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愚教授：菩萨、慈悲与布施（一）
菩萨思想是大乘佛教的主要特色，其核心之一就是慈悲，其社会实践就是布施。菩萨思想在上座部佛教经典中就已经出现，但主要用来阐述佛陀前生的事迹，另外，上座部佛教的慈悲主要用于禅观，即以“如母爱独子”之心，真诚地祝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乘佛教强调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和实践，把慈悲摆在与智能同等重要的位置。《文殊师利涅槃经》说：“行慈心者，即得见文殊。”(《大藏经》卷一四，页481上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化身，行慈悲者即得见文殊，故实践慈悲即是修习智慧。大乘佛教既是慈悲和智慧一体的哲学，更是二者一体的实践。这种实践打破了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从而把个人和社会实践包含于宗教实践之内。也许正因如此，佛教是生活之道——即慈悲和智慧的实践。这种实践把宗教和人生社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在智慧的指导下，实践慈悲；也只有智慧的慈悲才是真正而彻底的慈悲，才能觉悟到自他不二而利他自利。菩萨思想和慈悲精神一贯于整个佛教思想及其发展的历史，是佛教社会人生实践的根本依据，主要表现于行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布施行为中。本文以大小乘佛教经典为依据，[1]论述佛教菩萨思想和慈悲精神；然后再从佛教对“苦”的理解和“离苦”的方法入手，开发佛教慈悲精神指导下的布施实践及其现代意义，探讨慈悲布施对当代社会公益慈善理论的建设和具体实践的启示。
菩萨思想
菩萨是慈悲的化身，慈悲是菩萨实践的精神动力；故若要明白佛教的慈悲，则有必要首先弄清楚菩萨理念。菩萨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特色，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大乘佛教才有这种思想和实践。就现存经典而言，菩萨一词最早出现于南传上座部佛教，这一方面表明最早佛教创立了菩萨思想，另一方面则上座部佛教传统亦亦有菩萨思想中。在阿含经中，每当佛陀忆念其前生时，一般都称自己为菩萨，即“世尊应正等觉、未成正觉菩萨时”。[2]然而，印顺法师却认为，阿含经典最初原文并没有菩萨这一名词的出现。说一切有部本保存了这种原型，即在相关的经文中没有提及菩萨，而只是简单地说“佛未成正觉悟”。分别说部各派的诵本成立时，把当时传说中的菩萨概念加入阿含经中，这样就出现了“菩萨诞生”、“菩萨出家”等名词。菩萨理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三～二世纪时期的佛教经典中，至于菩萨理念是怎样产生的，则可以从《本事》、《本生》、《譬喻》和《因缘》等经典中发现。同时，它的产生与弟子们对佛陀“永远的怀念”是分不开的，是对佛陀崇拜的结果。[3]在这个时期出现的经典中，菩萨仍然专指历史上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也就是他在燃灯古佛前发愿成佛至最后觉悟，一直都在行菩萨道，故称为菩萨。从经典的集成历史来看，菩萨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佛教界乃至一般社会对佛陀的认识有着必然的联系。A.L Basham认为，《本生》等经典的编纂，部分收集了当时流传于印度社会的有关佛陀的传说，而另一部分则是当时人们设计创造出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当时僧众讲解因缘故事合法化，以此来得到一般信众的支持和赞助，满足人们对佛陀的怀念和崇敬心情。[4]如果这种推理合理的话，那么其结论就是：菩萨思想是上座部佛教思想内在发展的产物，产生于佛陀涅槃之后二百年左右。
至于佛陀时代到底有没有菩萨思想、乃至雏形的出现，佛教界和宗教界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上座部佛教界一般都认为菩萨思想在佛陀时代已然出现，虽然只是指释迦牟尼佛前生而已。印顺法师的以上推理预示着有一种分别说部和说一切有部共同信奉的原始经典，这种经典产生于部派分裂之前，并且断定这些原始经典中没有菩萨理念，其原因就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中没有出现这样的理念，这样，分别说部经典中的菩萨理念是“后创”的。这种推理只能说是“一半一半”，因为一、同一思想出现在所有部派经典之中，不一定表明这种思想的原始性，因为这种思想可能是各部派同时加入各自的经典之中；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哪些是最原始经典还没有达成共识，至于有没有这样的经典还存有疑惑。另外，虽然专门记载菩萨事迹的本生故事等经典出现的时间可能较晚，但是在四阿含或及其相对应的四部中有关佛陀前身的记载已经大量出现。也就是说，佛陀前身修行，直至最后一生成佛都在成就成佛资粮，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佛陀时代并没有菩萨一词来表远佛陀前生修行的经历，但菩萨思想已经存在了，充其量，本生等经典只不过是把这些思想更具体化和生动化。
随着佛教的不断发展和本生故事内容的展开，菩萨理念得到一般社会大众的普遍欢迎和接受，其理论也趋于成熟。同时，有关菩萨传说经典的增多及其在社会上的普遍流行也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样，菩萨理念逐渐成为佛教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部分。到了公元前后，印度教的发展，波斯宗教、希腊艺术、以基督教等文化的传入，进一步充实了菩萨理念。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和实践就在此内外因缘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早期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不再局限于本生故事，而是有系统地加以发展；菩萨不仅仅指释迦牟尼佛的前生，许多同释迦牟尼前身一样的菩萨开始出现了。正如Clarence H. Hamilton所说：
此(菩萨)概念不再专指释迦牟尼佛前生，而是作为一生活之道，一种向所有佛弟子敞开的工作。它不再仅仅指巴利经典中的圆满觉悟者。相反地，一般人认为，在大千世界中，无论是天上还是地上，都有无量无边的觉者。所有这些觉者都是终极觉悟理性的表现。任何修习菩萨之道者都在不断地体现这一理性，也都可以期待成佛。[5]
部派佛教的菩萨理念向大乘佛教菩萨思想的转换见证了大乘佛教兴起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大乘佛教的发展。部派佛教以阿罗汉为修行的终极目标，大乘佛教则以成佛为最高理想，菩萨思想就是成就此最高理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内容。Basham认为，大乘佛教菩萨思想的源泉主要来自于对未来佛的信仰。未来佛即弥勒菩萨，同释迦牟尼成佛之前生一样，现居住于兜率天宫，故早期的弥勒一般都现留胡须、头带天冠、身披缨络的天人相。[6]从现存的数据来看，公元一世纪时期的佛教徒不但有菩萨信仰，而且也像恭敬佛陀一样礼拜菩萨。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佛的信仰与转轮圣王理念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即在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时代。反映这种理念的主要经典有《转轮圣王修行经》(Cakkavatti-Sihanada Sutta)。[7]此经中的转轮圣王理念与阿育王石柱的法王思想相似，故有学者就认为转轮圣王的理念与阿育王有关。另外，此经预示说，未来弥勒菩萨出现时，转轮圣王也随之出现于世，二者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佛教的政治和宗教理念。这种理念表明佛教不但为人类大众提供精神资料，也给他们带来物质和社会福益，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与政治的结合不但帮助人们获得未来的快乐，同时也能使他们从现实苦难中解脱出来。到了大乘佛教思想成熟时期，转轮圣王和未来佛的形象和功能合为一体，菩萨既可以是统治国家、乃至世界的国王，同时也可以是慈悲利益群生的宗教领袖，如观世音菩萨等。这样，大乘佛教中的菩萨具有多样性，如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用，天上人间，集世间与出世法于一身，寻声救苦、垂迹示现。
早期的大乘佛教经典见证了菩萨思想和形象的发展变化。《阿弥陀经》是早期大乘经典之一，其中，来自各个世界、无量无边菩萨随喜来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作为这些菩萨的典型代表，其智慧和福德都远远超过了声闻弟子。《妙法莲华经》卷二四更是把观世音菩萨描绘成一位寻声救苦、无往不至的慈悲化身。也许有人会认为，正如一些日本学者主张的那样，这些经典所代表的佛教只流行于民间，纯粹的建立于信仰之上。其实，这些经典所代表的思想己经成为当时大乘佛教思想和实践的中心，反映了这些经典产生时代，正统佛教的风貌。如果说空或般若智代表了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那么菩萨慈悲救苦的理念则贯通于大众佛教和僧团之中，乃至一般社会。据说，即使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佛教大德都曾坚定而虔诚地信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并且累有应验。[8]正是由于这种信仰的普及，以及这种信仰灵验文献的增多，相关深奥而神秘的佛教哲学体系得以充分的发展和传播。随着大乘佛教的不断发展，菩萨则成为慈悲的代名词，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现世人生的各种痛苦和烦恼。这样，菩萨理念似乎代替了佛陀，从而成为佛教宗教信仰和社会实践的中心。一方面，人们信仰菩萨，希望得到他的慈悲救护；另一方面，人们则希望向菩萨学习，行菩萨道，像菩萨那样帮助他人，以至最终圆满成佛。这样，菩萨思想逐渐流行开来，甚至取代了阿罗汉思想，成为人们信奉和学习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菩萨慈悲的理念与实践。
(未完待续)
注释：
[1]在本文中，小乘一词的用法，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与大乘传统思想相比较的意义，故在後文中多用上座部，以避免混淆。就历史而言，“小乘”是佛陀涅槃後的佛教思想发展所形成的。佛陀时代的声闻弟子或阿罗汉并不是大乘佛教经典中所批评的那样“自私自利”、或没有慈悲心。
[2]《相应部．缘起相应》(南传一三．六－一五)；见The Collection of the Middle Length Sayings: Majjhima-Nikaya, I.B. Horner. Tran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cshers, 2004, v. 1. pp. 22, 28, 103, 120, 148, 207, and 295.
[3]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正闻出版社，1982, 113-131.
[4]A.L Basham,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Bodhisattva,” in Leslie S. Kawamura, ed.,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m, Delhi: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7: 23-24.
[5]Clarence H. Hamilton, “The Idea of Compassion in Mahayana Buddhism”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 70, N.3 (Jul.-Sep., 1950), p. 148.
[6]Basham, pp. 27-28.
[7]Digha Nikaya, III, 26;《大藏经》卷一，页三九上至四二中。
[8]玄奘，《大唐西域求法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