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池明居士：为《印光法师文钞》题词的文化名流
为《印光法师文钞》题词的文化名流
民国三年(1914年)《佛学丛报》发表印光大师四篇论文以后，引起一些居士的注意。其中徐蔚如居士最为重视，他说：“霨受而读之，合掌欢喜，叹未曾有。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我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也。”因此，他开始搜集和流通印光大师的文章。
民国六年(1917年)，徐居士得到印光法师给他的朋友邓伯诚兄弟的三封书信，刻印流通，称为《印光法师信稿》。
民国七年(1918年)春，徐居士以历年搜访所得印光大师之文二十二篇，印于京师，称为《印光法师文钞》，这是最早版本的《印光法师文钞》。
民国八年(1919年)秋，徐蔚如居士又将搜集到的师文三十八篇，印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将民国七年所印文钞称为初编，一同刻印流通。是年冬天，徐居士母亲病故，他回上海办理丧事，索要《印光法师文钞》的缁素很多。于是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议，准备重付排印，以广流通。经过张云雷居士，广为征集。加上徐霨如续搜之稿，共增加三十四篇。由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位居士按类编次。详为校勘，仍名为《印光法师文钞》。
在编辑过程中，有一件小事很能反映印光大师反对浮华俗套的为人和个性。大师在给李慧实居士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民国九年有数弟子于上海排印文钞，(十年正月出书，系二本之文钞。)即以照片小传请。光谓如此，则并文钞亦决不许印，遂止。汝不知此事，故为汝说，以免汝转求照片而妄印之。光纵不能挽回近世虚浮奢靡之恶派，决不肯随波逐浪以效彼之所为耳。”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大师以弘法为家务的精神，戚智周居士(后随真大和尚出家为明道法师)供养大师夏布和棉被垫，大师转卖以后用于商务印书馆文钞的印刷费用。他在给戚居士的信中说：“智周慧鉴，昨日真如寺研慧师来代手书并棉被垫一付无讹。窃念居士爱我情深，感激不已。然光固有被垫，以八元转卖于人，并去年夏布卖九元。共十七元以作施送文钞之助。文钞现由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出尚未订齐。过几日当即寄来。光自己订一百元书，丁福保亦订五十元。余有友人托订百数十元。书近七百部。除友人自施外，光一百元书，托张云雷寄之四方以结法缘。待寄来时，当寄一包，共五部。除自存外，酌量送人。汝十七元亦入此数。作我预订算。可请四十几部。此四十几部，有一、二人阅之生信，依教奉行，其利益比光自服用之利益，实天地悬隔。况不止一二人乎。切勿以光不谅人情，送来不用转卖见怪。则幸甚。嘉兴亦与古农寄一包，令施送尔。若有人要，当令彼向上海请。或杭州商务印书分馆请。切勿再向光要。以光所请者，皆派而送之。若特去又请而结缘，则无此财力尔。商务印书馆定作大洋五角五分，除先预定作七折算，此外皆纳实价。以后再勿寄衣物来，若念光愚诚，但志心念佛敦伦，并随缘化导，比寄衣物，胜之多矣。”
周孟由居士等征求到几位教界和学界名流对《印光法师文钞》的题词。
一是出家不久的文化名人弘一法师。他题词说：
是阿伽陀，以疗群疚。契理契机，十方宏覆。普愿见闻，欢喜信受。联华萼于西池，等无量之光寿。
庚申暮春，印光老人文钞镌板。建东，云雷嘱致弁辞。余于老人向未奉承，然尝服膺高轨，冥契渊致。老人之文，如日月历天，普烛群品。宁俟鄙倍，量斯匡廓。比复敦促，未可默已。辄缀短思，随喜歌颂。若夫翔绎之美，当复俟诸耆哲。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
寐叟(沈曾植)题词：
识无量病，与无量药。见佛性故，回己济他。寐叟敬题
湛翁(马一浮居士)为大师文钞题词说：
诸三昧中，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入此三昧已，一切三昧，皆得具足。抑扬之说，信非笃论。法宁有异，异自人耳。今时贤哲，亦盛谈义。然浊智流转，玄言奚裨。自非冥怀凝寂，岂能廓彼重昏？决知火宅无安，乃悟乐邦非邈。故谓从心现境，境即是心。摄所归能，他即是自。欲求方便趣入之道，舍净土何由哉！印光法师，此宗尊宿。俯提弱丧，罄吐诚言。辞致恳恻，与莲池为近。云雷居士，倡缘弘布，深植净因。远征题识，聊为赞喜。其诸大心上士，夙志津拔修途，游履安养者，盖必有质于是也。庚申二月湛翁书
梁启超先生为大师文钞题签并题词：
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大师，文字三昧，真今日群盲之眼也。诵此后，更进以莲池，憨山，紫柏，蕅益诸集，培足信根。庶解行证得，有下手处。启超具缚凡夫，何足以测 大师。述所受益，用策精进云尔。
民国十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印印光法师文钞》，冯梦华居士题签，王一亭居士画阿弥陀佛接引像。大书法家吴昌硕先生题词：
心即佛，诵有声，如如口，无无明。一尘不染根性情。佛说如是吾其灵。甲子初夏吴昌硕时年八十又一。
1、上面题词的人中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的因缘最深，也许正是因为吴建东、张云雷请弘一法师题词的缘故，弘一大师得读印光法师文钞，进而向印光大师咨询问学，在修行方面远宗蕅益，近宗印光，最后虔诚拜入印光大师门墙。弘一法师(1880—1942)俗姓李，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又称弘一。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擅长于书画、篆刻。曾留学日本，学习西画和音乐，留日时名岸，号叔同。回国后在天津、浙江、南京等地学校任教。主编过音乐小杂志、文美杂志，兼乐曲创作。民国七年在杭州从虎跑寺了悟和尚出家，隔年于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一改过去浪漫的生活，清苦自持，不收徒、不建寺，以弘扬南山律为毕生之志，创设南山律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弘一大师提出“念佛不望救国，救国不忘年佛”的口号，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宗教界产生重大影响。弘一大师于1942年圆寂于泉州。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等及演讲集行世。
2、沈曾植(寐叟)(1850—1922)，浙江吴兴人，字子培，号乙庵。清末官至布政使，民国时以遗老自居。虽然我们在遗老的形象中窥出一丝保守、刻板、落伍的色彩，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深入到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表现与线条表现)的深层内容之后，沈寐叟毅然决然，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见出极强的驾驭功底。但更令人振奋的，还在于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把具体的连贯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组意的连贯，在其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种出众效果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不是刻意做作而成的。
3、马一浮( 1882—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浮，又字一佛，幼名福田，号湛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幼习经史，16岁应县试名列榜首。1899年赴上海学习英、法、拉丁文。1901年与马君武、谢无量合办《翻译世界》。1903年留学北美，习西欧文学，曾预撰《欧洲文学四史》等著作。后又游学德国，学德文。回国时带回德文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久又留学日本，研究西方哲学。1911年回过，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后潜心考据、义理之学，研究古代哲学、佛学、文学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应竺可桢聘请，任浙江大学教授，又去江西、广西讲学。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精诗词，书法多山林气，篆刻篆刻崇尚汉印。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主要有《太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继编》、《朱子读书法》、《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马一浮篆刻》、《蠲戏斋诗集》等。马一浮不仅以学问、诗文名噪学林，而且还以精湛的书法艺术，驰誉书坛，他有多方面的才能以及渊博的学问与艺术修养，他是20世纪一位不可多得的通人，是一位令人敬仰的“国学大师”，生前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4、梁启超居士通过张云雷的关系把印光大师引为知己，从题词中可以看到他对印光法师赞叹有加。印光大师在给张云雷居士的信中也给了梁居士修持上的建议：“梁任公，有出群之才，值相忌之世。何不卷而怀之，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以期彻悟本具妙性。又须力修净业，回向往生。俾所悟者，一一亲证。然后乘大愿轮，示生浊世。以不思议神通变化，作对治法。于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此大丈夫继往开来，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于此时此世，而不竭力研究。徒存忧世之心，不免危身之虑。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非圣贤素位而行，乐天知命之本色也。宿生培此慧根，固不容易。倘不于此专精致力，以期亲证。则如坯器未火，经雨则化。光阴短促，人命几何。一气不来，即属后世。未证道人，从悟入迷者，万有十千。从悟增悟者，亿无一二。忍令无上法器之坯，经再生之雨，而复为尘土乎哉。任公与光，素无交情。近以谬听人言，亦可攀为知己。知己者为知己谋，须于大体统处立言，方不失为一言相契，毕生知己之谊也。不知梁公视此，为竖点头乎，抑横摇首乎。祈以此意转达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 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5、王一亭居士(1867—1938)，名震，一亭其字，法名觉器，号梅花馆主、海云楼主。他是浙江省吴兴县人，世居吴兴北郊的白龙山麓，故晚年号白龙山人。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十一月初九日，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的外祖家中。他是一位传奇性人物，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外祖母家抚养长大。但这一位寄居外家的孤儿，以后却成为大画家、革命家、实业家、慈善家、佛教大护法，并且在这几方面各有其重大影响。他早年寓居上海，学徒出身，继而经商，因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又品行端正，所以事业蒸蒸日上，终于跻身大实业家之列，担任日商所办日清轮船公司上海分公司买办，成为清末三大洋行买办之一。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袁世凯窃国后王一亭又资助讨袁斗争。他曾两度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主席。经商之余，王一亭喜弄翰墨，曾从师徐小仓、任伯年，后与吴昌硕结交，成为莫逆，画艺由此大进。王一亭与吴昌硕亲密无间，王为吴画像，吴为王作传，一时传为美谈。他笃信佛教，乐善好施。作为一位商界巨擘，他的卖画所得都用于公益事业。他曾组织书画善会，义卖字画以普济众生，或资助东北义勇军。1922年他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6、吴昌硕(1844－1927)原名俊、俊卿，字昌硕，又字仓石，别号缶卢、苦铁、大龙等，七十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人。同治四年(1865年)秀才，亦当任江苏省安东县知县，仅一月即去，自刻“一月安东令”印记之。吴氏先后问业于俞樾(1821－1906 )、杨岘(1819－1896)、 研训诂辞章、诗、书、篆刻，并曾在苏州潘祖荫、吴云(1811－1883)、吴大澄(1835－1902)处获见古代彝器及名人书画。虽自称“三十学诗，五十学画”，其习画当在三十余岁与任伯年论交之时。一九一三杭州西冷社正式成立，被推为社长，其画名益扬，日人尤为尊崇。有《缶卢集》、《缶卢诗存》、《缶卢印存》及书画集多种刊行。吴氏诗、书、画、篆刻皆精。书长篆、脱胎石鼓，雄浑恣肆。篆刻上取鼎彝，下挹秦汉，钝刀硬入，茂苍劲。画擅花卉、蔬果、山水等，取法徐渭、原济、李诸家，亦受赵之谦，任伯年影响。尤以金石书法入画，如盘虬屈铁。其画笔墨淋漓，色彩浓郁，气魄醇厚，一振晚清萎靡干柘之风，开现代写意画派新景象。
为大师文钞题词的人士几乎都是近现代文化巨子，可谓德不孤，必有邻，极一时之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印光法师文钞》契合了时代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