界的是怎么形成的?是本来如此,还是人的意志加上去才如此的?
我们本身都是认为世界本来如此,所以还是放不下世界的美好。瑜伽行派则说“诸法唯识所现”,现象世界的多姿多彩完全由人的意志决定,是“识”所显现的,是主观意志显现出来的。
我们说世界是什么的,也往往是从认识上讲的,然而世界究竟怎么样,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现在一些科学家对唯识学很感兴趣,就是看到对世界的认识是由人的意识来介入的,人有思想语言可以来解释世界,所以唯识学讲的东西不是荒谬的。
“万法唯识所现”不是说“识”生出了万法,而是说“识”识别出了万法,“识”的功能就是识别。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识别外物的功能,这就叫做“六识”。唯识学认为万物的差别是我们的“识”来识别开来的,六识区别了万物,再通过第七识“末那识”,把前六识的内容通过第七识转移到第八识——“阿赖耶识”,也称“藏识”,就是我们的大脑、心。
而藏到里面的“识”,又会支配你认识外部的事物。“藏识”也可是说是一个自我,里面藏了很多的认识不同事物的种子,认识了事物的不同分别就有了偏爱,就有了求,就有了执着烦恼。如果说中观学要求我们“破相显性”那么唯识学要求我们“转识成智”,要超越识的分别的界限,用智慧去观察世界,也就不会有分别了。
不要用感官去分别世界,而是用般若这种智慧去消除分别,所以叫“转识成智”,达到无分别的智慧。所以大乘佛教理论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实相论,第二个是现象论。实相论,也就是把握事物的实相。而唯识学是通过分析现象千差万别的根源,来超越现象。
这两个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理论根据都建立在缘起论之上。这就是大乘佛教从公元1世纪到5世纪的发展阶段,充满了哲学的思辨。这不是一般的信仰问题,是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世间万事万物的本质,其中理论的玄妙与繁琐就体现出来了,可以说穷一生之力也研究不了这些佛经。中国也有些宗派就是着重于理论的探讨,如天台宗、华严宗,这些宗派就是注重理论探求,很是繁琐,但也有很深刻的影响。
大乘佛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大乘佛教受到印度本土宗教的影响发生变化
印度佛教从大乘佛教开始,既有普及的一面,也有神格化的一面,佛原来只是悉达多·乔达摩一个人的称号。后来佛带有神格以后,就不是仅仅一个了,有了过去的七佛,有了十方世界十方佛等等,带有了救世主的理念。
菩萨本指觉悟的众生,也被神格化了,现在也带有了救苦救难的救世主形象,这都是大乘佛教发展中形成的一些变化。印度本土的有神论信仰的宗教,不断地渗透到佛教里来,佛教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生存,一定要求得其它宗教的支持,佛教里也就产生了许多本来没有的护法神,如天龙八部、四大金刚等等。
佛陀也被其它宗教吸收,吸收到印度教的诸神之间。佛教受到印度其它宗教的渗透,也带有了神秘色彩,从公元6世纪开始,佛教出现了密教。密教的理论框架是中观学、瑜伽行派的综合,有的偏向于中观学,有的偏向于瑜伽行派,可以说理论上就是大乘佛学,但它在实践上则加入了印度教的很多东西。
密教强调修身密、口密、意密这三密,身密表现在各种手印的运用上,密教有很多手印,有着生命的力量,可以来改变命运;口密就是咒语,咒语本来在中观学、瑜伽行派也有,指的是一些短小、朗朗上口的句子,本指简单的意思。
但是密教认为这种声音具有强大的力量,与其研究背后的义理,不如直接把握它本身的力量,所以中国翻译佛经时也有一条原则,就是咒语不翻译,保持咒语声音本来的神秘性力量;还有就是意密,意密就是意念,密教里面非常强调你的精神要与你所敬仰的那一位佛关联,在精神上和他沟通。
那么密宗呢,在唐朝时传入中国,我们也叫唐密或汉密,这是早期的密宗。密教有这样基本的信念,第一“菩提心为因”,发求觉悟的心是最根本的;第二“慈悲为根本”,要有慈悲心;第三“方便是究竟”,懂得根据最根本的道灵活变通。
密教在印度本土也有早期后期的发展,后期的密宗越来越受印度本土宗教的影响,藏密属于后期的密宗。西藏的佛教史分为前弘期后弘期,前弘期就是唐代的时候,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和中国的两位公主,中国的就是文成公主,佛教也跟着传播进去了,大概在公元7、8世纪。
松赞干布去世后,一位统治者禁止了佛教的传播,恢复了西藏本土苯教,大概有一百多年。公元9世纪以后,从印度又传入了密教,那么西藏的密教主要是这个时期传入的,我们称之为后弘期。
印度密教里面开始形成了轮回的生命观,活佛可以转世,也就带入了西藏,所以藏传佛教也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的理念,于是人们也就探讨了人死以后灵魂去向的问题。
这些并不是原始佛教的理念。后世后期佛教产生的问题,跟印度主流带有轮回生命观的那些宗教是分不开的。佛教本来自我特色的东西就逐渐丢失了,与印度主流的宗教文化就分不清了,所以印度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佛教就消亡了。所以现在印度的一些佛教信众,是18、19世纪以后,从东南亚重新传回的,当今印度佛教所占的比例是极少极少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情况
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佛教和中国文化有一种内在的契合,中国文化强调人的自觉自律,靠自己来约束自己,儒家要成圣贤,道家要做神仙,都是强调人自我的超越。
佛教也是强调人自我的超越。佛教在印度受到本土宗教的影响,佛、菩萨逐渐成为救世主,也出现了靠它力解脱的思想,同时也出现了一个离开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佛教共同追求的,但净土在什么地方,各个宗派说法不一。
像禅宗认为净土就在心中,佛就在心中,但也有信仰他方净土的,有信仰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净土,也有信仰东方净土的。东方有两个净土,一个是药师佛所在的净琉璃世界,还有一个阿閦佛所在的妙喜世界,天上还有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宫。
这些他方净土中,传播的最广的,还是西方净土。但是在中国的净土信仰,非常强调自力的作用,净土宗就宣传每个人要行善德,往生才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以自力为主。西方极乐净土信仰中也有一种叫做“带业往生”,此生的业没有消除,但是一心向佛,也可以带着业往生,不过也是要自己放下。
佛教根本上强调自力,跟中国文化有很合拍的地方,所以能于中国文化很好地结合。唐代就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其中有一些很难说是宗派,比如三论宗、唯识宗,这两个宗派称为学说更合适,中观学、唯识学是各个宗派都要学习的基础大乘佛教理论。中国的宗派是以庙产作为基础来进行有序传承而形成的,而三论宗和唯识宗传了一两代就没有了,成为个宗派共同的理论基础。
另外律宗也是各个宗派共同的,在戒律松弛的时候提倡律宗,这是各个宗派共同遵守的,它也是传了一两代就没有了,不能称为宗派。密宗要分开来看,一个是从唐代传过来的早期密宗,虽也有好几位大师,但在汉地并无大影响,反被来留学日本学生带回日本,在日本发展为真言宗,流传至今。后来印度密教流入西藏,西藏就成为了密教的一个阵地,即现在说的藏密。
还有四个宗派就是华严、天台、净土、禅宗,对中国影响最大是这四个宗派。天台宗是输属于中论系统的,也是讲走中道、空有统一,提倡“一心三观”、“一念三千”,要同时认识到事物的“空假中”三个方面。中论思想就是讲不能偏于空或有,其中一段著名的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一切因缘生的法都是“空”,同时我们不否认它的现象是存在的,空假不离这才是中道。
天台宗主要发挥了这样的中道思想。华严宗更多偏向于唯识思想,它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它讲的“圆融无碍”的思想。整体和部分是分不开的,部分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每个部分都有整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个思想对理学家的“理一分殊”有很大影响。这两个宗派偏重于理论研究,在修行上都是强调累世修行,而且修行步骤很是繁琐,所以在唐以后也衰落了。
流传的最广是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宗派可以说是简易法门,流传起来就比较容易。这两个宗派又很不一样,禅宗追求“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净土宗追求阿弥陀佛接应来去西方极乐世界,中国的佛教发展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禅净双修。
佛教东传中国
整体来说,禅宗在消除大乘佛教发展中的佛神格化,回归到自力解脱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大贡献。佛教强调以自己的智慧解脱,我们也可以讲佛教是人文的宗教,以人为本的宗教。
禅宗在某种意义上继承成了大乘佛教的某些优点,同时又排除了大乘佛教发展过程中背离原初佛教的一些现象,它把神格化的东西消除了。禅宗认为一切佛菩萨皆为表法,一切佛菩萨都是在传达体现佛的精神,不是救世主,拜佛菩萨不是把他当救世主,而是学习他体现的精神,来启发自己,用自己的力量来解脱。
禅宗代表作《坛经》里面就记载了四句话,“慈悲即是观音,喜捨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这里面提到了观音菩萨、势至菩萨、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体现的就是慈悲,势至菩萨体现喜捨,慈悲喜捨在佛教中是四无量心,无量就是至高无上不可估量的,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这四无量心就是佛教通过禅修希望达到的心,慈是给人以快乐,悲是去除人们的痛苦,喜是与众生同喜乐,捨是放下,所以学佛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慈悲喜捨。释迦牟尼体现的是能净的精神,就是能净化自己的心灵。
阿弥陀佛体现的就是平直,平常心是道,不搞歪曲的。所以《坛经》里面,把大家所认为的救世主,变成了精神品德的象征,让大家来学习。《坛经》里面又讲,东方人造了业,希望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西方人又要向往来生到哪里去呢?
所以佛就在心中,回归自心,心即是佛。禅宗的公案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弟子问老师,问佛经上讲人人皆有佛性,应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老师便说做佛用有佛性,做贼用有贼性,只在于怎么用。“明心见性”,心里怎么动了,就会有相应的行动。禅本来是坐禅,也就是外在的形式,但不是根本,只是一个方便法门。
禅宗虽然叫禅宗,却教人破除对禅的执着,要领会禅的根本含义。唐代高僧宗密分析禅宗,认为禅可以分为五类,第一,凡夫禅,普通人的禅,是人人可以修行的方法;第二,外道禅,就是佛教之外的其它宗教也通过坐禅让人体会它们的宗教宗旨;第三,小乘禅,小乘佛法的禅,就是让人观想“我空”;第四,大乘禅,观想“我法二空”;第五,禅宗的禅是最上乘禅,破除了一切外在的禅像,把握了禅的根本理念。宗密把禅的根本理念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自性本来清净,元无烦恼。
人们的烦恼都是后天自寻的;第二,无漏智性,本自具足。这是一种般若的智慧,本不是外在的。学佛要向内求反省;第三,此心即佛,毕竟无异。心和佛没有两样。最上乘禅是内求的。永嘉禅师写了一个证道歌,“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行走坐卧,说话与不说话都是禅,禅无所不在,时时有处处有。现在欧洲最大的一个禅修中心,就是以行禅为主的。
禅宗不只要我们破除禅像,烧香拜佛这些外像都要破除,不应该停留在形式上。禅宗讲佛与众生的差别只是迷悟与否,迷是众生,觉悟就是佛,没有根本差别,这就完全回归了佛教最初提倡人用自我智慧超越生死的观念。
禅宗这种对原初佛教的恢复,应该说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才有可能,应为中国不相信造物主,相信每个人都有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的能力。所以中国历史上提倡“为己之学”,什么叫“为己”?我们通常理解为为了自己的私利,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个“为己之学”实际上是要“美其身也”,就是让自己达到完美,而相对的“为人之学”是把学到的东西当做可以交易的财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上指的是,人如果不能不断地完善自身,那天地都会不容。
整个中国都贯彻着这样的理念,即人应该不断完美自己,超越自己,佛教才能融入中国文化。中国也并非没有神,但中国的神只是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讲事物的神妙变化,并不指造物主。
佛教在印度本来不是主流的,而到了中国以后,和中国文化形成很好的结合,也补充了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佛学传入,也就没有宋明理学。佛教与中国的儒道都形成了很好的结合和补充。
所以佛教文化在传承中国文化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儒释道三教在近代有着不同的命运,儒家遭受了彻底的批判,而佛教并没有受到很激烈的批判。
相对来说佛教今日相对兴盛,儒释道本来也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通过佛教来传承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们的民俗活动中,也有许多就带有佛教的色彩,比如中元节也就是佛教的盂兰盆节。
我们要认清佛教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地隔离中国与印度的佛教,也不能将两者等同。
通过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需把握这样几个根本的佛教理念,理论上讲最根本就是缘起和因果,实践上讲主要是要回归本来清净的本质。学佛就是要保持我们清净心,这个道理我们要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