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振农教授：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
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
今年我国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使许多灾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亿万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为此，全国佛教界人士发扬佛教救苦救难的慈悲济世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捐款捐物，帮助灾区人民抗洪救灾，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赈灾济困是我们佛教的优良传统。民国年间，我国一些地区连年灾荒，民不聊生，饥民遍野，各地佛教界曾多次伸出援助之手，利用各种方式，募集赈款，成立赈灾组织机构，派员深入各地灾区查放赈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佛教界的一些赈灾活动，对于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确实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下面我介绍几则当时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的资料。
1917年秋京津地区水灾，千百万亩农田被淹，千万人民流离失所。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佛教界知名人士狄楚青、王一亭居士等集合沪上佛教界人士决定发心办赈救济，并邀请当时在终南山结茅潜修的高鹤年居士出山办理赈灾事宜。高鹤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一位具有慈悲心肠的佛教居士，毕生以救助他人为乐。高鹤年居士在接到上海佛教界的邀请函后，当即慨然应允，离开终南前往上海，与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楼居士等一起商谈救灾事宜。此后，高鹤年居士受上海佛教居士之托，分别赴浙江普陀山和宁波观宗寺，拜谒印光、谛闲二位法师，请他们参与赈灾事宜，均蒙发心相助。高鹤年返沪后，经与王一亭、狄楚青等居士商讨，决定在上海组织佛教慈悲义赈会，专事灾区赈济事宜，并设会址于玉佛寺。当时决定，由狄楚青居士综理一切会务，高鹤年居士任总务之职，负责分赴各地劝募赈款、劝办分会以及赴灾区察看灾情、办理发放赈款等事宜。高鹤年接受任务后，曾分别前往苏州、杭州、常州、镇江、扬州等地，与佛教界人士洽谈，并请得冶开、济南二位上人以及苏州西园寺、杭州灵隐寺等寺院住持的大力协助，共同劝募赈款，劝办赈济分会。最后终于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募得大量赈款。1918年3月，高鹤年奉佛教慈悲义赈会之命，携带大量赈款，亲至京津一带灾区进行赈灾查放事宜。同行者还有冯梦华、魏梅荪二位老居士以及曹乐钧先生。天宁寺住持冶开老和尚也一度陪同前往。前后参加赈灾查访的人员共有十余人。在查访过程中，曹乐钧先生曾提出：查灾放赈“是最难办之事”。因此，“放赈以救命为急，分别受灾轻重之等差，酌量发给票款之多寡。其手续以查灾民户口为第一关键。查户真切，则事事有济；查户含混，则项项虚糜。以救命不救贫为主旨，达到救人须救彻之目的。人既有少壮残疾之各异，赈自有极贫次贫缓急之不同。盖赈款有限，恩难遍施，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只要破除情面，不以公济私，不以缓害急，本诸良心，随机应变，则不均而自均，斯得查施之旨矣。”(高鹤年《名山游访记》1995年版第228页)这些意见，得到全体查访人员的赞同。其后的查访赈灾工作，即本着这一宗旨办理。在查放中，从京至津，查访人员看到沿途水灾奇重，房屋冲塌无数，无家可归者极多，他们一一予以救济。数月之中，灾区居士得赈者无数，许多灾民得以度过难关，重建家园，并逐步恢复生产。后来，京津一带赈灾事宜告一段落，尚余有一部分赈款，高鹤年居士即请示上海佛教慈悲义赈会的狄楚青、王一亭等，请将余款移赈湖南地区灾民，得到同意。高鹤年即偕一部分查访人员，奔赴湖南一带放赈。这次佛教慈悲义赈会派员到京津一带赈灾的义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和评价。
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世界佛教居士林前身)成立了慈善布施团，以救济灾民、难民为主。其时我国北方五省灾情严重，各省也先后多次发生水灾、兵燹。灾区难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慈善布施团，即向各界劝募赈灾基金，专供赈济灾区难民之用。当时曾假上海大舞台义演助赈，同时发表宣言：凡捐款10万元以上者，上海佛教居士林即为之铸铜像顶戴于公共游艺场所，以资鼓励。后来，上海佛教居士林即将募得的赈款，通过各种渠道，发往北方五省灾民及其他各地灾民手中，缓解了部分灾区的燃眉之急。其后，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仍设有慈善部，负责赈灾事宜。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又特地成立了一个赈灾协会，由沈润秋居士任主任，专门负责赈济各地灾民的工作。该协会曾先后多次将劝募所得大量赈款，陆续送到各地灾民手中，使部分灾民免受冻饿疾病之苦。
1931年，陕西地区灾荒严重，灾民遍野，惨不忍睹。当时佛教界知名人士朱子桥居士闻讯后亲自入陕，赴各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旋即通过种种关系，联络华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团体，劝募救灾基金。经过他的努力，得到华北、上海等地的佛教慈善团体以及广大佛教徒的支持，共同发起募集赈款。在募得大量救灾款后，朱子桥居士即亲赴陕西灾区，先后三次查灾放赈。他先后在灾区散发大批赈粮，并在灾区设施粥厂十余处，每日就食者多达四万余人。又以工代赈，动员灾民修路筑桥；发放种子，支持灾民恢复生产；还设灾童教养院和妇女织染厂，鼓励灾民生产自救；同时施医施药，掩埋饿殍。在此期间，他还在陕西联合当地的各种慈善团体，共同组成华北慈善联合会，开展救灾赈济工作。又于灾区设立灾民教养院，于院内开设佛学讲座，请专人宣讲佛学基础知识。还在灾区开设佛教养老所，专令老人念佛，求生极乐净土。朱子桥在陕西灾区的赈灾救济活动，使无数的灾区人民通过生产自救、以工代赈等方式，得以安养生息，度过难关，重建家园。而他所奉行的这种以佛教慈悲济世思想为指导的爱人、益人行为，也受到广大灾民的崇敬和社会各界的称赞。
1940年，皖南各县发生大旱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悲惨。上海佛教同仁会闻讯后立即召开董事会，商讨赈济灾民事宜。当时决定，向各界劝募赈款，组织人员前往皖南查明灾情，然后决定施赈办法。1941年2月，该会由董事长范成法师亲自率领西竟、白圣、宽明等法师，携带募得的赈款，前往皖南各县施赈。前后三个月，他们走遍了皖南各县灾区，共发施赈款六、七万元，受益灾民甚多，大大地缓解了当地的灾情。其后放赈人员看到许多灾区有疫病流行，他们又返沪向各界筹募大量药品，并配备医务人员，携带药品到皖南灾区救治灾民。
1946年，苏北一些地区灾荒严重，许多灾民流离失所。上海市佛教界得到消息后，马上行动起来，成立赈济组织劝募赈款，组织人员前往施赈。时有上海市佛教会和红字会等，共同发起组成了苏北灾区救济伤亡委员会，推举李天真居士为主任委员，止方法师、范成法师和朱警辞居士为副主任委员。经过几个月的劝募赈款和人员组织，这个委员会派出一批赈灾人员，携带赈款和医药用品，前往苏北地区，查明灾情，发施赈款。同时将施赈人员分成医药和掩埋二组，不仅救活了不少奄奄一息、无力救治的灾民，而且还掩埋了不少露体荒野、无人认领的灾民尸体。差不多与此同时，上海佛教同仁会也募得寒衣数百套，送往苏北灾区，让灾民御寒过冬。其中1946年冬，送出寒衣240套，1947年冬又送出寒衣50套，使灾区部分灾民免受寒冻之苦。
1948年春，苏北邳县发生严重灾荒，上海佛教界人士闻讯分头募集赈款，并专门发起组织了苏北邳县急赈委员会，推选屈映光、黄涵之任正副主任委员，窦存我、胡松年居士和海山、忠实、皖峰等法师为查访委员。后来由查访委员携带募得的赈款，前往邳县灾区，查明灾情，分别情况，将赈款发放给灾民。此外，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福利部也发动全体会员踊跃参加赈灾活动，将捐献的钱物送往邳县灾区，救济灾民。
上海的一些佛教团体，还对本地区遭到火灾的居民进行救济。1940年以后，上海沪西等地的一些棚户区多次发生火灾，上海佛教同仁会均一一予以救济。如上海法华东镇陆家路棚户区白日起火，多数贫民均外出谋生，归来时住房已成灰烬，天寒露宿，苦不堪言。上海佛教同仁会马上劝募救济基金，发放施粥票，制发棉被60余条，以济燃眉之急。1942年冬，沪西金家巷棚户区不慎失火，无家可归的难民多达100余户，计300多人，他们露宿街头，受冻挨饿。上海佛教同仁会当天即前往发施粥票，先解除灾民的饥饿之苦；又设法募款，搭建瓦顶竹屋125间，分配给灾民居住。后来该地区灾民为感激上海佛教同仁会伸出的援助之手，即将该地区命名为同仁?。差不多与此同时，沪西金家巷后边上天殡仪馆东隅棚户区又失火，烧毁五六十家，该会也给予粮食、棉衣救急。1943年，沪西余姚路牛奶棚西首棚户区又发生大火灾，受灾难民多达四五百户，男女老幼总数达千余人。上海佛教同仁会立即发动大规模劝募，所得款项即就该处搭建瓦顶竹屋250间，分配给无力建屋的灾民居住。后又在该地设立义务小学一所，招收四级学生共百余人，使之免费就读。
此外，上海的一些佛教组织和团体还在上海广设难民收容所，收容和救济各灾区流入上海的灾民和难民。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各地连年发生灾荒，还有连年战争造成的兵灾。当时，有大批灾民、难民拥入上海，他们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景况悲惨。上海的一些佛教组织和团体，纷纷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募集款项，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灾民、难民。如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曾办有许多难民收容所。而由佛教居士黄涵之、赵朴初等领导的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救济灾民、难民的工作做得最好。委员会下设有收容股，由赵朴初居士任主任，负责所有收容事宜。这个委员会先后在各处设立了50多个难民收容所，收容灾民、难民多达50万人次。在收容所内，不仅施衣、施食、供给医药，还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而组织难民中的优秀青壮年投奔苏北新四军，参加抗战，又是佛教界对抗日救亡运动做出的一大贡献。由于该委员会难民救济收容工作办理得十分出色，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上海各界市民纷纷出钱出力，从各方面支持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收容救济工作。
上海佛教界的这些赈灾活动，曾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好评，许多新闻媒介也都作了报道。
民国年间佛教界发扬佛教慈悲济世精神、赈济灾民的事迹还有很多，因手头资料不全，已难窥其全貌。但从上所述，已可看出佛教界救世济民的一贯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