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南北朝的佛舍利信仰
南北朝的佛舍利信仰
一、佛舍利信仰在印度的流行
舍利是梵文Sarira的音译，意译为体、身、身骨、遗身。通常是指佛陀之遗骨，称为佛骨、佛舍利；后来，亦指高僧死后焚烧所遗留下之坚固骨头。安置佛舍利的宝塔，称为舍利塔；安置佛舍利之瓶，称为舍利瓶；供养佛舍利之法会，则称为舍利会。在早期佛教的无像时代，崇拜舍利和佛塔是佛教徒信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且，随着绕塔、礼拜、供养舍利等功德思想的流行，舍利信仰迅速发展。
佛陀舍利的传播，与佛陀入涅槃后，八国分配佛舍利有关。依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记载：佛陀荼毗后，波婆国的末罗民众想分得舍利，在本土起塔供养，于是准备四种兵到拘尸城，派遣使者请求分舍利。但是，拘尸王谓认为世尊在他的国家灭度，国内之士民应当自己供养，于是拒绝分舍利。同时，遮罗颇国的诸跋离人、罗摩伽国的拘利人、毗留提国的婆罗门、迦毗罗卫国的释种人、毗舍离国的离车人及摩揭陀国阿阇世王也各自准备四种兵进渡恒水。大家商议后，准备由香姓婆罗门来分配舍利，拘尸王也以同理由拒分舍利。诸王听后，想执干戈以尽力争取，香姓婆罗门告诉诸王不可以这样做，于是八分舍利与八国，八国皆得舍利而归，各自起塔供养。
八分舍利后，到了阿育王时代，阿育王王开启罗摩伽国以外的七个塔，取其舍利盛于八万四千宝箧中，建立八万四千宝塔。根据巴利文《大史》记载，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到锡兰弘扬佛教，天爱帝须王就向阿育王请求舍利，并且以极庄严的仪式迎请。另外，根据《高僧法显传》“师子国(锡兰)条”记载，该国王城中有佛齿精舍。《大唐西域记》卷十一也有相同的记载，僧伽婆罗国(锡兰)王宫之侧有佛牙精舍。
印度西域地方也盛行供养佛舍利，如《法显传》记载，那竭国界醯罗城中有佛顶骨精舍。《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条”记载，该国有龙王所建的窣堵波，其中供奉如来的骨肉舍利；在王城西北之大河南岸有旧王伽蓝，其中供奉如来顶骨一片。又根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载，玄奘归国时携回如来舍利150粒。 《宋高僧传》卷一则记载，唐代义净归国时携回舍利300粒。
二、梁武帝与舍利信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舍利信仰曾经是构成中古的政治、社会图像中重要的成份之一。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僧人便开始用舍利的奇迹示现，来说服帝王信服。《高僧传》记载，康僧会来到建业，孙权认为汉明帝当时梦见神为佛，并不可信，便召见康僧会，康僧会说：“如来迁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王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于是，孙权便要求康僧会以能得到舍利而有灵验，便为他造塔立寺；若不能的话，就要依法加以处罚。康僧会在一间静室里，洁斋祈祷，经过二十一天，竟然以他的至诚，而有舍利出现在他准备好的铜瓶内。这种奇迹说服了孙权，因此建塔立寺，称为“建初寺”。
中国佛教的舍利信仰，其来源于阿育王舍利塔的建造。在刘宋宗炳(375－443)《明佛论》中，提到山东临淄、山西蒲阪有阿育王处的遗址。《高僧传？慧达传》记载，慧达，俗名刘萨诃，遵师父教诲，前往南方觅阿育王塔像。慧达至建康长干寺，见寺院塔刹放出奇异光芒，挖掘塔下，发现了铁函、银函、金函相套，金函中有三个舍利、爪甲和头发，当时人认为这是阿育王所起八万四千宝塔之一。于是，在原来塔侧，再建一个新塔瘗藏舍利。《魏书？释老志》记载：
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藏、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后来，阿育王佛舍利塔逐渐增多，《广弘明集》卷十五列举17塔，《集神州感通录》列有19塔。《法苑珠林》增加到21所。但是，这些阿育王佛舍利塔于今唯存会稽鄮县塔(在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
依目前文献来看，最早的舍利崇拜是北魏孝文帝时代。1964年，河北省定县出土瘗埋舍利的石函，石函盖的盝顶上刻铭记12行，叙述了造塔的缘起。舍利贮于葫芦形小玻璃瓶内。石函内置有专用来拣取舍利的铜匙、铜镊；还有由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组成的串饰和铜钱、波斯银币，这些是被当作所谓“七宝”和舍利一块瘗埋的；其他如金银耳坠、镯子、戒指、钗环等物是作为财宝施入的。至于印章、铜镞、残铜镜片等，则是人们按照当时墓葬的随葬习俗舍入的。可知这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所修建的一座五层佛塔的舍利塔其下埋藏物。
中国佛教舍利信仰的兴盛，始于梁武帝。梁武帝的政教结合与阿育王的一生思想、行为十分相似。梁武帝于天监十一年(512)敕令扶南国人僧伽婆罗重译《阿育王经》，于是在梁武帝晚年出现崇拜阿育王佛舍利塔的行为。《梁书？扶南国传》记载：“(大同)二年(536)，改造会稽鄮县塔，开旧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释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孙照暂迎还台，高祖礼拜竟，即送还县，入新塔下，此县塔亦是刘萨诃所得也。” 大同三年(537)八月，梁武帝下令改造建康阿育王寺塔，从塔基发掘出佛舍利和爪发，举办了无碍大会，并且赦免天下所有罪犯。梁武帝《出古育王塔下佛舍利诏》：
大同四年八月，月犯五车，老人星见。改造长干寺阿育王塔，出舍利佛发爪。阿育铁轮王也，王阎浮一天下，一日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其一焉。乘舆幸长干寺，设无碍法喜食。诏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万物不得齐其蠢生，二仪不得恒其覆载。故劳逸异年，欢惨殊日。去岁失稔，斗粟贵腾，民有困穷，遂臻斯滥。原情察咎，或有可矜，下车问罪，闻诸往诰。责归元首，寔在朕躬。若皆以法绳，则自新无路。书不云乎，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易曰：随时之义，大矣哉！今真形舍利复现于世，逢希有之事，起难遭之想。今出阿育王寺说无碍会，耆年童齿，莫不欣悦，如积饥得食，如久别见亲。幽显归心，远近驰仰，士女霞布，冠盖云集。因时布德，允协人灵，凡天下罪无轻重，皆赦除之。
《广弘明集》的“大同四年”应为三年，是大同三年(537)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梁武帝还将一粒舍利请入皇宫中供养，于九月五日，命令太子王侯百官一起恭迎舍利，共有数十万人参观了迎舍利的活动。
大同四年(538)九月十五日，梁武帝设无碍大会，建造两座佛塔，在金瓶和玉瓶中装入舍利和佛发爪。舍利供养的法会非常盛大，王侯百姓所施舍的财富堆积如山。皇太子萧纲捐钱一百万，共襄胜举，并呈上《奉阿育王寺钱启》：
臣讳言：臣闻八国同祈，事高于法本；七区皆蕴，理备于涌泉。故牙床白伞，无因不睹；金瓶宝函，有缘斯出。伏惟陛下，悬天镜于域中，运大权于宇内。三有均梦，则临之以慧日；百药同枯，则润之以慈雨。动寂非己，行住因物，无能名矣，臣何得而称焉。故以昭光赤书，贱前史之为瑞；珥芝景玉，嗤往代之为珍。难遇者乃如来真形舍利，昭景宝瓶，浮光德水，如观钩锁，似见龙珠。自非圣德威神，无以值斯希有。天人顶戴，遐迩归心。伏闻阿育王寺方须庄严，施巨万金，檀丰十藏。宝陈河府，泉出水衡。比丘持土，大厦方构；罗汉引绳，高塔将表。不胜喜抃，谨上钱一百万。虽诚等散花，心符不尽，而微均渧沥，陋甚邻空，轻以尘闻，伏启悚汗。谨启。
大同五年(539)，梁武帝又遣云宝至扶南国迎请佛发。大同十一年(545)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梁武帝于寺发《般若经》题，当晚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
梁武帝在大同二年、三年、四年乃至十一年，耗费大量的金钱改造阿育王寺，举行无碍大法会，表扬阿育王的事迹，以及佛舍利的殊胜奇迹，并大赦天下。所以，梁武帝的舍利信仰是在强调自己的“金轮王”统治“佛教国家”的理想。
三、陈武帝与佛牙舍利
在朝代更替之际，佛舍利亦做为一种政权合理化的手段；同时，政权的推动，亦促进舍利信仰的流行。在梁陈的朝代更替中，陈武帝陈霸先(503－559)便利用佛牙，把自己受禅让革命正当化，看作是一种瑞兆。
陈武帝所供养的佛牙，是法献在于阗获得。佛陀入灭荼毗后，遗留在人间总共有4颗牙齿。《高僧传？法献传》记载：法献受到东晋高僧法显、智猛西游印度礼佛求法的影响，从小就立志要舍身西行观圣迹。刘宋元徽三年(475)年，法献从建康出发，一路上风餐露宿，忍饥挨冻，越过荒原，横穿沙漠，走到了于阗(今新疆于田县)，由于道路受阻，不得不停止西行。在返回途经芮芮(古国名，即柔然，在今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一带)时，竟意外地得到了一颗舍利。据说这颗牙原在乌缠国(古国名，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后传到芮芮。法献手捧舍利，如获至宝，心想这次西行虽未能到达圣地，但能得佛牙，也算不虚此行了。他将佛牙带回建康，秘不示人，达15年之久。法献临死前，才将舍利献出，置于上定林寺舍利阁，广受四方佛徒朝拜。梁武帝普通三年(522年)正月的一个夜晚，忽有一伙穷凶极恶强人，明火执杖，以搜寻家奴为借口，强行敲开上定林寺门，闯入舍利阁，将舍利抢掠而去，舍利一时下落不明。清代陈作霖在《南朝佛寺志》说：“今读《陈书？高祖本纪》，乃知取佛牙者即陈武帝。其日，庆云寺慧兴者托辞也。” 无论如何，佛牙最后落在陈霸先的手里。
永定元年(557年)十月，陈武帝宣布找到这颗舍利。《陈书》卷二记载：“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 陈霸先继承着崇事佛教最盛的梁朝，必须藉着佛教的瑞兆，以此收服民心，以及宣示他的天命。这颗佛牙经过辗转流传，最后供养于北京灵光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