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露华：略论中国近代佛学之复兴

略论中国近代佛学之复兴业露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中一个异军突起，就是现代佛学的兴起。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相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王派使臣来汉地。其时大月氏佛教已经十分流行，其使臣在汉地曾口授佛教经典，学术界认为这是佛教传人汉地之始。此后，到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汉明帝曾遣使西行，求取佛经，于是释氏之学，渐渐流行于中土。然而，佛教开始传人汉地之际，只是把佛陀(浮屠)作为神仙，在一部分上层贵族得到祭祀崇奉，在社会并没有多大影响。到了公元3世纪以后，即当汉魏之际，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作为统治者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经学，由于走入了以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之死胡同，因而已经不再适应时代之发展，失去了生命力。社会的发展，极需一种新的学术思想来代替原有的陈腐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魏晋玄学便应运而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玄学的兴起为佛教般若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佛教经典的翻译、佛教思想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后来隋唐时期佛教之鼎盛奠定了基础。佛教的发展，必然与本土的传统思想互相关涉。中国传统思想注重伦理价值，却较少谈论有关精神的超越性及有关终极关怀的问题；而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则重在出世，重视精神的超越性却又排斥现世的社会生活及伦理价值。于是儒佛间既有矛盾和排斥性，又有互补之可能性。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在这种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它的本土化演进，最后终于演变成为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中国学术思潮继魏晋玄学发展之后又一重大演变。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关于本体论和心性论的学说，形成了以“理”和“性”为核心内容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至此，中国的佛学思想基本上完成了它发展的历程。此后中国佛学之发展一直处于衰微阶段。当然，这主要是就佛学的层面而言。佛教诸宗，除了禅宗及净土宗尚在部分民众中还有一定影响外，总的趋势则是如日薄西山，日趋衰微了。 佛学发展的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列强凭借着坚甲利炮，不断侵占我国，并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也大量涌人我国。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引起了中国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深刻的反思，于是中国的学术思潮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西学影响的扩张及对西学影响之态度的不同，中国的政治和学术思想也先后出现过不同的派别。先是，一部分改革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接着，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又获得了一部分人拥护。到19世纪末，要求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维新派思想家认为不仅西学之“用”，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应当学习，如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及社会制度也应当学习。他们不仅大量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等观念，为变法维新作思想准备。在这种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潮发展背景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佛教学术思潮开始出现了一种复兴的现象，涌现了一批活动能力较强的佛教学者，特别是以杨仁山居士为首的一批佛教居土在佛教界的崛起，推动了近代佛教和佛学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佛教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也渐渐兴盛，佛教团体纷纷成立，某些佛教宗派的学术思想研究，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于是近代佛教学术思想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近代佛教的复兴，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涌现了一大批知识阶层出身的，有深厚佛学造诣的学者。这些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出发研究佛学，他们有的是为了弘扬佛法，有的是为了社会变革寻找新的理论依据，有的则为消极避世或纯粹为个人之修养。但是由于这些学者大多本身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之功底和广博的知识，而且在当时新的学术影响下，能够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佛学加以研究，所以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由此也推动了近代佛学的发展。其次，以法相唯识学研究为核心，佛教各派教义思想之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法相唯识学源于印度大乘佛学瑜伽行派的佛学思想，由古代印度佛教学者无著和世亲所创立。这一派学术思想主张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由心识所变现，因此提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命题。在印度，法相唯识学继中观学之后兴起，曾经发展得相当兴盛。法相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南北朝时期。北魏译经僧菩提流支和南朝陈时的真谛三藏，都曾翻译介绍过这一派的经典。至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在当时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专门学习和研究瑜伽行派学说，回国后着重翻译介绍法相唯识学经典，并与其弟子窥基一起创立了法相宗。但法相宗传承不久即告中断，直到近代法相学才重新复兴。近代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始于清末居士杨仁山。杨仁山是推动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他自26岁以后开始接触佛教，直到76岁去世，将近50余年间，孜孜不倦，为佛法之弘扬和佛教之复兴，倾其毕生的精力。他对近代佛教复兴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佛学思想上，他受《大乘起信论》影响而人佛，又以净土信仰为归宿，但于佛教唯识思想，则尤为重视。他认为“专门研究因明、唯识二部，期于彻底通达，为学佛之楷模。”因此他努力于重兴法相唯识之学，开一代佛学研究之风。受其影响，其弟子欧阳竞无曾在金陵刻经处的研究部内专门设立法相大学，从事法相唯识学的研究和传授，又编辑校刻唐代法相唯识学的经典章疏百余卷流通海内外。与此同时，佛学研究领域里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些著名的学者为法相唯识学对名相深入细致的分析而吸引，也纷纷从事法相唯识学之研究，一些大学也开设了关于法相唯识学的课程，一些佛教研究和教育机构如北方的三时学会、武昌佛学院等都讲授法相唯识学，从而在社会上形成法相唯识学研究热潮。除了法相唯识学外，佛教其他各派的教义学说也有不同程度复兴的趋势。如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的法嗣月霞法师，1914年在上海爱俪园创办华严大学，以弘扬华严教义为宗旨。月霞的弟子应慈，从其师学华严教义前后12年，曾在常熟兴福寺创办华严学堂。后来他一生专事《华严经》讲授，并自号“华严座主”。天台宗则由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而得重新兴起。谛闲法师专注于弘扬天台教义，所著《大乘止观述记》二十卷，是他讲解天台宗重要经典《大乘止观》时，由其弟子江味农记录整理而成，此后江味成对天台教义思想之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净土宗则因印光法师的大力弘扬而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印光所著《印光法师文钞》在当时曾风行一时。律宗因弘一大师的弘扬再次引起世人瞩目。禅宗以八指头陀寄禅的诗文而备受人们赞誉。除此以外，佛教文化事业的兴起，也是近代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以及近代社会发展之影响，佛教的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866年，杨仁山在南京创金陵刻经处，广泛搜集亡佚的佛教经典刊刻流通。在金陵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印或流通佛教经藉。刻经处的活跃，促进了佛教《大藏经》的编印出版。1909年，镇江金山寺僧人宗仰在上海主持编辑刊印《频伽精舍大藏经》，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以活字排印的佛教藏经。《频伽藏》的刊印出版，对近代佛教学术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民国年间先后有宋版《碛砂藏》、《宋藏遗珍》的影印出版以及《普慧大藏经》的编撰。与佛经刻印流通的同时，佛教的刊物和通俗读物也大量出现。据粗略统计，近代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出版的佛教杂志和刊物不下数百种，较为著名的如《佛教丛报》、《佛教月报》《世界佛教居士林》等。此外，用于传教的各种佛教通俗读物也大量出现。佛教团体的成立和发展，也说明了近代佛学之复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时代之发展，佛教界为求自保，必须组织起来，于是1911年成立了以“八指头陀”寄禅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在各地设立了支部和分部。此后各种规模和各种形式的佛教团体先后在各地纷纷出现。这些佛教团体不同于过去的宗派和学派，而是新形式下的产物。佛教经典的刊刻，佛学研究和宣传刊物的发行，佛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的建立，适应了新的社会形势发展，也促使了近代佛教之兴起。近代佛教学术思潮之兴起，佛教复兴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甲利炮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大门，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教义也长驱直人。在这种状况刺激下，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学者纷纷对我国传统的思想和宗教重新加以研究和评价，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从而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种社会风气和学术气氛中，对佛教的研究也开始超出了佛教界本身的范围。一些著名学者和思想家怀着极大兴趣，对佛学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这—切都促进了近代佛教学术思潮之发展。民国年间，一些大学还开设了佛学研究课程，如北京大学先后有张克诚、梁漱溟、汤用彤等先生讲授佛学和佛教史。东南大学有蒋维乔讲授《百法明门论》，武汉大学有唐大圆，清华大学有梁启超，成都大学有王恩洋等。他们的讲学，把佛教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行分析，把佛学作为中国思想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新的角度对佛学进行分析研究，在新的层面上对佛学作出了新的评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此外，近代社会，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并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的急剧动荡，一方面使一些人产生厌世思想而遁人佛门，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人于佛。”但另一方面，一部分立志于社会改革的思想家及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则以佛学作为战斗的思想武器，利用佛教的某些教义加以发挥，与陈腐的封建统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展开斗争。著名的如康有为，在其所著的融会中西文化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名著《大同书》中，就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教义思想，再如被梁启超誉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的谭嗣同，在其所著《仁学》一书中，即吸收了唯识宗、华严宗的思想。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近代佛教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