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虞东山寺：吴越地区的佛教文化

上虞东山寺(资料图)

上虞东山寺，始建于汉代，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期间虽经唐元和、宋淳熙、明洪武、崇祯、清康熙、光绪等多次复兴重建，但因政事动荡、时代变迁等多种原因而复衰败，而使寺院零落，难觅夕日余辉。本世纪初，明芳法师广发道心，重兴古刹，不经十年，如今道场初备，善缘和合，接引往来，信众日聚。适逢全堂佛像开光庆典之际，结合东山寺悠久历史文化，浅淡下对东山寺佛教文化应有的几个方面内涵，不到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东山寺佛教包涵融合会通的祖师文化

东山寺虽建于汉代，而使它享赋盛名的则是东晋支遁在早年在该寺出家，并该寺住憩间期注释了《安般经》、《四禅经》等经文，著写《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著作，由此提出了“即色本空”的思想，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而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当时印度佛教般若思想认识的般若见第，由此使他获得了可与古印度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马鸣和古印度佛教哲学家龙树相媲美的声誉。这是东山寺佛教文化的重要内涵，虽然因年代久远，支遁所著著作多已遗失，但支遁在构建思想时所体现的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探索，展示了中国佛教融合性创新的理论特质，在当代佛教支系间交流频繁的今天仍具有积极的作用。作为东山寺的继承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自然的也应具有这种开拓包容、融合会通胸襟，并继承的同时，发展这种开放的精神。

二、东山寺佛教具有涉世利生的家国文化

“佛法在人间，不间世间觉”。东山寺在历史上能够发展壮大，高僧、名士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东晋支遁住憩该寺时，以佛学见第上取得的声名，身边吸引跟随其从学的多达百余人之多，这些教内弟子进一步扩大了东山寺在教内的声誉。与此同时，支遁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支循等东晋政学名流的交往，使东山寺在教外也获得了巨大声誉，一时声名享誉京城。而东山谢氏家族对东山的扶持则是东山寺的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晋初，从北方初到东山的谢衡，就着手整修国庆寺的大殿、山门，重塑菩萨金身，使几近冷落的东山寺再现了梵音缭绕、香客如云的热闹场面。而谢安“出山”后把自己的住宅贡献于东山寺的史实，不但为谢安抗击前秦，获得“东山再起”声名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使东山寺规模扩大繁荣提供了重要契机。而后世谢氏子孙上东山寻根谒祖、扫墓由东山寺僧接待的传统，使东山寺与附近民众形成的视寺为家，以国护寺的家国情怀，可以说是东山寺佛教文化日久弥新的重要基础，也是东山寺历史虽数次破败，但又再次复兴的原因。

东山寺长廊(资料图)

三、东山寺佛教包涵吴越风流的隐逸文化。

吴越多清幽，文人雅士多。地位吴越地区的东山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孕育出了自身的多方面隐逸气息。如支遁在东山寺期间，食野果，饮溪水，浪志无生，对于清谈家最为宗奉的典籍《庄子》的《逍遥游》篇阐发的己见为当时名士王羲之等所欣赏，由此赋予了东山地区的玄气，谢安隐居东山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他们“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塑造了东山的文化境界。唐宋时期，众多文人雅士追寻魏晋遗风，从鉴湖到曹娥江上下游览，而东山为必经之地，由此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不朽诗篇。如李白游东山时，有感谢安，写下了“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故，明月落谁家”的诗句，陆游也写下了“几更梵宇勋名在，不与蔷薇一样残”的感慨。元、明后，上东山的名人更是络绎不绝，这些无不显示了以东山寺为骨架的东山文化的吸引力，也表明了东山寺佛教所含隐逸文化的持久性。

总之，东山寺佛教文化绚丽多彩，内涵充盈丰富，在当前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挖掘东山寺佛教文化内涵，扩大东山寺佛教文化影响，可以说适逢其时，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