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美女导演4年筹备话剧《弘一》将公益演出

青年导演屠钰斐的书房里，5层高的书架上，有两三层里都与弘一法师有关。

书架旁的一方小桌上，摆着一张只有手掌大的照片。凑近银色的相框一看，黑白照片上的留须老人，正是那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也是后来在杭州出家、成为高僧大德的弘一法师。

对着照片，翻看弘一的传记和她搜集来的相关书信，几乎是屠钰斐每天的功课。屠钰斐的目的只有一个——将她执导的话剧《弘一》，以更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剧情，重新搬上舞台。

2013年，屠钰斐执导多媒体话剧《天心月圆》(《弘一》第一版)曾在福建泉州公演，那是弘一圆寂的地方。

首演剧照

三场演出收获了来自戏剧、文学、宗教界的多方好评。这对于在央视执导过多场大型综艺演出的导演屠钰斐来说，是职业生涯的一次突破，但她选择停演。

“我个人总觉得，作品并不如大家评价的那般好。”之后，她积蓄了3年。

一个人的3年，可以去很多地方，结识很多人。屠钰斐的3年，只为认识李叔同，了解弘一。

从天津到上海，从杭州到福建，她循着他63年的人生，探访他出生、治学、出家的地方，寻访他的故人，试图重新理解剧中主人公从李叔同到弘一法师的人生转变。

“在新的话剧中，我努力将弘一法师从‘圣’还原至‘人’。他在中国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世人很难复制。但他和普通人一样，经历生老病死，体会过至亲至爱的情感。他遭遇了从富贵到落魄的生活激变，所处的时代比我们复杂得多。

在那个新旧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中，李叔同和他的挚友、学生等一干青年，对文化有传承，对家国担责任，对亲朋重情义。“这在而今物质丰盈而精神匮乏的时代，有极其珍贵的现实意义。”

与很多商业话剧不同，3年后的《弘一》将以公益演出的方式再次登上舞台。

“我希望人们不用计算看场话剧会花多少钱，只需抽出点时间来到剧场。一场演出下来，哪怕只有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幕情景打动过你，我做这部剧的初心就实现了。”

北京冬天的一个夜里，屠钰斐坐在家中弘一法师的小像前，向我们回溯了她筹备话剧《弘一》的过程。

屠钰斐导演近照

停演

2013年，《天心月圆》的第三场演出结束后，我病倒了。

在医院打输液时，脑子里全是筹备话剧的点滴，内心既欣喜又不安。

欣喜的是，一年的筹备期里，演员们的变化。

他们绝大部分是影视剧演员，对话剧的舞台和弘一这个角色都是陌生的。几个月的集中排练和连续3场演出，可能对提升舞台演技的帮助并不多，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对做人演戏的看法改变了许多。

排练休息的间隙，演员开始放下手机，看有关禅学的书，揣摩人物角色。一个演员的家人来探班时说，脾气急躁的爱人，最近和善了许多。

筹备话剧的一年里，最困难的时候莫过于资方改投另一部同题话剧。还有一位老前辈三番五次的要求我不要把弘一法师一生都演完了，让只排李叔同。原因是我年纪太小，没有修行，还有演员不专业，剧本不好等。

好在我们这个团队，共同经历过各种波折，一伙人始终不离不弃，这是我做完《天心月圆》后最大的收获。

话剧终究上演了，三场演出，剧场里坐满了人。落幕的掌声响起时，我内心的许多不安之感又随之而来。

不管是学界、教界还是受众对这部剧评价很高，对于大家的厚爱我心存感激。但作为导演来说，深知这部剧还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情节始终没有跳脱出年谱般的平铺直叙，对李叔同人生转变的理解太教科书式，我个人对弘一大师的崇敬反而将其“神圣化”。

人性的部分一旦被冲淡，就会给原本和舞台有距离的观众，又制造了一层隔阂。

人们带着仰视圣贤的心看戏，角色就会变得与他们无关，这不是我的初衷。

我放弃了后续的巡演计划，《天心月圆》停演了。

初心

回到北京的家里，有关弘一大师的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电脑文件夹我始终不愿意打开。有关这部剧的一切，我碰都不愿再碰。

疲倦?怯懦?不自信?很多个凌晨我坐在书房里问询自己，眼看着窗外的天际线发白发亮，我也没找出答案。

焦虑之下，桌上小相框里的人，静静地对着我笑，好像在问，你为什么要做这部剧?

时间一下子把我拉回2012年。北京龙泉寺找我做一台公益晚会， 下山的途中，车上的信众提到了龙泉寺的法脉传承与弘一法师有关。

对佛教不甚了解的人，可能不知道弘一法师，但提到民国的音乐家、书画家李叔同，十之八九都会想到他写的《送别》。李叔同39岁出家，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

我略知两者之间的关联，在大家的交流中，为这种戏剧性人生感到好奇和兴奋。

在电视台做导演的这几年，加上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致使我内心里一直有个夙愿——将每个时代对历史和文化产生过影响的人物搬上舞台，就当是用借用今人的手法传承经典文化。

从龙泉寺下山那个下午，我和弘一法师便如此时空交错般地“相遇”了。

他生于清末民初，出身津门富豪，从小精深国学和书法，少年时又在上海接受新学，师从蔡元培。

他是上海文坛有名的才子，不惮与戏院的名伶以诗词唱和，寄情声色;他特立独行，在母亲的葬礼上弹奏钢琴、哀唱悼歌;他写下“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感慨国破家亡、文难救世的无奈;他东渡日本学习艺术，立志以此启迪民智;他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生子，但也冲破礼教，娶了他结识的日本女子为妻;他创造了很多个中国文艺史上“第一人”的盛名。最终，他在39岁时放下一切，选择出家，行修佛门戒律。空留给世人一个出世之谜。

1942年，63岁的他在泉州写下“悲欣交集”，三天后圆寂。

他的人生太过传奇，但对当下人的生活仍有现实意义。

当然，他所处的时代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论哪个时代，人对物质和精神的欲望追求从未改变。

我们为自己、为家人活得更好而不敢停步。大街上、地铁里、饭桌前，依托手机完成交流，生怕错过外界的一切信息，就在身边、眼前的亲朋反而被疏离。

我们奋斗却又不知不觉忘了为何奋斗。如果有人把奋斗和对社会的责任对应，不少人会觉得他有病，不然就是另有所图。

日子过得好了，但我们精神上的安全感却在流失。

读李叔同、读弘一，我会不免思考人在面对金钱、权力、名誉、信仰之间，会得到什么，舍弃什么?如果在选择中加上生命呢?

我想把他的人生经历做成话剧，把这些思考从舞台上延伸到对面的观众中去，哪怕只有一束灯光打动了你……

重拾

可初心未成，剧倒停了。

一年后的某天夜里，梦到了弘一法师，他白须轻垂，手持念珠，微笑地看着我。

之后不管去哪，我包里总揣着弘一的各种资料。

其间，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的一个建议令我豁然开朗。他说想要了解弘一，一定要看他的书信。

我开始搜集那些信，并且和同事们按照人物时间顺序将这些信做了整理，有写给他的学生刘质平、丰子恺的，有写给他的朋友夏丏尊的，还有印光长老、信愿法师等，特别是他写给日本妻子诚子的信中，弥补了很多弘一法师传记中刻意回避不愿书写的这段情感空白。

李叔同丧母后，诚子的出现给予了他很大的精神慰藉，两人之间的情感在剧中人物人性之丰富的体现上必不可少。

他并非一出生就是大师，他也曾有七情六欲，有取舍和选择的苦痛。他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正因如此，他的成就才令世人感动。

读信如同读心，我心里开始出现动笔改剧本的念头。但真正下定决心开始做，缘于我探访杭州虎跑寺时见到的情景。

那是弘一法师断食、出家的寺院，眼前的一切令我情绪瞬间崩溃。

寺庙变成了公园，能还原弘一当时生活的只剩下一个他住过的木楼。旁边是一个新建的纪念馆，还有一些不知真伪的遗迹，贩卖旅游商品的摊贩在边上叫卖揽客。

我忍不住嚎啕大哭，为弘一出家的寺院哭，也为那些曾经给中国留下文化之根的名人故所或被拆除、或被改貌的命运哭。

我们倡导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现实却如此。文化的命脉正在一点点消失，少一个遗址，就断了一截命脉。

在小楼里弘一法师的床榻前，我站了许久，发愿一定要把剧重新做出来。

今年中秋节，在法师的指导下，在龙泉寺戒坛做了一次小型片断试演，弘一大师是律宗的十一代祖师，而龙泉寺的法脉也因此一脉相传，此次在戒坛试演意义深远。

此时资金到位，欣喜地以为这一次会顺利巡演，但第二次注资的合作方宣传运作模式是我无法接受的。他们要求我再改剧本，接入一些与《弘一》主线无关的个人情感点，以此宣传炒作。

拒绝意味着毁约，接受就是面目全非，违背初心。

每每陷入困局时，我会在早晚高峰的时间，跑到家门口的地铁站外，观察人来人往。

人们接踵从地铁口走进走出，行动匆忙。有人嬉笑，有人怒骂，但更多的是一张张疲倦的脸，带着些许麻木。那么我呢?我要怎么做?为什么而做这件事呢?

突然想起筹备《天心月圆》时的一件选角小事。那时为寻小叔同找来很多小演员。一个小男孩问我，如果他当选了，我能给他多少钱，有什么宣传?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心里瞬间是难过和悲哀的。我没选这个孩子，这部剧一定得是纯粹的。

合作方在发布会前三天给出宣传方案后，我果断拒绝了。毁了约，赔完钱，内心反倒舒畅了。

没过多久，中国艺术节基金会联系到我，愿意协助我，完成《弘一》的公益演出。

现在，相关事宜还在推进，随缘而行，感恩这一路走来所有人的相伴与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我己是收获满满。

书房，法师的小像依然那样安祥。一年前，我从虎跑寺回来后，在照片背面也写下过“悲欣交集”。而今，这四个字仍然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