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金玉：巨赞法师新佛教运动的启示
日前，禅门宗师巨赞法师爱国爱教思想研讨会暨杭州武林佛学院创办70年纪念活动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并作即席发言。
爱国护教 佛门典范：巨赞法师
文：温金玉（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
巨赞法师是佛门领袖，护教使臣。他的一生，爱国爱教，以大法为己任，于佛教的革新孜孜以求，生死以之；于丛林建设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沥血呕心，念兹在兹。我们纪念巨赞法师，研讨他的新佛教运动，有三点启示，可资借鉴。
一、随方佛教
佛陀曾言：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随方毗尼”的原则其实昭示着佛教存世的意义，即佛教的在地化问题。仅从印度本土佛教来说，就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的分流。向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三大语系：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而汉传系又可分为：中国佛教——日本佛教———韩国佛教———越南佛教。三大语系佛教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形成不同风貌：乞食———素食——食肉带妻等。虽然各有差异，但并不影响所禀承的佛陀本怀。
佛教本土化的启示在于，一种理论在一个民族中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满足这一民族的需求程度。佛教的发展既要契理，更要契机，体现着佛教与社会的相适应性。巨赞法师的新佛教运动就是对佛陀本怀的践行，就是对新生政权的主动适应。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新中国的佛教就要体现出新的面貌与气象。这是巨赞法师始终不渝的信念。今天谈论佛教中国化问题，巨赞法师一生的作略就是对佛教中国化、佛教现代化所进行的深度探索。
二、法住法位
新中国的诞生对僧团来说是一场考验，如何适应新生政权，如何来建立新佛教；对于新生政权何尝不是新问题呢，同样考验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执政党如何对待与处理宗教问题的政治智慧。在巨赞法师《一年来工作的自白》中有几处表述很有意味：一是由他起草并有21人签名的佛教改革意见书上书毛泽东主席后，得到“组织方面当然不便批示”的回应。二是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交谈，张说应组织佛教团体，但最好以解决佛教问题为宗旨，不必涉及其他。三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召集座谈会，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意为政府与宗教的合作，在于政治上一致，而不要求思想上的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这三个小细节其实都透出一个信息，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并不是强硬的以政干教，而是提倡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执政党希望宗教回归宗教的本位。宗教人士的过度政治化于个体会带来边界不清，于信众会出现影响力的消减甚至反作用。所以要求在教言教，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应过多的涉足其间。
巨赞法师确有其独特之处，新中国建立前夕，太多的名流显贵，纷纷离境，而法师才毅然从香港回归。他自己说是“为佛教在新社会中，争取一个合理的立场与正当的工作岗位而到北京”。在开国大典上，他是唯一身着僧衣站立于天安门城楼上的出家人。他的这一形象可以说直观地呈现了当时新生政权的宗教政策，直接打破了境外有关共产党消灭佛教的谎言。后来他直接参与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筹办，成为佛协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并成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是真正意义上的佛门领袖。
回归到今天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依然是希望佛教界在教言教，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家人。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而对普通信众来说，他们要求法师要有法，道场要有道。
三、丛林制度建设
可以说巨赞法师一生的事业是他的新佛教运动。对于新佛教运动，巨赞法师有着持之以恒的思索。就今天所见史料，1940年，巨赞法师在广西桂林时，创办《狮子吼》月刊，就专门出版了“新佛教运动专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佛教革新运动，新佛教运动“生产化”、“学术化”两个标志性口号当时就提了出来，并撰写了20多万字的《新佛教概论》。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上书毛泽东主席及各民主党派《新中国佛教改革草案》，后又有《新丛林组织纲要》（草案），认为制度的革新是佛教建设的前提，制度的整理才是教理整理的基础。新佛教运动的倡议，缘起于他对旧佛教痛彻心扉的反省，认为当时出现丛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庙家庭化的畸形状态，他才发起建立新丛林的构想。今天道风建设是佛教界致力推动的一项工作，教制建设也是佛教僧团建设的主要内容，如何因应当代的形势，重新构建新时代的丛林制度当是最为迫切与关键的任务。中国佛教未来走向如何？如何去有方、有力、有效地引导？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与研究的问题。以往太虚大师的改革蓝图、巨赞法师的《新丛林组织纲要》都是我们建设现代丛林清规可资借鉴的宝库。
相关资料：
巨赞法师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佛教领袖之一，著名的佛学家、佛学教育家。抗战期间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等组织，积极参加抗战救亡；1939年春在南岳祝融峰上封寺，周恩来挥毫“上马杀贼，下马学佛”，题赠巨赞法师；1946年创办杭州武林佛学院，努力置身佛教教育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952年参与筹建中国佛教协会。1984年4月于北京圆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