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迹：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火化后心脏不坏
现在搬到南翔的留云禅寺(来源：头号地标)
1912年4月11日，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南市区留云寺弄78号的留云寺成立，总部设在静安寺。
一年后，中华佛教总会第一任会长寄禅法师(八指头陀)圆寂，2月2日，上海佛教界在静安寺举行盛大的追悼仪式。在会上，后来成为近代中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虽然只有24岁，却已锋芒毕露，他在现场提出佛教“三种革命”论，如一颗炸弹点燃全场，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所谓三种革命，即一、组织革命，太虚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二、财产革命，寺庙财产不再为寺庙所有，而主张寺庙财产为整个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养僧才和社会慈善事业;三、教理革命，也就是思想上的革命，他主张剔除佛教思想中的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分，提出人间佛教。
你要知道，现在星云法师继承弘扬的人间佛教，祖师爷，正是太虚。后来太虚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对什么是人间佛教作了这样的说明：“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
原来出家就是避世，而太虚不是，他金刚怒目，又慈悲为怀，谁都知道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的区别在于前者要普度众生，可是当真的乱世到来之时，佛门子弟大都选择了眼不见为净，两耳不闻窗外事，太虚认为此大谬也，佛门子弟，当然也要积极入世，以大悲心救苍生于水火，这才是人间佛教的真谛!
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虚法师(来源：头号地标)
显然，太虚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孙中山革命党的影响，太虚后来就曾把他的“三种革命论”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比拟，他说教理革命就是民权主义，组织革命就是民族主义，财产革命就是民生主义。看得出来，这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和尚，早在3年前，他在广州接任白云山双溪寺主持时，就把萧然梵刹变成了革命党人频繁出入的据点，而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辛德秋水的译著则不时出现在他的案头。吕大任主编《良心月刊》鼓吹无政府共产主义，太虚认为“无政府主义与佛教为邻近，而可由民主社会主义以渐阶进。”思想之激进可见一斑。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差一点被捕，由官绅名流为之开脱才侥幸逃脱。此时，他吟诗一首，表露心迹：
孤吟断送春三月，
万事都归梦一场!
护取壁间双宝剑，
休教黑夜放光芒。
后来1913年5月，《佛教月报》创刊，太虚任主编，住在上海佛总会办事处──清凉寺，与新社会党(沙淦等人组织的红旗社会党)也过从甚密。抗战胜利后，他甚至提出“佛教组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奇怪的和尚之一。
“三种革命”论一出，举座哗然，保守派视为洪水猛兽，怒斥太虚所言乃“肆无忌惮”，“妄人立邪说“，并把太虚和佛陀时代传说死后堕入地狱的提婆达多相提并论。濮一乘主编的《佛学丛报》刊文这样说：“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虽然在保守派眼中被视为异端，但太虚并未因此退缩。1918年秋，他在上海与蒋作宾、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创立觉社，出版专著，编印丛刊，演讲佛学，成为中国最早的一家佛学机构。当时太虚住在爱多亚路，与章太炎也是庐为邻，章太炎同样对佛学颇有兴趣，两人因而成为挚友，同年11月，觉社组织佛学大演讲，太虚就邀请章太炎作《建立名言唯识》的演讲，章太炎欣然应允。说起来，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太虚和章太炎一辈，那鲁迅见了他也该以晚辈礼相待，可是1926年，太虚在厦门见到鲁迅，他对鲁迅只留下一个“沉默无言，傲然自得”的印象，也不知道一度喜欢抄佛经的鲁迅当时是怎么想的。两个同样激进的左翼没有激起丝毫的火花，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大遗憾。
和鲁迅一样，太虚一生，和上海颇有渊源。太虚，浙江海宁长安镇人，16岁在苏州木渎浒墅乡小九华寺礼士达上人为师出家，他的老师士达于光绪二十九年，住持上海敬心寺。太虚成年后云游四海，还曾环游世界去欧美弘法，遍历英、德、法、荷、比、美、日本诸国，宣讲佛学，开中国僧人跨越欧美弘传佛教之先河，而上海，一直都是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他常来上海小住，讲法说经，力主革新，或为抗日奔走，实践着自己人间佛教的理想。因奉化雪窦寺在上海虹口设有雪窦分院，自1932年太虚大师被蒋介石延请担任雪窦寺住持之后，其与上海的交流就愈加密切了。至1946年，他将奉化雪窦寺主持的位置让给弟子大醒法师，这14年间，他来上海的次数不可计数。他的弟子福善法师是上海玉佛寺的监院，因而太虚到上海，多以玉佛寺直指轩为安顿处。
上海玉佛寺(来源：头号地标)
但是不幸的是，1947年2月上旬，福善法师因为幼年未曾出过天花，到三十多岁始被感染，一来就来势汹汹，不可抵挡。2月17日，太虚听闻爱徒病危，不顾天寒地冻，于大雪中赶赴上海，不料福善法师竟于2月20日圆寂，不过32岁，令太虚悲痛不已。在翌日写下的《恸福善》一文中，太虚写到：
福善，你亦是幻想家，你不时流露今后要怎样孝顺供养我，想象我活到八、九十岁，你那时仍顽健如少年，服侍着老病，以送我的终。现在，风烛残命的我，仍风中烛似残存着，倒转来我来送汝的终，为汝封了缸，恸哉!
这还不是悲剧的结尾，而仅仅是开始。玉佛寺方丈震华法师此时也已病重，延至3月12日圆寂，年仅40岁。
3月12日当天，太虚在上海玉佛寺为退居的震华法师举行封龛仪礼，书“封龛法语”，拈偈曰：
诸法刹那生，
诸法刹那灭，
刹那生灭中，
无生亦无灭。
说法将毕，因伤心过度，太虚忽中风旧疾复发病倒。京沪杭甬等地缁素弟子听闻来集，但终因医治无效，5日后，太虚在上海玉佛寺直指轩安详舍报，成佛证果，时年57岁。
一个月内，三位高僧大德先后圆寂，令佛教界为之震惊，特别是太虚，作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在近代佛教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太虚西去的消息传来，信众自发恭送，自上海玉佛寺至杭州海潮寺，送别者长达里余。
10日晨，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杭州海潮寺，法尊等弟子在大师火化后拾取灵骨，得舍利子300余颗，紫色、白色、水晶色均有，法师的心脏久焚不化，成为一个呈黑褐色的巨大坚固体，且上面缀满了舍利，足证大师愿力之宏，传为神迹。
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