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教授：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中国禅宗的兴起及其主要特色
北魏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修行和传法，传二祖慧可后，经过僧璨，到唐代道信、弘忍创立东山法门，标志着中国禅宗正式成立，到六祖慧能创立南宗以后，禅宗在全国迅速兴起，到唐宋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禅门五宗当中少林寺的地位何在？它也是曹洞宗的祖庭。元代著名曹洞宗禅师雪庭福裕在这里住持传法，天下三分之一的禅师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的曹洞宗——北传曹洞宗，一直传到现在的江西、福建一带。现在禅门五宗当中只有两宗存在实实在在的传承，那就是临济宗和曹洞宗。
禅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印度直接传过来的，它是在佛教传入中国，经过相当时期的民族化以后，而且在一些宗派成立以后产生的。所以它不仅继承了印度佛教的基本思想，也吸收了在它以往成立的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禅宗在思想角上、佛法上并不是排斥别的佛教派别，它虽对某些佛教宗派的思想和做法有批评，但同时也敞开大门，吸收一切对于禅宗，特别是民众容易接受的有益部分。禅宗很重要的特点是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民众来传播。
下面我们要讲一下佛教民族化的简单的过程。这过程当中造成了几个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佛教宗派，特别是禅宗。现在中国佛教提倡“人间佛法”，就是提倡与咱们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在中国最早提出者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很年轻的时候就感到中国佛教已经走到末路了，就是清末的那个状态，他称之为“死人的佛教”、“鬼的佛教”。为什么呢？就是说佛教脱离了现实社会，只重视经忏、追荐法会，热衷于诵经礼忏和超度亡灵法会，忘记了活生生的现实，脱离了广大的民众，忘记了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为此，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也讲过“人间佛教”。后来他的弟子印顺法师觉得还是“人间佛教”更贴近，容易接受，突出佛教贴近民众这么一个特色，便以“人间佛教”来倡导。实际上太虚已经提过“人间佛教”，写过“人间佛教”建设方面的文章。
太虚对中国佛教是很了解的，他如是对禅宗进行定位：“中国至晚唐五代以来，佛教可谓完全是禅宗之佛教。”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了，“禅风之所播，不惟遍及佛教之各宗，且儒家宋明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亦无不受禅宗之酝酿而成者”。到明代以后，天台宗有吗？有。净土宗也有，华严宗也有，然而这些宗派也都受禅宗的影响。儒家宋明理学被看作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峰。宋明理学，或称道学，包括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在内都是理学。“道家之性命双修”，这个道家是道教，叫“性命双修”，也受禅宗的影响。“故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大家注意这个结论，“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也”。这个判断非常简单，希望你们掌握住，将来别人问禅宗在历史上有什么贡献呢？可以参考这个提法。太虚说，“中国佛法之骨髓在于禅；中国佛教特质在禅”。
再回过头来，禅宗怎么形成呢？就必须结合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历史来加以说明。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的？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些混乱，就是因为佛教跟道教之间的斗争有一段时间很激烈，所以西晋道士王浮就伪造了《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以后到了印度，在那里传法教化胡人，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弟子之一。佛教当时为了反驳这个理论，除从正面加以说明，也造出文书进行辩驳，甚至把佛教产生的时间往前推。所以记载佛教成立乃至传入中国的资料比较杂乱。近现代以后，中外学者结合东西方交通的历史，把一些资料加以梳理，佛教产生的历史就搞清楚了。古印度释迦牟尼佛大约生活在孔子所在的时期，即公元前五六世纪。这个时间定了，公元年五六世纪相当于中国什么时代呢？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那么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呢？这个也好搞清楚了。很清楚，中国的历史有记载，据《三国志》记载，前汉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元寿元年是公元多少年呢？公元前2年。大月氏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战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国，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印度西北地区。后来，大月氏往往是指印度，他们迁居那里之后很快接受了佛教。大月氏的使者在西汉末年到了内地，向博士弟子景庐口传佛经。博士是五经博士，学儒家经典的，专门研究五经。博士本身地位不低，因为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博士，相当知县地位。大月氏口授《浮图经》，就是讲佛教的经典，估计所传授的就是早期《佛经》当中关于释迦牟尼佛本生传记和传法的这一部分。这标志着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
到东汉明帝的时候，再次派使者去求法，请大月氏的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来中国，用白马驮经而归，翻译的第一部经就是《四十二章经》。所建藏经的地方，因白马驮经而归称为白马寺。然而，不能认为此时佛教才传入中国。汉明帝有一个弟弟，即楚王刘英，在这以前已经祭祀释迦牟尼佛了，身边有出家的沙门，也有男女居士一块在祭佛，把佛跟黄老的像一块祭祀。早期人们不区别佛教和中国本土方术或者是周围传来宗教的区别，按照中国传统的祭祀方法来祭祀佛和黄老。这是佛教早期传播的特点。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概括地说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就可以了。我这个说法是意味着公元前2年有文字记载佛教已经传入，至于没有文字记载可能更早，但是讲话要有根据啊。所以说是公元前后印度的佛教通过丝绸之路、河西走廊，到了当时的国都，西汉的时候是长安，东汉的时候是洛阳，就传到了内地，这是第一个结论。传入以后人们对佛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最早的是社会的上层人士——最高上层自然是皇帝。东汉桓帝就信奉佛教，在宫中祭祀佛陀跟黄老，也是一块儿祭祀。他们想象的佛教跟当地的宗教信仰并不矛盾。在跪拜祭祀佛陀的时候奏什么乐呢？用祭天之乐，中国祭天最高隆重的仪式，用这个礼乐，说明佛在他心中的地位极高。这都属于初传阶段，两汉魏晋的初传。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开始普及了，从上层贵族、一些知识分子，到平民，一般的老百姓就开始信仰。当时的社会环境，北方有五胡十六国，五个少数民族从边疆地区进入中原，在中原当国王、当皇帝。西晋灭了，南下成立东晋政权，所以形成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到隋统一中国。东晋以后，南朝宋齐梁陈，北边有北魏，形成南北朝。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就开始在民间传播了，到南北朝，南方、北方虽然有战争，但是相对稳定。最乱的时候就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朝廷走马灯似的换，战争很多。佛教在战争混乱局面当中有安抚人心的功能，很多人感到生前没有希望，佛教能够给人们以安慰，展现来世的安乐景象，另外向统治阶层传播就是爱护生灵，不要乱杀生。比如后赵的石勒、石虎兄弟，把大和尚佛图澄，不仅当作是大和尚，而且奉为军政的顾问。打仗了问谁啊？问佛图澄。佛图澄告诉他们要爱护生灵，不能杀生，劝他们弃舍屠杀政策，提倡恢复农业，使民众安居乐业。按照中国儒家理论，少数民族不能在中原当皇帝，但是佛教讲因果报应。佛图澄曾对石虎说，你前生供养了很多和尚，你前生做了善事今生当皇帝，那是理所应当的。佛教用善恶报应思想来对抗儒家的种族歧视，少数民族不能当皇帝的观点。在佛图澄的时候，取消了禁止汉族出家的规定，所以那以后出家人里头汉族人也多了，各民族都可以出家。佛教在十六国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另外，佛教在民族大融合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混乱当中起了一个安抚人心的作用，宣传念佛在死后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信仰。
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当中，往往与民族大融合密切相关。中国每一个朝代民族大融合以后，就有民族文化的大发展。这个我不想细讲，因为我们将来有机会请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来讲这个问题。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南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沟通，出现隋唐盛世文化的大发展。后世又出现了几次类似情况，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南移，开发了南方偏远地区。两宋时期北方有西夏、辽、金、蒙元。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文化，促进文化的发展。到清的时候也有这个现象，清进关以后进一步接受汉化，接受了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的普及时期，南北朝是佛教的研究时期，因为有了普及，中国的高僧和学者，包括世俗的学者，对佛教做了深入了解。怎么了解佛法？对佛教经、律、论三藏深入研究，通过研究加以注释，在注释中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形成了很多学派。老师传弟子，弟子再传弟子。这些学派，有的围绕一部佛经或几部经、一部论或几部论。因为人一辈子精力有限，所以要把最重要的力量用在一部经典或者几部经典上。涅槃学派围绕《大涅槃经》，特别是佛经的问题，不仅要讲清楚，而且要将每一句，每一个字注释。还有人研究三论，对《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进行研究，中心在今南京栖霞山。还有从少林寺菩提达摩开始对《楞伽经》的研究。菩提达摩认为，在汉地只有四卷《楞伽经》最适合传播。达摩提倡读的《楞伽经》的重要思想是什么呢？人人生来就有清静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是佛性；人人都有佛性，跟佛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本性就是如来藏，生来就是清静的。只是由于人有情欲、有烦恼、有污染，才把佛性污染，如果你把污染去掉，清净佛性显现，那就跟佛一样。这是《楞伽经》的基本思想。达摩提倡坐禅、观心，认识自己，讲“理入“。理就是佛性。如果你的认识和理相契合，达成一致，就是“舍伪归真”。这个学派就是楞伽宗。
这些宗派的兴起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国的教内外学者用中国的传统的思想重新认识佛法，而且加以注释，提出自己的见解，把佛教的民族化进程推进一大步，为隋唐时期在形成中国带有民族特色的宗派创立了思想前提。当然还有别的，还有经济方面的，最早的佛教寺院经济依靠什么呢？形成了不同于印度的，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中国南北气侯变化很大，领域很广，如果靠释迦牟尼佛在世创立下来的靠施舍的方法，即乞食，带着钵盂挨家挨户的乞，要饭吃，过午不食。按照这种方法，不能认为他富了我就每天去要饭吃，他穷了我就避开，不行！挨户挨家走！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乞食。中国能那么做吗？中国的气候环境跟印度相差别很大，靠乞食是不可能的，只有靠土地经营。地哪来的呢？世俗信众施舍的，包括国王贵族施舍的，包括自己开荒的。白天很多有劳动力，就是中青年的出僧众下地干活，晚上修行坐禅。大约在农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那个时候农活不是很集中，可以有一部分人完全固定下来安居。这个安居的过程不得了，同时也就是佛教进修的一个好机会，安居过程当中可以提高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和修养，经过打坐，各方面提高很大。所以在有寺院经济这个情况下，就可以支撑寺院照常运转，而且不断发展。这样的话，寺院经济为隋唐时期宗派的创立在物质上提供了前提。
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有的实际就是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天台宗、三论宗都是如此。禅宗也是这样形成的，追根溯源就追到少林寺达摩了。了解隋唐时期形成佛教宗派，应当了解有这么几个前提。我们什么时候都要着眼于历史。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深深感受到把一个问题搞清楚，没有对历史情况的梳理，不理解历史的空间、历史的环境，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思想什么也搞不清楚，说出来自己不满意，别人听了也是糊里糊涂，所以请大家要有历史的意识。今天如果没有历史的意识，时代的意识，佛教要往哪儿发展啊！在大的寺院当一个住持不容易，日理万机，而脑袋里首先要辨认的是时代定位的问题。我们处在什么时代？有的人确实不注意这个，所以总是感到困惑。有了时代意识，但又不是赶时髦，应看到历史的主流，或说是主旋律。古代也是这个问题啊。这个不能太发挥了，这实际是个审时度势的问题。
隋唐时期，有一些人能够有这个时代意识。南北统一了，佛教不能停在原来的阶段，把南北的佛法的特色汇总起来，建立自己的学说和宗派。他们当初没有想到成立宗派，几代以后才说这是某某宗派，当时只有学说。比如说天台大师智顗创立了天台宗，他本身没有说我要创立天台宗了，没有这个想法。他在说法当中贯穿了很多的想法，就是把南北的佛法加以汇总，其他的法师也是这样。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研究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结果促成隋唐时期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创立。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隋唐时期奠定的民族佛教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佛学院讲课，还是要讲八宗，现在讲佛学思想还是讲什么宗什么宗。中国的佛教宗派扩展到外国，韩国、日本、越南也是这样的，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佛教民族化的过程，但是佛教宗派主要是来自中国佛教的移植和发展。
在隋唐所形成的宗派当中，实际上过去有一个分法，受日本的影响，后来日本也不怎么提了，就是把研究《俱舍论》的叫俱舍宗，研究《成实论》的叫成实宗，加在一块有十大宗派。实际研究《俱舍论》的也是法相宗的学人，研究《成实论》的学者一般就是三论宗的学人，所以就是八大宗派。在八大宗派当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有三个：一个天台宗，一个华严宗，一个是禅宗。禅宗的产生比较晚，但不是最后，禅宗跟密教成立的时间差不多，但正式形成要再向前追溯，比密宗要早，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佛教禅宗的发展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酝酿期，就是菩提达摩到中国面壁、传法，然后传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这是一个酝酿期，大体延续到隋朝。到了唐代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当时在双峰山传法，五祖到了东山，现在有五祖寺。那个时候他们开创的禅法叫“东山法门”，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那个时候很明确的就认为初祖是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然后第三个阶段南北禅的并立期，五祖门下神秀跟他的弟子普寂等人传法于北方，受到了朝廷的直接支持，在以东西两京(唐代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传播北宗。北宗的历史不能被忽略，你不能否认它，它确实是在北方传播了，不管从文字记载或者是考古资料，特别是碑文都是有记载的。但是特别是近代以后，上个世纪敦煌禅籍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北宗曾经很盛行。六祖慧能从黄梅弘忍门下受法南归，在曹溪传法，长期间影响很小。到了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神会北上，经过跟北宗辩论，南宗影响扩大。因为神会在“安史之乱”当中通过授戒、卖度牒筹集军饷有功，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南宗地位得到朝廷的承认。“安史之乱”以后，依靠朝廷的北宗迅速衰落下来。后来藩镇割据，中央朝廷势力越来越小，北宗失去朝廷支持而逐渐衰微。南宗因为得到皇帝的认可，禅宗进入第三阶段——南宗都盛期，北宗衰落，直至湮灭不闻。最后在唐末五代，进入“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并行发展。宋代以后，只有法眼宗、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后来发展到只剩下临济宗、曹洞宗二大宗派。
禅宗为什么能够传播到现在呢？那是因为它有特色，简单来说，它最适应社会，适应现实，贴近普通民众，简单易行，孕育着强大的生命力。这个下面解释的时候要讲的。
刚才对佛教民族化基本是讲完了，下面是结论了。结论就不细讲了，作出结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准确的表达。
一、佛教民族化的历程
进入南北朝(420年～589年)时期以后，随着佛教的深入普及，在南北方陆续兴起研究佛教经论的风尚。在佛教经论中，主张人人可以成佛的《法华经》、宣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涅槃经》、论证诸法性空和中道的《般若经》及《中论》等、论述“三界唯心”的《十地经论》、讲心性转变的《楞伽经》等大乘经典，以及讲述早期佛教解脱理论和系统的名相分析的阿毗昙(小乘论书)等，都被普遍研究、注释和讲解，形成以讲一部或多部佛教经论为主的众多学派。这种对佛教经论的深入研究和著述，促进了佛教对传统儒、道思想和民间信仰、习俗的吸收，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向前推进一大步。
下面我要讲几个结论了，这几个结论也是多年研究的结果，经过深思我认为下面三个结论最重要。这个也是方法论，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从中得到一些结论性的东西，这个结论的东西就是通过观察过去的、现代的一些现象，提供一个方法论，一个指导。
第一个结论：通过对佛教各种经典、教义的研究比较，确定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
现在不是光中国有佛教，佛教也不完全是一个宗派的，一个体系的，至少有南传佛教，有北传佛教。南传佛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些国家流行。这些国家的佛教曾经有过大、小乘并传的阶段，但是后来还是回归于“小乘佛教”，他们称为南传上座部佛教。因为释迦牟尼佛，涅槃一百年左右到二百年之间，佛教发生了分裂，形成了上座部、大众部两大系统，后来两大系统不断的分裂，进入了十八部派或者是二十部派。因为南北传佛教资料记载不一样，部派数目记载不同。
现在的南传佛教称“南传上座部佛教”，按中国的史书来说，称是“小乘佛教”。因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开始的时候是带有贬义和褒义，就是说你是羊肠小道，我是阳关大道，你是小船小车，我的是大船大车，你们是一部分得到解脱，我们是全部得到解脱，本身带有贬义、褒义。现在我们有时虽然也称大小乘，但已去掉褒贬义，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那么在国际场合，特别是少林寺现在的名声很大，你跟南传佛教僧众交往，要注意尊重对方，要避免讲你们是小乘佛教，我们是大乘佛教。
中国佛教跟南传佛教不一样。因为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同时把大小乘的佛教经典传到中国来了。开始的中国人并不区分哪是小乘佛教，哪是大乘佛教。为什么呢？佛教上第一句话都是一样的：“如是我闻”，我当年听佛是这么说的，然后是“佛一时”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说法的。既然是佛说的，怎么能有大小乘之分呢？佛经是按照阿难的口气，我听佛这么说的。可实际呢？佛教是不断发展的，大小乘佛教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中国经过初传、普及，到研究阶段，在鸠摩罗什翻译出大量的大乘经典，特别是在翻译《三论》、《维摩诘经》以后，大、小乘的自觉意识在中国的僧众当中得到加强。有意识地认为自己应当接受大乘，因为《维摩诘经》当中有批评小乘的话；《三论》当中也有批评的思想。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就逐渐选择了大乘佛教。南北朝时期，这种选择的结果通过判教理论得到体现。什么叫判教？就是把佛法加以分析、分类，然后加以排比，哪一个高，哪一个低，什么关系，这叫判教学说。比如说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就是判教学说。这些判教学说，如果根据天台宗智顗《法华玄义》的介绍，南北朝时全国形成十家著名的判教学说，叫“南三北七”——南方三家北方七家。它们的判教内容虽有不完全一样之处，但是有共同之点，都把以《阿含经》所代表小乘佛教放在了低的地位，把《般若经》、《法华经》、《大涅槃经》、《华严经》都放在很高的地位，最高的地位，有的把《法华经》放在第一地位，有的把《涅槃经》或《华严经》放在第一位。这说明什么呢？中国佛教徒认为大乘佛教最能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说法，所以将它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这个选择一直沿用到现在没有改变。后来中国有人想提倡小乘，但没有成功。中国的八大宗派都是以大乘经典为主体，为主要的依据，天台、三论、华严都是大乘宗派，甚至道宣的四分律宗也是如此。《四分律》本来是小乘律，但是道宣在解释当中把它纳入了大乘的佛法体系。他将戒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相、戒行。“戒体”就是纳戒法于心，虽然受戒人看不到，但是经常受到它的制约，实指受戒以后形成的对戒律的一种意志和信念，制约你一生严守戒律。佛教界以往对戒体有所谓色法，非色非心的说法，道宣用法相宗的阿赖耶识中的清净种子来解释戒体，这样的话，便把《四分律》戒的解释纳入了大乘佛法体系。所以我说八大宗派是以大乘为主体的。
第二个结论：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研究，将般若中道思想作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没有这个理论基础，禅宗成立不了，其他宗派也成立不了。寺院为什么每天念《般若心经》呢？《心经》里面的学问大了。“心”就是精要、纲要，是般若类经典中的根本精神所在。古来的《般若经》有小品大品之别，最早的有小品经，如东汉翻译的《道行般若经》、三国吴翻译的《大明度无极经》、后秦有《小品般若经》，皆是小品般若的不同翻译。大品的翻译，晋朝的时候有《光赞般若经》、《放光般若经》，后秦有《摩诃般若经》，最为流行。“空”就是虚幻无实，不等同于没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可分的。般若思想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后来中国各宗，特别是禅宗传法的一个重要思想。我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般若、没有不二思想，禅宗怎么传法？所以六祖慧能在圆寂以前讲三科法门、三十六对法，讲说法时“出没即离两边”。什么叫两边呢？边见，常见、断见都不行，不常不断，不生不灭这才是正法。所以这个是一个理论基础。为什么中国这么选择？中国也有思想基础啊！玄学，魏晋以后，讲三玄——《周易》、《老子》、《庄子》，玄学经久不衰，与玄学相似的就是佛教的般若和中道思想。所以最早成立的学派就是六家七宗，这是对《般若经》当中的空的不同解释而形成。什么是空啊？万法皆空，一切法的本质是空的。什么叫空？因为解释不同就形成了七家，为什么叫六家七宗？其中一个跟道安那个本无宗相似，叫本无异宗。这是《般若经》的普遍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思想的发展。比如说僧肇的《肇论》，就是阐释般若思想的，特别讲不二思想的。后世禅宗说法经常引用《肇论》的思想。
第三个结论：受儒家人性论的启发，以大乘佛教的佛性论作为众生超凡入圣，觉悟解脱的理论依据。这是中国佛教第二个主要理论依据，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涅槃佛性论。
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追根溯源，讲内在依据。儒家讲人人都会成为圣贤，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吗？孔子提出性善论，说人生来就有善的本性，后来孟子有很大发展，认为人如果按照本性去发展，再一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当时有的人提出来水可引之向东向西，哪有性善性不善。还有主张性恶论的荀子，比孟子稍微晚一点，他说人生来好逸恶劳，不爱干活，就爱享受，这种恶的本性，人人都有。既然人人性恶，那怎么成为圣贤啊？你不是性恶吗，那就要靠外在的礼制，进行强制性教育、管教；还可以用法来强制你遵从社会规范、规则。荀子有两大弟子韩非子、李斯，都是法家。还有性有善恶论，说人性兼有善恶，发展善的方面成为圣贤，放纵恶的方面成为恶人。
不管怎么样，中华民族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凡事总要要追溯根源，那么成为圣贤的根据是什么？儒家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论认为是生来秉有的善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大乘佛教讲成佛的问题，解脱的最高境界是成佛。那么，成佛又有什么内在的根据呢？《大涅槃经》里讲人人都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善性灭绝者“一阐提”也能成佛。最早的传播是六卷本，东晋的法显带回了早期的六卷本《涅槃经》，讲一阐提不能成佛，没有佛性。后来北凉四十卷本《大涅槃经》翻译出来，经文讲一阐提也有佛性，也可以成佛。中国人看到这个，觉得和中国的性善论是相似的。然而在《大涅槃经》中对佛性的说法很不一致。什么叫佛性啊？众生是佛性、十二因缘也是佛性，等等。有的经文说佛性就是“菩提种子”，就是觉悟的基因。中国学僧对此加以发挥，南朝研究佛性的形成很多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竺道生的佛性见解，认为佛性就是“理”，就是人生来秉有的本性。有的讲佛性是神明，即灵魂，说它的清净的部分就是佛性。梁武帝写《立神明成佛义记》，说神明当中有体、有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神明之体是清净的部分，是永远存在的。佛性问题受到中国人的重视，尽管解释不一样，但是把佛性论纳入中国的佛教体系并作为重要理论基础。现在我就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三个结论，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佛教宗派。
第一个是以大乘佛教为主体；第二个般若空的思想、中道不二思想，是中国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第三个涅槃佛性思想是中国佛教的另一个理论基础。后面的两点，或者是三点加一块，禅宗表现最为突出。禅宗的自信，自修、自悟的主张，立足点就是大乘佛法，特别是依据了佛性的思想，而禅法的灵活性、应变性，它就是发挥了般若不二的思想。
为了讲禅宗的特点，必须回顾一下禅宗以外各宗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样的话就容易领悟禅宗的特点。禅宗以外有什么宗？第一个天台宗，第二个三论宗，第三法相宗，第四华严宗，第五律宗，第六密宗，还有一个净土宗。禅宗以外的宗派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各宗派按照自己的判教学说，都有一部或者是几部佛经论述作为本宗依据的基本经典。天台宗以《法华经》，华严宗以《华严经》为基本经典，法相宗有“六经十一论”，实际有的没有传译进来。
第二，各宗创始人都撰有卷帙浩繁的论述本宗教义理论的著作。天台宗有《法华玄义》等三大部，华严宗有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五教章》等等。
第三，按照各宗教义，虽然修行方法不一样，但是都提出一个比较严格的修行的程序。天台宗提出“一心三观”的理论，通过观空、假、中三谛得到三种智慧，体认最高的中道实相，达到觉悟。华严宗提出了观想以真如法性为宇宙万物本体本原的法界法门，法相宗通过体悟一切是唯识所变的认识，通过转识成智，达到解脱。举一个例子，天台宗有三观，观空、假、中三谛，认为一个事物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本质上讲的，因为它是各种缘分形成的，所以它是空的；第二是说，虽空但有假相存在，有外相，有现象；第三是说空、假相即不二，空的方面跟有是不分离的，用《般若心经》的说法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三谛，观此三谛来断三种烦恼：见思惑、尘沙惑、烦恼惑，然后达到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其中一切种智最高，是佛智。天台宗有此修行程序，其他宗也有自己的程序，然而禅宗不讲这些。
第四，各宗都强调写经、读经、讲经和坐禅，做各种善事，积累功德等，禅宗不是不讲，但是作为修行来说，最重要的是“识心见性”，达到心性觉悟，认为离开自性，向外求佛求法，永远达不到解脱。
下面进入禅宗本身，禅宗跟各宗相比有什么鲜明的特性呢？
第一，它自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佛教各宗都有判教理论，禅宗本身没有系统的判教理论，但是在南宗兴起以后，特别是与禅宗以外的各宗加以比较的时候，自称为宗、宗乘，然后称其他各宗为教，也称各宗为教乘。禅宗自称所传不属于言教，是超越于语言文字之教，所传是佛心。因此禅宗也称“佛心宗”。到宋代以后形成一种看法，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在灵山说法，各大弟子都在，他没有说话，手拿一个青莲花，拈花示众，也不说话，下面的弟子都说佛怎么不说法，都很严肃的看着佛。这个时候只有大迦叶，突然一笑，叫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看到很高兴，说，好，我这里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现传授给你。大迦叶的一笑，表示他已经从佛那里受法。受了什么法呢？源于佛的心法、心地法门。这就是以心传心，所以禅宗后来将大迦叶奉为“西土第一祖”。西土二十八祖，第一祖是谁啊？大迦叶，最后一祖是菩提达摩，兼东土六祖中的第一祖。列祖传什么？传心法。
什么叫“教外别传”呢？在佛的言教之外的传的心，就是“教外别传”，不立于文字。认为心法是任何的文字都没有办法描述的，说不清楚，怎么说都有缺点。这种思维方法在佛教以外有没有？类似的也有。老子《道德经》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是可以说的，但是说出来的“道”就不是原来存在的那个“常道”，有距离。就好象我们画一幅画，画月亮，画的很像，但毕竟永远不是原来的月亮。按照这种逻辑，文字可以表述佛的本怀，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表述佛的本怀。所以后来丛林间禅话中的“何为祖师西来意”，即达摩为什么到中国来啊？一百人有一百人的回答，任何一个回答都不完全，都不准确，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后来唐宋之间参禅当中经常问的就是“何为祖师西来意”？回答没有完全一样的。有的禅师听此一问，便一棒子下去或大声喝一声，回避回答。
这里举一个例子。比如法眼宗创始人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说：“祖师西来”，祖师是谁啊？菩提达摩祖师，“非有法可传”，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提倡读经，著书立说。这样便与禅宗以外的宗派划清界线。后来有各种说法，到宋代的时候归纳出四句，作为禅宗的基本宗旨。希望大家能背下来，说禅宗是什么宗旨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别人问你不立文字，怎么禅宗的文献最多啊？禅宗虽然讲不立文字，但是又主张可以借助文字来传法。这实际是真谛和俗谛的关系。光有真谛没有俗谛，佛法就断了，不用俗谛也就永远没有办法描述真谛了。真谛是远离文字，不可描述，不可讲的。但如果真的没有文字，你怎么知道真谛的内容呢？所以真谛与俗谛尤如两条腿，应该并行。
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宗的第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禅宗的语录、史书记载，如果一个禅师进入寺院，不知道禅门的规矩，每天关起门来读经、坐禅，就受到师父的批评，认为他没有抓住根本。禅师的目的是引导弟子自修自悟本性。唐代著名的禅师马祖道一，在南昌传法，弟子上百人，把禅宗进一步推向全国。然而马祖道一开始在南岳怀让禅师处学法，他就是抓住一个理——“坐禅”，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去坐禅，一有时间就坐禅。怀让一看，后生有发展前途，但是方法有问题，没有掌握要领。便在他经常经过的地方磨砖，每天磨。马祖开始不知道师父磨砖干什么，不好问，一次、两次、三次，“师傅，你每天磨砖干什么？”“哎呀，我要磨一面镜子啊！”古代的镜子不是玻璃的，是铜的，铜越磨越亮，磨砖磨着磨着就没有了，怎么会磨出镜子呢？这正是怀让要引导的入手之处，你不是问我吗？马祖就说了，“不对啊，没有听说磨砖可以磨出镜子来！”怀让说：“好了，磨砖既然磨不出镜子来，你坐禅可以成佛吗？”佛绝不只是一个坐相，只坐禅也不能成佛，关键是你对心、你的心性有觉悟吗？譬如你坐牛车，牛车不走，你拿了鞭子打牛还是打车？他说，“当然打牛了。”“好，那你修行成佛，就要在觉悟心性上功夫啊！”又给马祖讲一些道理，他听了以后大悟。这样，马祖道一以后成为一个著名禅师。这是第一，讲心性觉悟。
第二，禅宗讲人人都有佛性，都可以成佛，引导信众自修自悟，识心见性，顿见本性，不主张到处求佛求法。或者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就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佛教讲平等，但是禅宗更讲平等。佛不是高高在上，脱离民众，民众也不是跟佛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关键是对自性是迷还是悟。自性迷的话，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就是佛，佛和众生处于流动的过程之中。所以禅宗不讲修行阶次的“十地”等，不讲从一个境界到另一个境界，然后才达到成佛的过程。禅宗是讲顿悟的，也不讲一悟永悟，悟了就永远悟了。要保持自心清净，不断地悟。世界之大，法门之多，哪能一悟就永悟了？所以禅宗鼓励不断地自修自悟，自成佛道。这是第二个特色。
第三，禅宗主张“定慧不二”。初创时期的禅宗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针对当时佛教界热衷读经、讲经和著述的风气，曾提倡观心。北宗不是不讲佛性，也讲佛性，但是它讲通过坐禅这个形式，从浅入深，从外到内，从现象到本质，来观察、再观察，认识外在皆空，再观察你的自性，自性也是空，然后达到解脱。是讲渐次，像上楼梯似的，一步一步地进展。敦煌文献中发现一个文件，叫《大乘五方便北宗》，讲修行方便之门。其中讲大和尚引导弟子们坐禅，是先受大乘戒，然后坐禅。大和尚说诸位“和子”，“注意，往远看，再往远看，看见什么了吗？”回答：“没看到。”“再看，上下看，四方八面看，看到什么了吗？”“没看到。”引导弟子体认空、一切事物空寂无相，然后再引导断除心性当中的一切执著，断除情欲烦恼，达到入悟。这种方法叫“拂尘看净”，属于渐教法门。后来在五祖门下的神秀作的偈颂就是：“时时勤拂试，莫使惹尘埃”。对自己的心要跟擦镜子一样地擦，莫染上尘埃，修行要不间断地进行。
慧能的南宗提出“定慧不二”，坐禅是可以坐的，但是坐禅跟智慧不是分开的，不是“依定发慧”，定与慧是一个事的两面，好象灯跟光是一样的，有了灯就有了光，看到光也就看到有灯，不能分开的，所以叫“定慧不二”。你只要体悟自性，“慧”本身也就是“定”。提倡“无念为宗”，“于念而不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人取消对任何事物的好恶、取舍等观念，做到自然无为，将修行置于日常生活之中。禅宗的宗旨有三个：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无相、无住，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念，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人除非死掉，总是有念的，念念不断，关键怎么引导。六祖慧能不希望人们把念断掉，把念断掉不是死了吗？那不行啊！要于念而无念，虽然不断的念，但是你无住，你不执着于一点，没有取舍之心。我举一个例子，人在闹市，看到这么好的相机，这么好的电视机，能做到不动一念吗？看着表好，就想买一个，看着电脑，就想配个好电脑，看到这个好就买一个好的。如果虽看到、想到，却没有产生取舍之心、贪取之心，就是无念，“于念而无念”。
类似这种思想在《老子》里面有，但是不完全一样。《老子》讲不看到这个东西便没有对它的欲望。比如说我再举电视机，现在电视机升级很快，原来不是平板屏幕的，现在是平板的，又有好多类的，有挂在墙上的，像放电影一样的。看了以后就会追求贪取之念，得不到就会不满足。邻居都有了我没有，觉得心理不平衡。《老子》中有一句话叫“不见可欲而心不乱”，说我没看到东西就不会对它产生欲望。禅宗不这样，看了也不乱，这就是“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禅法是以“无念为宗”。《金刚经》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清净之心的产生不应该离开现实，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无所取舍。
第四，就是因机施教，这就是“门庭施设”。禅宗特别重视因机施教，就是在正面传法之外，借助手势、动作，乃至棒打、吆喝等做法来提示弟子。提示弟子自己努力，自己修行，自己达到觉悟，不要靠别人，不要依赖别人。唐末五代形成禅门五宗：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后来临济宗又分了黄龙和杨岐两派，成五家七宗。各宗在禅法根本的理论上没有差别，差别主要是引导的方法有所不同，这就是“门庭施设”。临济宗有“三玄三要”等，曹洞宗有“偏正五位”等。
这里简单回顾一下，从禅宗创立，并不是说各个禅师都没有作正面的言教，是有的。比如说道信、弘忍、慧能，都有正面的说法，不是回避，向门下讲了很多话。六祖慧能如果一句话不讲，哪来的《六祖坛经》呢？后世禅师在开法普说中也有正面说法，除此之外就是平常地引导弟子中，经常是有问有答的。从总体上来看，南宗从慧能到他的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人，主要是采取正面说法的方式引导前来参禅的学人，然而在慧能下二代道一、希迁以后，往往采取暗示、反诘语、动作，乃至棒喝的方式来启示学人。
现在举例说明，先举暗示。唐代有位庞居士，原是准备进京赶考的，中途改变主意想投马祖出家，但最后没有出家，成为在家居士。他的身份不一样，经常到各大山门参禅，受到欢迎。庞居士始见马祖时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意为超越于万法之上的是什么？实际上讲的是真如佛性的问题。真如佛性被当作一切万事万物的本原、本体，相当于过去所说的帝王。曹洞宗就把真如的概念，空的概念当作“理”，称为君，把万事万物称为臣，提出“君臣五位”之说，讲的是理事关系。理和事，万事万物的关系如何啊？是问这个呢！如果马祖说，是真如佛性、是理不就完了吗？不能这么回答的，要启发本人觉悟。说你一口把西江的水喝完了我再给你说。回没回答？西江就是赣江啊，南昌附近有个赣江，说“一口饮尽西江水”。庞居士一听就明白，哦，让我自己觉悟啊！这就是说佛与真如佛性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加以表达的。
还有一个隐喻的方法。百丈问：“如何是佛法旨趣？”百丈怀海是马祖道一的弟子。马祖回答：“正是汝放身命处”，这是暗喻的方法，说佛法本身就是你安身立命之处。还有动作，庞居士“不昧本来人，请师高着眼”，说我已经体悟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如果您认可请将眼往高处看，然而马祖不认可，只往下看。这不也是回答吗？还有动作。有位水老和尚问马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说菩提达摩祖师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啊？真正的原因何在呢？马祖没有回答，抬起一脚踹过去，水老和尚个子不高，当时就被踹倒了。他倒了以后没有生气，当即大悟。起来鼓掌哈哈大笑，“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原去！”这里讲了《华严经》中的圆融思想，一个毛头可以放进大千世界而绰绰有余，因为理事是互融的、大小是互融的。
另外比如说打手势、走动、礼拜，拿下拂子，放下拂子等等都是一种传法的语言。这些能做到吗？这些原是来自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意思。你在家里与人说话，孩子放学回来，你点点头，招招手他就懂了。有的“啪”打一下懂了，喊一声也懂了。但是后来禅宗在发展当中过度使用这些，甚至自身不深明佛法，动不动就棒打弟子，打得弟子更加糊涂。到了明清以后，有一些禅师不高明，动辄棒打。严师出高徒，如果严师本身不高明，如何出高徒！
另外，喝，就是大声喊叫。百丈怀海讲“佛法无小事”，我当年被马祖大师一喝，震得三日耳聋。马祖长的个高，身体魁梧，百丈可能问的是“何为祖师西来意”，马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大喝一声。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马祖没有回答，举棒就打，说我不打你别人就要笑话我了。棒打吆喝，统称棒喝。
第五，是玄学化的思维。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玄学有它的功劳，这个功劳我一说大家也就理解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者地位提高了，儒学属官学，成为正统思想，学习和研究五经，不仅是一种学问，还是为官之道。所以五经博士和弟子，对《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这些经典研究一辈子，研究来研究去，不断扩充注释，几个字注几万字，弄的五经蕴含的原义支离破碎。后又有今古文经之争，争来争去，问题没有解决。于是应运出现魏晋玄学。玄学的做法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做法，从整体上、从思想角度来诠释和概括一部经的思想，文字讲究简而约。当时称《周易》、《老子》和《庄子》为三玄。玄学讲本末、动静、体用，认为在现象背后有本(本体、本无)，本体与现象是本与末的关系，以本制末，以静制动。本体与现象、无与有，是主从关系。禅宗实际也就吸收了这种思想，因此士大夫乐意接受。所以唐代、宋代的士大夫很多人接近禅宗，像苏轼兄弟、黄庭坚都是这样。我刚才讲的庞居士，丛林对庞居士评价，说他穿着儒者的衣服，但是他的心却超越俗世人间，称之为“心游象外”，“旷情而形符真趣”，性情崇尚自然，一切表现符合本来的实相；“浑迹而卓越人间”，虽然在人间，但是超越一般的人；“实玄学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萨”。
下面简单讲一讲禅宗为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唐宋时代，禅宗的兴起得到了各地儒者的支持，特别得到了身穿官衣的士大夫，包括担任地方州、县长官和观察使，甚至唐代节度使对禅宗兴起帮助很大。一个大的寺院，过去州县大的寺院一般都是官家的，不是父子庙(师弟私相传授)。佛教界可以推荐僧人担任寺院住持，然而最后决定是地方最高长官，经报请朝廷后再任命。普通寺院、民间寺院是不要报请官府、朝廷批准任命住持的。苏东坡到了杭州，曾选任僧官来帮助他处理佛教事物。大寺院住持的任命他得过问；有的大寺院住持被朝廷召请到京城去当住持，他要去送行等等。唐宋以儒者为主体的士大夫对禅宗的支持和理解，对禅宗的传播兴盛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刚才讲了庞蕴居士，以及丹霞天然，原来都是儒者。这两个人本来要到京城赶考，走到了湖北汉南，大概就是襄樊附近吧。在一个旅店，看到有个僧人在那儿介绍马祖道一在南昌传法的情况，讲得活灵活现，说马祖出世了，在那儿说法，门下出了八十多位善知识，个个都是不得了的人。把他们两个感动了，经过商量，不到长安了，决定“不求选官，而求选佛”，回过头来到南昌投到了马祖门下。后来马祖对天然说，你应该到南岳石头希迁那里学法。所以天然后来到那边去了，成为希迁的弟子。庞居士后来一直是个居士。到现在为止，禅宗寺院禅堂上写着“选佛堂”，意为坐禅是为了选佛、修补成佛。
禅宗跟儒者关系很密切，与普通民众也接近。禅宗讲平等，《金刚经》有一句话“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是法平等”？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各种因缘的聚合来形成的，它的聚就是生，就是存在，它的散就是灭，就是亡，离不开因缘的聚散。既然因缘形成的东西，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高下之分。一切众生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禅宗依据在这种价值观，不把一些人看得高或者是低。用这种观点对待平民，哪怕是普通的，不识字的、打柴的、种地的、放牛的民众，皆一样看待。这样，禅宗与民众之间就不能形成隔阂，所以当时禅师与农民的关系都很融洽。在理论上没有障碍，不因为他不识字，甚至偶尔杀生而鄙视他。他不杀生不行啊，他要是不宰五畜，怎么换来钱啊？他不下地，不锄地怎么办呢？所以在理论上、在佛法上，禅宗与民众的关系比较融洽。禅僧尊重一切人在宇宙中拥有的尊严地位，追求最高精神境界的权利，人人皆可以成佛嘛！按照大乘佛法，修行者最高的境界就是成佛。我尊重你，你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权利，至于达不达得到就是你的事了。所以普通的民众在禅宗面前没有感到自卑，自然拉近众生跟禅宗的距离。
第二，禅宗自百丈怀海制定清规，规定有“普请”的做法。普请，就是一块干活，干农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不干活就没有饭吃。这样就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不是全靠农民施舍，主要靠土地农耕、靠经营山林来满足寺院的需要。这样的话便容易与农民搞好关系。不仅如此，在灾荒之年，寺院还可以把自己剩余粮食施给农民救灾，或者是借给农民。禅宗也劝你出家，慧能讲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六祖慧能认为，东西方的差别，关键在自性，不要只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我们东方看的很低；即使你在西方，如果你不修行，就是西方心恶之人；如果你修行，那么当下就是西方。后来禅宗与净土的结合讲的是“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既然自性是佛，佛在自心，当然阿弥陀佛也在自性当中。明清时期中国有很多净土法门，有的是禅净结合，既可坐禅，也可念佛，但是立足点你首先要修善，自净自心。
禅宗因为能符合儒者士大夫和普遍民众的利益、情趣，能够适应，所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能够得到传播和发展。到现在为止，禅宗还是中国佛教当中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宗派。
我再说一下，明代以后，实际形成了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性佛教。一个寺院虽可称为禅寺，但是它已经跟各宗融合了，禅跟净土、天台、华严密切融合，特别对华严的思想已经充分吸收了。这与日本不一样，日本有外在因素。日本从中国传入的宗派，它的寺院永远属于这个宗派。中国不是这样，大寺院任用住持不是这个寺院决定的，不受宗派制约。另外，日本17世纪进入江户时代以后，为了反对基督教的传播，幕府下达民众改宗制度，每家每户必须到一个寺院登记成为它的信徒，每一个寺院必须确定自己的本山是什么？所以各宗形成了上下等级，如同金字塔式的本山末寺的制度，还有严格的寺院与信众的“寺檀”制度。信众家里死了人，首先要等寺院来验尸之以后才能火化，遗骨要安葬所属寺院，定期给寺院施舍，寺院给信众先祖做法会。如果到日本去，不仅可以打听到一个出家人属于什么宗什么派，就是问一个在家里的人，也可以了解他的祖上是奉什么宗什么派的。中国佛教虽也讲宗，但是侧重于佛法思想的角度。
杨曾文(1939- )山东省即墨县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佛教史学者。他先后游学日本、美国等地，致力于中外佛教学术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