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夏年教授：学问僧净慧长老

学问僧净慧长老

黄夏年

净慧长老圆寂的消息传出，我当时正在普陀山参加中国佛学院举办的论文发表会，圣凯法师告诉我，净老刚刚圆寂，我不相信。因为两个星期前他老人家还电话给我，我们谈了十多分钟。净老在晚年时有很多想法，想做很多事情，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有很大的志向，他让我继续把已经办了连续几届的河北、湖北的禅宗研讨会办好，《中国禅学》与《禅文化》两刊也要继续出版，还提出要编一本“禅宗与廉政”资料集，另外他已经组织其他人编纂与禅宗有关的编年史，以及四祖寺志等书。

现在突然听到净老圆寂的消息，真的不能让人接受。然而我们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在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我马上决定离开会场，在最短时间内到达四祖寺。下午6点，我辗转到了四祖寺，在净老居住的房间里，我拜谒了他老人家。净老静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陀罗尼被，我向老人家双手合十后三鞠躬，从内心发出我对他的崇高敬意。

众所周知，净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佛教事业恢复后，在中国佛教协会担任协会机关刊物《法音》的主编。他能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因为他是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或者是出家人，而是因为他具有系统与广泛的佛教知识而出于此任。净老曾经在中国佛学院受教，佛学院的学习给他在佛教教理方面打下系统基础，又对佛教各宗都有深入地了解，知识广博。他从小在佛门生活，曾经亲侍并追随近代禅门大德虚云老和尚，拥有正信，精通戒律，修持精深。加上他曾经有过艰辛的经历，并具备了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与时俱进的眼光和全球化视角，使他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成为佛教百废待兴之初堪当此任的不二之选。后来的事实证明，《法音》一刊在他的开拓下，确实起到了在宣传佛教，落实宗教政策方面的巨大作用。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后来成长起来的学者都赖于《法音》发表的文章，从中受益匪浅。我最初是在《法音》编辑部认识净老的。1988年，导师杨曾文要编写《当代佛教》，我负责撰写南亚与东南亚佛教的内容。当时我对现代佛教不甚了解，更有许多资料不知何处可以找到，于是我到《法音》编辑部拜谒净老。在净老住的院子里，长老详细地介绍了几十年来世界佛教界的历史与发展的趋势，让我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对当代佛教有了系统了解，同时又蒙净老的照顾，在佛协外事部借阅了《世界佛教联谊会会刊》，最终让我在净老的支持下，顺利地完成了写作任务。此书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由大陆学者撰写的介绍当代佛教的书籍，在读书界产生了影响，开拓了读者的眼界，对了解世界佛教的现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以后，我与净老一直有着密切接触。净老的睿智眼光非常独到，他对我国佛教的历代经录有系统的了解与掌握，深知学术资料编纂的重要性。他曾经安排出版与整理过许多重要的历史资料，撰写了当代中国佛教的大事记，分期刊载在《法音》上，这是我国佛教界最早介绍解放以后佛教界的大事，对总结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起到了钩索的作用。他看到佛教学者在研究工作中苦于资料不好找寻，在他任河北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安排影印了《大正藏》与《续藏经》，并且将这些经典无偿地赠送给学者与寺庙，满足了学者研究的需要。他对禅宗的史料非常重视，曾经主持出版了《中国灯录全书》，将历代灯录收集统一出版。此书现在仍然是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对禅宗史研究功不可没！

针对中国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1983年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指出，“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教学要求不够明确，教学内容缺乏规范。” [1] 佛教教育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瓶颈在于佛教教材不够敷用，佛教界没有合适的教材用来培养佛学院的学僧。净老惜于这种局面，于1991年夏天，曾经专门约我去赵县柏林禅寺，向我谈了当前佛教教育存在的得失，认为培养人才一定要得法，在当前佛教教育工作中，重要的是要有合适的教材，现在佛学院使用的仍然是几十年前的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名家编纂，但是对现在的学僧来讲，语言不够通俗，内容不够完整，需要编纂新的教材方能适应现代佛教教育。他在柏林禅寺创办了佛学院，愿意以佛学院为试点，使用新的教材。他提出要编一套适合于现在佛学院学僧文化程度的河北佛学院教材，我根据他的要求，组织学者经过两年的努力，最终出版了10册本100万字教材一套，即《人间佛教》、《世界佛教》、《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佛教文学知识讲解与阅读》、《佛教经典概论》、《中国佛教宗派理论》(上、下)、《中国佛教制度与礼仪》、《佛教造像艺术》、《中国佛教史》等。这批教材皆为学有专攻的学者所撰，虽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这些教材的出版，改变了佛学院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所用旧教材的情况，对佛教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净老对佛学院教材的看法，被佛教界接受。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专门就教材问题作过决议，指出，“高、中、初三级佛教院校在课程设置、教学大纲、编选教材等方面没有做到标准化、规范化、系列化，以致三个层次院校之间在教学上相互重复和脱节，影响佛教院校的正规化建设。会议经过讨论，对中国佛教协会拟定的《关于设立中国佛教协会汉语系佛教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的意见》一致表示赞同。会议要求，教材编审委员会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文件和规定，一经中国佛教协会审批下达，全国各汉语系佛教院校应遵照执行，具体落实。” [2] 虽然中国佛教协会对编纂教材一事极为重视，但是始终没有根本扭转佛学院教材不统一的情况，及至到了2005年在峨眉山召开的佛教教育座谈会上，中国佛教协会还在强调：“教材极不统一。全国各级佛学院的佛学课、文化课教材各行其是，极不统一，造成初、中、高三级教材重叠，课程重复，缺乏渐进梯次，学僧在初、中、高各级佛学院课程重读现象普遍存在。” [3] 这次会议还提出“各级佛学院的教材，除政治教材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统一组织编写外，佛教界爱国主义教材和有关佛学课、文化课的教材由中国佛教协会统一编写与部署，在教材编出之前，各级佛学院参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克服教材相互脱节又相互重复的现象。” [4] 经过佛教界几十年不懈地努力，现在的佛学院教材的瓶颈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净老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无疑是最突出的，他所提出并且在他的安排下，所编纂的河北佛学院的教材，开了中国大陆佛教教育首编教材之先，也为佛教界树立了学术界与佛教界共同合作、一起培养人才的先例。抚今惜古，净老对中国佛教教育的睿智不能不让我们感念，他对佛教教育与人才培养，以及教材编纂的婆心，至今都让我们永远珍惜，激励着我们去更加努力办好佛教教育事业。

净老长期在佛门里面，他对佛教的未来发展倾注了心力，始终关心这方面的资料建设。净老的眼光不仅仅只是关注古代佛教，他更关注现代的中国佛教。他曾经向我说过，现代的佛教资料的整理非常重要，学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在他的关注与支持下，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的《现代佛学》(1953—1964)一刊被重新影印出版。这份曾经是当时中国佛教界唯一的一份机关刊物的重印，还原了当时极“左”时期佛教界的真实情况，使研究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学者有了第一手可靠的资料。笔者因研究的关系，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对我国近现代佛教的研究做了一些探索。几年前曾经编纂了《民国佛教期刊集成》套书，是书出版以后，净老马上打电话给我，提出要购买两套，并且利用这套宝贵的资料，编纂了最全面与最新版的《虚云和尚全集》(净慧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这套“全集”不仅更正了以往出版的虚云和尚资料集的讹误，还增补了相当一批原来没有收入的新资料，对佛教界全面了解虚云老和尚提供了最完整的资料，光大了禅宗虚云一系的历史。

近年来，净老对中国佛教的史料建设心力不减。他曾向我提起要编纂一套《禅藏》，委托河北佛教协会秘书长肖占军先生与我联系，我与学弟纪华传博士一起提供了《禅藏》的目录。2010年他又提出要编一本中国古代禅宗史上的编年史著作，体例依照《宗门正统》，然我当时事情太多，无法应承，此事最后委托了一位浙江的老居士进行。2012年，黄梅会议上他又提出要编纂一本《禅与廉政资料集》，并就此事专门安排了一次座谈会，长老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以禅宗史上自宝库头卖姜的例子 [5] ，说明禅宗里面的廉洁事例，其意旨深远，亦可明鉴长老爱国爱教的衷心在！

《宋高僧传》云：“诵经不贵多，要在神解。” [6] 所谓“神解”，我的理解就是要正确地理解经文的含义，尤其要重视经文与社会相结合以后突出的现代内涵。佛教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在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佛教徒留下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净慧长老重视史料的整理与收集，并把这些资料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以史为龟鉴，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当前我国的佛学研究繁荣，特别是在资料的使用上得到了缓解，所有这些，都是与净老的关注与参与分不开的，他是学者的挚友，是我们信赖与尊敬的导师。

《高僧传》是记载我国僧人传记的著作，在这本书里曾经把中国的僧人贡献首次分类为“十科”，即“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解义，三曰习禅，四曰明律，五曰护法，六曰感通，七曰遗身，八曰读诵，九曰兴福，十曰杂科。凡此十条，世罕兼美。”(《高僧传序》)现代佛教可以把僧人分为经忏僧与学问僧两大类，前者以做法事为主，后者主要在学术文化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净老若按古代僧传标准，他可以属于“二曰解义，三曰习禅，四曰明律，五曰护法，八曰读诵，九曰兴福”之六类中；若按现代标准，他属于“学问僧”。因为净老在当代佛教学术贡献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所以我说他是“学问僧”。

昨天，我又到了柏林禅寺，景色依旧，故人已去。坐在方丈室里与明海大和尚相谈之中，不时地想起了净老，他在这里，向我介绍当前中国佛教的得与失，畅谈他的佛教研究理想，关心学术领域的发展。虽然人已故去，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心中。

净慧长老，愿您乘愿再来，中国的佛学还有待您再多多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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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 — 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83年12月5日)，《法音》1983年第6期

[2]《法音》1992年第3期，总第91期

[3]《继承传统，适应当代，面向未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2005年9月24日)

[4]《继承传统，适应当代，面向未来—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佛教教育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2005年9月24日)

[5]《正法眼藏》载，宋代法演五祖弟子瑞州洞山自宝禅师在寺院担任库头，负责保管寺院的财产。五祖生病，差侍者到库房要一块生姜煎药，自宝要侍者回去禀报五祖拿钱来买。由于这件事，五祖了解自宝的为人，后来筠州洞山缺住持，郡守托五祖举荐，五祖曰:“卖生姜汉住得。”

[6]卷第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