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其海教授：天台佛学 第四章 中韩天台宗关系研究 三、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波若、缘光从师智凯学习止观

三、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波若、缘光从师智凯学习止观　　在天台佛学圆熟时期，有高句丽僧人波若和新罗僧人缘光来天台从智凯学习天台止观。　　智凯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他的圆熟思想是在天台山时期形成的。智凯在接受其师慧思的“一心一观”的圆顿止观后，到“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为代表的圆熟时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从智凯著作思想形成去考察“，二是从智凯的行迹去考察。　　如果从智凯的著作思想形成去考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即《次第禅门》、《小止观》和《摩诃止观》。　　《次第禅门》(即《释禅波罗密次第禅门》)十卷，是智凯年轻时代的著述，说于建业瓦官寺。《摩诃止观》十卷是智凯晚年的圆熟之作，说于荆州玉泉寺。如果我们把此两著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是完全同旨趣的十章组成，我们可以说，《次第禅门》是智凯年轻时代的《摩诃止观》。　　再从智凯的生平行迹考察，智凯三十岁时受其师慧思之遣，去金陵(南京)。金陵为南朝历代帝都，那里自梁武帝热心信奉佛法以来，佛学极其兴隆。另外，由光宅寺法云(４７６－５２９)所发扬的法华教学，在那里风靡一时。智凯住金陵瓦官寺八年，讲经名声很高，压过旧学。但智凯认识到：徒众虽然逐渐增多，但弟了中得法者反而减少，亦得为弟子着想。于是决心于天台山修道，时后三十八岁。智凯到天台山后，独自登上上特别孤寂的华顶坐禅。弟子灌顶叙述他在华顶的一个晚上的光景：在后半夜，大风忽然吹来，大有把树根拔起之势。雷声轰隆，震动全山，一群鬼以千变万化的异样之形逼近；释尊降魔时的情形亦不过如此。他定一定心，可怕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但不久，貌似父母、师父的人走过来，有的想抱他，有的想枕在他的膝上，悲咽流涕，想动摇他的心情。智凯毫不动心，观想实相，终于能够体达者法本元。于是，原来出现的若忧之相终于完全消失。他就这样不为强软二缘所动，坚持到底。在启明星出时，一位禅僧出现，称赞他的毅力和勇气，为他说法。所说的内容，虽只能意会，不能载诸文字，但智凯听罢，心中大悟，心境豁然。因此，他问：这叫什么法？要用什么方法学它？应如何统扬它？神僧曰：这叫一实谛，以般若学它，应以大悲弘扬它。今后我将常在你左右。这便是有名的智凯华顶降魔故事。　　弟子灌顶这样描述智凯大悟的情景，大概是根据想象而写的。尽管如此，但它说明智凯毕生大悟而在天台山达到顶点。智凯在大苏山时，“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思想已基本形成。在天台山时，从知识性的理解进而完全达到绝灭思维的大彻大悟。从这种意义上看，天台山彻悟非常重要的。它标志着天台佛学已达到圆熟的时期。　　波若、缘光至天台山投在智凯门下学习，学的正是天台圆熟时期的佛学思想。　　关于波若从师天台山智凯的事，《佛祖统纪》卷九和《续高僧传》卷十七的《智越传》内均有记载，但又有出入。《佛祖统纪》卷九的“华顶般若禅师”中把波若写成“般若”，并说：般若高丽人”天隋“天皇十六年(５９６)乘佛陇求禅法。”而《续高僧传》卷十七的《智越传》后边中的有关记载比《佛祖统纪》详细，今把《续高僧传》中的记载抄录于下：　　台山又有沙门波若者，俗姓商，高句丽人也(严格讲，这句话不通。但古人把国名与姓址在一起的人也少见。如安世高，是安息国人)。陈世归国，在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并陈(５８１)，游字学业，开皇十六年(５９６)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禅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证。谓曰：汝于此有缘，宜须闲居静处，成备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为华顶，去持将六七十里，是吾昔头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学道，进行必有深益，不须悉虑衣食。其即遵旨。以开皇十八年(５９８)往彼山所，晓夜行道，不敢轻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载，大业九年(６１３)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陇上寺净人，见三白衣担衣钵从，须臾不见。到于国清下寺，仍于国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寿命将尽非久，今故出，与大众别耳。不盈数日，无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国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龛出所，出寺大门。回举示别，眼即便开，至山仍闭。是时也莫问官私道俗，咸皆叹仰，俱发道心。　　从这段记载，我们知道，波若于陈代来中国，来华后抵金陵听讲，“深解义味”。开皇九年(５８９)随灭了陈，波若亦因此离天花板金陵而游方学业。直到开皇十六年(５９６)，波若辗转入天台山从师智凯学习止观，不久即有所证。波若遵智凯之意，上华顶修头陀行，其十六年，直到隋大业九年(６１３)二月下山。无疾端坐而寂，年五十二岁，葬于华顶。　　波若于开皇十六年到天台，而智凯于开皇十七年，而开皇十八年波若上华顶，这说明波若在智凯门下学习只有一年时间，波若上华顶，这说明波若在智凯门下学习只有一年时间，波若上华顶是在智凯寂以后。波若一年间向智凯学的，自然是天台佛学圆熟时期的思想，亦即“一念三千”、“性具实相”之说。然而波若客死于天台山，没有把所学的天台圆熟时期的思想带回韩国，这不能不说是中韩天台宗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　　缘光，新罗人。《法华传记》和《弘赞法华传》都载有他入华求法的事迹，今综合叙述于下：缘光出身于豪门世家，早年就皈依佛门。他秉性聪慧，过目不忘，识量过人，游心必悟。由于未得名师指点而得不到正道，于是他决心入华求法。隋仁寿年间(６０１－６０４)，自海路到达昔吴之都会(指南京)，正值智凯在此敷弘妙典，于是投身其门下，在止观上深得功夫。数年后，顿觉大悟。智凯因此令他讲《妙华莲华经》，缘光对《法华经》的精湛见解，即便是僧中才高之士亦不得不表示佩服。此后，缘光又入天台别院增修妙观。业成后，复从海路与数十人同乘大船回国。　　根据以上记述，我们可以推知以下几点：　　第一，《弘赞法华传》以缘光入华时间作“隋仁寿年间(６０１－６０４)”有误。智凯圆寂于隋开皇十七年(５９７)，缘光如仁寿年间入华，则不可能在金陵听智凯敷弘妙典。　　第二，如果缘光果真在金陵听智凯敷统妙典，那么他听的是天台佛学圆熟时期的思想。智凯曾两次到金陵：第一次于陈光大元年(５６７)至陈太建七年(５７５)间，共八年，先后开讲《次第禅门》、《法华经》、《太智度论》等。该时智凯在金陵瓦宫寺讲《次第禅门》基本上承袭了其师慧思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的套路，将禅定放在修行的中心位置上，主张“若欲具足一切诸佛法藏，唯禅为最”。所以其时智凯对天台宗只是“初定一宗大略。”第二次是陈至德三年(５８５)春，智凯从天台山再度入金陵，直到陈亡而入居匡庐，这次历时五年，先后在灵曜寺、太极殿、光宅寺开讲《大智度论》、《仁王般若经》和《法华经》。这时的智凯，思想已处圆熟时期。从缘光“后于天台别院增修妙观”一句看，缘光在金陵听讲时，智凯已在天台山创立了伽蓝。据此推测，缘光入华时间应在智凯第二次去金陵的五年间，即５８５－５９５年之间。　　第三，如以上推测成立，那么，缘光入华时期虽比波若晚，但投师智凯却比波若早。缘光“入天台山别院增修妙观”时，波若或者尚未入天台山，或者正在华顶修头陀行(因波若曾在华顶十六年未下山)，因而他们虽同在智凯门下而不曾谋面。　　缘光回国后，传播天台止观法门，致使“法门大启”，在他的感召下，他的两个妹妹亦归此宗门。缘光一生一直坚持诵《法华经》，日诵一遍，直到老死。由于诵《法华经》，活到八十高龄，死后火葬，舌头独存。此事传开后，“一国见闻，咸叹稀有”，所以人们都纷纷仿效诵《法华经》。　　缘光回国后，新罗国《法华经》的流行大概是可信的。《统赞法华传》还记载着另一件事：新罗真平王末年，有金果毅之子，从小出家，喜欢诵《法华经》，读至第二卷时，不慎误烧一字，因此十八岁时就夭折了。死后投胎到另一地方亦叫金果毅的人家，出生长大后亦出家诵《法华家》，当诵到第二卷，随诵随忘。有一次，梦中有人告诉他前世在另一金果毅家误烧《法华经》一字的事情。于是他依梦中所记寻找，果然找到前世金果毅家，前世父母见到他亦曾相识，家里还藏有烧掉一个字的第二卷《法华经》。母子因此悲喜交集。地方官把这件事奏朝廷，因此举国上下皆传这件奇事。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法华经》的流传并不等于天台思想流传。在天台佛学没有创立以前，可以把接受《法华经》思想看做是以后接受天台宗思想的准备和基础。因为天台宗以《法华经》立宗，但天台宗思想体系创立以后，不能再简单地把《法华经》与天台思想加以等同。因为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也都宣传《法华经》。只有站在天台立场用天台宗的“一念三千”、“性具实相”等见解去传播《法华经》，才算是传播天台宗思想。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天台宗两大特色中的法华信仰，就是指这个意思。现在有的学者简单地把《法华经》传播就当做天台宗的传播，如把《弘赞法华传》中有关金果毅之子的传扬，看做缘光回国后韩国天台宗传播的例证，这不能不说是对天台宗思想的一种误解。　　另外，又据《佛祖统记》卷七《左溪玄朗本纪》载：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于天宝十三年(７５４)九月十九日示灭，司封李华为之作塔铭，文中有“禀法十二人，的(嫡)嗣曰荆溪。新罗传道者法融、理应、纯英”之句。同书卷九的“左溪出世家”下面亦开列“新罗法融禅师”、“新罗理应禅师”、“新罗纯英禅师。”又同书卷二十三的《历代传教表第九》亦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八祖左溪禅师于东阳左溪为荆溪湛然禅师说止观，是年新罗法融等传教归国。”可见法融与湛然是同为玄朗门下相处的师兄弟。玄郎虽为天台八祖国统一，但他在理论上并无创见，亦无著述传世。留给后人的，仅有圆寂前的三句咐嘱：“吾六即道圆，万行无得，戒心为本。汝等师之。”“六即”是天台宗所创立的圆教菩萨之行位，依次为理即、名字即、观行即、相似即、分证(真)即、究竟即。玄朗三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以本宗的戒律为心本，按六即行位去观修，最后达到了道圆。这也可以说是玄朗圆寂前对自己一生的自我评价。但他没有把这些经验理论化、系统化而形成文字行世，直到他的三传弟子行满时，才将他的观行验概括为《六即义》一卷(收于《续藏经》五卷)。　　玄朗时期，是天台宗思想的守成时期，他在理论上不仅没有创新，而且连守成都都有困难，因此只主张禅修。大概由于玄朗没有理论，只讲禅修的原因吧，在其门下的法融、理由、纯英只学到一些禅修的东西。这自然不会给韩国的佛教界带来多少影响的。从韩国方面的佛教史实看，确实也是如此，统一后的新罗仍未建立起天台宗。　　天台宗从智凯到玄朗这百年之间的守成时期，理论上了无起色。直到左溪门下的湛然，经他的一番努力，在理论上把《大乘起信论》思想引入天台宗，提出“无情有性”说，力挫华严、唯识、才使天台宗出现中兴局面。湛然以后，又经道邃、广修、物外、元琇、清竦五传，这五传都是平平之辈，直到会昌法难、五代离乱，这一时期，可谓天台佛学从中兴走向衰微时期。　　在天台宗走向衰微时期，中韩关系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新罗僧人道育。有关道育的行径事迹，见于《宋高僧传》卷二十三的《晋天台山平田寺道育传》。　　道育，新罗人，他的新罗姓氏已不详。道育在唐景福元年(８９２，即新罗直圣王六年)来华，游天台山。后来从其他地方再返回天台山，驻锡天台山平田寺。他待人接物以慈爱为怀，并一直坚持使自己国家的语言。长期一钵受食，吃完斋后，步行片刻便开始坐禅，从不躺着睡觉。中午，洒扫殿廊，料理寺务。见有残斋，即使霉变发臭，也要把它放起来，等进斋时自己吃。在烧汤、煎茶时，如看到柴上有虫，都要把它放得远远的，行为非常认真。身上穿着宽大的百衲衣，补了又补，衣重难茶。每年从初夏开始直到秋末，他裸露胸背手脚，说是供蚊、虻、山蚂蝗等叮咬，有时被咬得血流遍地。如此坚持四十多年，年年如此。凡是与宾客相见，只说“咿咿”两字，一点也不懂汉语。虽不懂汉语，由于他善解人意，所以从无差错。他头顶上长着白发，配着一副赤龙般的眉毛。身上常带着绀赤色舍利，有人向他要，总会得到。直到后晋天福三年(９３８)十年十月，终于僧堂，估计大约八十多年。平田寺的僧人把其尸体在山后火化，骨灰中得舍利许多。　　后唐清泰二年(９３５)，《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曾游石梁，回来时在平田寺与道育同住堂内。当时已开始春暖，道育仍然烤柴取暖，口中唠唠，通夜不停。听说凡供奉罗汉的大斋日，道育这一天就不吃东西。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到殿内用斋？”道育口称“伊伊”而去。当时，还有人目击，道育曾遇上一只考虎，老虎对道育嗅一嗅，离道育盘桓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