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方田教授：佛法东来汉魏西晋佛教
佛法东来汉魏西晋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印度，于两汉之际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我国内地并逐渐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 佛教初传中土的确切时间，难以定考。目前中国佛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而佛教界传统的观点多为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感梦求法”说。东汉的佛教，开始主要在宫廷中流传，被看作祠祀的一种，混同于黄老之学。到东汉末期桓、灵二帝时代，随着西域佛教学者如安世高、支娄迦谶等的相继来华，由此译事渐盛，法事渐兴。三国时期，戒律传入中国，开中土依戒律受戒之先河；朱士行西行求法，是中国沙门西行求法的第一人。在佛经翻译方面，主要以康僧会译介的小乘禅数学和支谦译介的大乘般若学为代表。到西晋时，佛教较以前有了相当的发展，翻译佛经，弘传教义，建寺度僧，佛教的流传区域渐次拓展开来，佛教信仰者也逐渐增多。其中，竺法护等翻译并弘扬的般若性空学，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佛教义学思潮。
一、汉代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标志着佛教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关于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具体时间，历来众说纷纭。目前学术界多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作为佛教初传中土之始。此说最早记载于《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注所引曹魏鱼豢撰写的《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只是在说法上略有出入。 而佛教界传统上多以东汉明帝“感梦求法”，作为佛教传人中国内地的开始。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具体情节各种史书记载不一，且颇多演绎和神话色彩。一般的说法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做了一个梦，他看到有一个神人，金色的身体像朝霞般熠熠生光，身上有日光环绕，飘飘地从远处飞来，降落在大殿前。汉明帝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上朝，他把自己的梦告诉众大臣，询问这是何方神圣。太史傅毅博学多才，他告诉明帝：我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个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升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君王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于是明帝派遣使者张骞(一说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三人去西域，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愔等在西域大月氏国得遇印度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并得见佛经和释迦牟尼白玉佛像，便用白马驮经共还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深表欢迎，并安排他们住于鸿胪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此译出了汉文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存放在皇室图书馆兰台石室中。朝廷为纪念白马驮经和请佛像之事，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座寺院——白马寺。于是，中国佛教佛、法、僧具足，标志着佛教在中国内地的开始。因此，后人把佛教的东传称作“白马东来”。 实际上，关于佛教初传中土的传说，除了上述两种之外，还有“孔子深知佛为大圣”、“秦始皇时有沙门携经来化始皇”、“汉武帝礼拜佛像”，甚至三皇五帝之时已知有佛教等种种离奇的说法。这些说法多是后来为了和道教互竞教兴的先后而虚构出来的，不足为凭。至于将汉明帝“感梦求法”当作佛教正式传人中国内地的开始，也不太恰当，因为根据有关史书(如《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佛教于汉明帝时在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中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说明在此之前佛教已经传人并流传了一段时间。因此，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将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定为两汉之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从两汉之际到东汉末年，佛教初传中国内地，在与中国固有的儒家经学、神仙方术、黄老道学的碰撞、混杂、比附中逐渐站住脚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领域黄老学说、神仙方术盛行，国人往往把新传来的佛教视作与黄老学说、神仙方术相类的学说加以理解和接受。佛教及其教义在国人的误读和曲解中，通过对道教的依附和与谶纬方术等的混同而获得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东汉初年，佛教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已得到了上层社会少数人的信奉，史书上已经有了明确的关于上层人物信佛的记载。《后汉书》中说，汉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诏书中明帝对楚王的奉佛行为明确地给予赞赏和支持。后来楚王英因为制作谶书符瑞获罪，客死丹阳(今安徽宣城)。到东汉末期，桓帝为了坐致太平、增福增寿甚至羽化成仙而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这时，佛教不仅在皇室贵族中受到崇拜，而且慢慢地流传到民间，信仰佛教的民众在逐渐增加。如《三国志》、《后汉书》记载，丹阳笮融曾利用手中掌握的钱粮建立佛寺，“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又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人民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时至东汉末年，佛教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表现形式。佛教从最早仅流传于宫廷皇室逐渐向民间传播，广大民众通过参观寺庙、观看法会等形式接触佛教，佛教的影响力有所增强。寺院的建立，佛像的铸造、法会的举行以及佛经的读诵等，更表明了汉末佛教在寺院建设及礼佛仪式等方面的重大发展。 佛经翻译是佛教最初在中国传播的首要方式。到了东汉末年，不少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据现存最早的经录《出三藏记集》记载，从汉桓帝到汉献帝的40余年中，译介为汉文的佛教经典有54部，74卷。最早提供汉译佛典的著名译师是安息的安世高、安玄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竺朔佛、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其中以安世高译介的小乘禅数学和支娄迦谶译介的大乘般若学在中国汉地影响最大，成为汉代译经的两大系统——安世高系统和支娄迦谶系统。前者主要在中国北方传译，后者在南方传译。 安世高，原名安清，原为安息国太子，其父去世后，将王位让于叔父，出家修道。他自幼刻苦好学，知识广博，声名远播。后来，他游历各国，宣扬佛法。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48年)到达洛阳，很快学会汉语。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凡二十年间，共译佛经三十四部、四十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人本欲生经》等，大多属于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禅法。 安世高精通的主要是禅法。禅即禅观、禅定。法，即数法，是对小乘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论述。由于在解释佛经时，常对佛之教法以数分类，所以又译为“数法”。安世高善于把禅与数结合起来讲解，所以人们说他“善开禅数”。安世高所传的禅学比较注重禅定的修行。这是因为佛教初传中国时，人们都把它视同于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而禅学正是为了满足比简单的神仙方术更高层次的修习的需要。汉灵帝末年，为避战乱，安世高到江南传教，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安世高翻译的经典成为中国早期佛教信徒了解佛教的桥梁，在佛教史上有很深的影响。三国时期东吴名僧康僧会和东晋名僧释道安，都是安世高系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挥者。 安玄也是安息人，是个在家持戒的居士，汉灵帝时来到洛阳经商。他常与沙门讲论佛法，他与汉族的第一位出家者严佛调共译《法镜经》一卷。《法镜经》是大乘的经典，与《大宝积经·郁伽长者会》属同本异译。依照当时的规定，汉人不得出家，但也有例外，严佛调大约在汉灵帝时就出家，为汉人出家之第一人。他与安玄都是安世高门下高足，共译佛典，前后成经多部，流传后世。时人赞誉安世高、安玄和严佛调是当时译经之最，无人能够媲美。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是大月氏人。汉桓帝元年(公元147年)来到洛阳，到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共译出佛经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以《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最为重要。支谶是在中国传播大乘般若学的第一人，其所传的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盛极一时，对整个中国佛教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翻译过来的佛经之外，此时已经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中国人自己所撰的第一部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论》。《理惑论》的原书已散佚，目录在《出三藏记集》卷 12中。关于《理惑论》的成书年代，众说不一，据胡适、周叔迦、汤用彤等人的考证，认为该书应是汉魏时的作品。作者为牟子，但牟子其人其事，已经无法确切地证实。但可以看出，车子学贯儒家和诸子学说，后信奉佛教。其撰写《理惑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与反对佛教的学者进行辩论，消除人们对佛教的偏见。《理惑论》主张，佛教与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儒、道两教并行不悖。在论证中，《理惑论》多是采用儒、道两家的名词概念、思想学说，甚至广泛引证老子、孔子等人的话来为佛教辩护，说明佛家与儒道两家的思想并无二致。《理惑论》是佛、道、儒三教调和与并立的先声。这种调和性后来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面对强大的中国固有文化的挑战，采取调和的态度是明智而有效的，这种态度为它在中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后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的矛盾时不时地显现出来，但基本上没有超出《理惑论》所涉及的范围，《理惑论》的回答也为后人的辩解提供了范本。佛教在三教之间的辩论中，总是巧妙地既保持自己的一定的独立性，又对自己的说教作出适当的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正统思想，从而使自己在中国的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二、三国佛教
三国时期，佛教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佛经的翻译上。天竺、安息、康居等地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传译佛经；支谦、康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深受礼遇。昙柯迦罗、昙谛精干律学，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其时的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印度人昙柯迦罗干魏嘉平二年(250)来到魏都洛阳。当时魏晋的佛教，由于戒律尚未传来，所以出家的僧侣并没有禀受归戒，只是剃发而已，所有斋供礼仪也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祠祀方式进行。昙柯迦罗主张，佛教徒的一切行为皆应遵从佛制。应洛阳僧众之请，昙柯迦罗译出摩诃僧祇部的戒本《僧祇戒心》，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的开始。昙柯迦罗首次将戒律传人中土，以及他首倡的依戒度僧制度，是中国佛教的重大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他也因此被尊为律宗的始祖。 昙谛，安息国沙门，擅长律学，于魏正元二年(255)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出自《四分律》，后来一直在中国流行。 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有《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 吴部建业是当时江南佛教的中心，其代表人物是支谦和康僧会。 支谦，亦名支越，字恭明。祖籍月氏，其祖在汉灵帝时率部归汉。支谦自幼博学多才，精通多种语言，曾就学干支谶的弟子支亮。东汉末年，为躲避战乱，来到吴国，被孙权拜为博土。自黄武年间(222—228)至建兴年间 (253—254)，支谦共译出各种佛教经律36部， 48卷(据《出三藏记集》)。其中，《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尤为重要。支谦继承后汉支谶所弘传的股若性空之学，其所译《大明度无极经》是《道行般若经》的改译本，经过他的改译，原译奉的晦涩之处，变得通畅易懂，原来采用音译的地方也多改为意译，开意译派的先河。他翻译的《维摩诘经》，所宣扬的佛教义理与般若空观思想相通，而其表现方式则更为贴近在家的信众，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康僧会，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十多岁时出家为僧，明解三藏，博览六经，曾随南阳韩林等学习安世高的禅数学。吴赤乌十年(247)来到建业，孙权为其建立寺庙，号建初寺，是江南有寺之始。康僧会翻译的经典最重要的是《六度集经》。本经依大乘六度分为六章，编译各种佛经91篇。该经的特点是将佛教的义理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会通儒佛，开辟了佛教中国化的新路子，对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三国时期，中国佛教僧人开始了西行求法的壮举。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依律受戒的汉人比丘朱士行，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中土沙门。
三、西晋佛教
西晋(265—316)佛教在三国佛教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据《洛阳伽蓝记·序》载：“阳至晋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法苑珠林》则说，“西晋两京合寺一百二十所”。晋代的佛经翻译者有12人，译出经典167部(此据《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为333部)。在佛教义理上，受当时盛极一时的魏晋玄学的影响，佛教的小乘禅数学和大乘船若学与玄学的“崇有”、“贵无”两派遥相呼应，互相激励。西晋的佛教活动，仍然以译经为主。竺法护则是西晋成就最大的佛经翻译家。 竺法护，原籍月支，世居敦煌。8岁出家，遍读佛经，博览《六经》和百家之言。后随师游历西域各国，遍学36种语言，搜集了大量的胡本佛经，带回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二年(266—308)，他往来干敦煌、长安、洛阳之间，译经传法。一生共译出佛经 165部(此据《高僧传》，《历代三宝记》称有 210部，《开元释教录》称有175部)。竺法护所译的佛经，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其余大多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类的《光赞般若经》，《华严》类的《渐备一切智德经》，《宝积》类的《密迹金刚力士经》，《法华》类的《正法华经》，《涅槃》类的《方等般泥洹经》等。竺法护所翻译的佛教经典，涉及到大乘佛教的各个部类的代表作品，对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竺法护译经的过程中，得到了聂承远、聂道真父子的鼎立相助 帛法祖和竺叔兰也是西晋著名的佛经翻译者。帛法祖，又名帛远，姓万氏，河内(金河南沁阳)人。自幼出家，博读世典，精研佛经。曾于长安建立精舍，以讲习为业，僧俗从学者近千人。晋惠帝末年，受到镇守关中的河间王的礼敬。当时道士祭酒王浮经常与法祖论争佛道之高下，每每为法祖所屈，王浮愤而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帛法祖译有《菩萨修行经》、《佛般泥洹经》、《菩萨逝经》等经典16部，还注有《楞严经》。弟子有法祚等多人，法祚著有《显宗论》，并注释《放光般若经》。 竺叔兰，天竺人。干元康元年(291)同无罗叉一起在陈留仓垣译出《放光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在当时甚为流行，研习者众多，影响很大。 总之，从东汉至西晋时期的中国佛教，是佛教传人内地并在内地流传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佛教活动以佛经的翻译为主要内容，小乘禅数学和大乘般若学构成了早期佛教义学的两大系统。佛教从混同干神仙方术、黄老之学，到逐渐走上自身发展的轨道，从最早仅在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到向民间大众的广为传播，都显示了早期中国佛教稳步发展的趋势。般若经等大乘经典的译传和佛教回应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的努力，不仅体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性格，而且还为中国佛教的后来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