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智居士：祥和洒脱之路 教史篇

祥和洒脱之路

教史篇

佛教在台州的传续

佛教传入台州，约在东汉末年。兴平元年(194)建的仙居石头禅院不仅是台州，也是江南最早的寺院。据《嘉定赤城志》吴大帝赤乌年间(238—251)建立的佛寺，黄岩有兴福寺、广化院、广孝院，天台有兴教寺、清化寺、翠屏庵；此外，天台博物馆内珍藏着四枚出土于天台古墓的东汉兽镜，镜背铸有精巧的佛像。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台州传播之概况。

两晋南北朝，佛教在台州渐趋兴盛。北方僧人南来传教者继续增多，有文字可考者，居天台的有昙猷、支昙兰、定光、普跃、智达、慧明等人。晋时建的着名寺院有临海延恩寺，黄岩庆善寺，教忠崇报寺(灵石寺)、香积寺、慈云院、鹫峰院、永寿院、普光寺(今属温岭)，天台万年寺、中岩寺、建平寺，三门普济寺(广润寺)；南朝时始建的着名寺院有临海惠因寺、禅宗寺、石门寺、云岩寺、龙山寺、证道寺、宝藏寺、*轮寺、延庆寺，黄岩妙喜寺，天台白岩寺、修禅寺、开岩寺、天封寺、明因寺，仙居显元寺、西仁寺、净梵院，三门丹邱寺。此时，民间亦有舍宅为寺者，黄岩周豹二女舍宅为妙善寺，任昉舍仙居宅为显元寺。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高僧智顗(晋王杨广赠名智者)与慧辩等二十余人入天台山，于佛陇峰创建草庵。太建九年(577)，陈宣帝诏割始丰(天台)县调，以供智者创业之需。至德三年(585)，陈少帝迎智顗回金陵(今南京)，在光宅寺宣讲《法华经》，领众研习教义，主张“定慧均等、止观双运”，以融会南方偏重义理、北方偏重禅定的风气。遂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诸法实相”为中心思想，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一念三千、六即佛等阐明此义，提倡“教观总持、解行并进”，创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天台宗。隋开皇十五年(595)，晋王杨广(即后来隋炀帝)应智顗之请求，送智顗重归天台山。开皇十七年，杨广派使迎奉，在行至石城(今新昌)途中示病圆寂。智者高足章安灌顶，承前启后，编纂了大量的天台宗论典，为天台宗的确定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隋开皇十八年(598)，杨广派司马王弘至天台，按智者遗愿建造天台寺。大业元年，杨广即位，赐名国清寺。从此，国清寺成为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隋唐两代为台州佛教的鼎盛时期。隋代于台州始建的国清寺、善兴寺、龙山集云院、大慈寺、高明寺、真觉寺、清心寺等八所着名的寺院都在天台山。自初唐至中唐天台宗没有创新，也没有发展。唐天宝、大历间(742—779)，天台宗九祖湛然“挈密藏独云东南”，在华严、法相、律、密、禅诸宗相继崛起中，以中兴天台宗为己任，弘法30余年，着述数十万言，使天台宗的理论体系，更为条理化。其所创“无情有性”说是佛性论的重大发展，一时僧徒云集，宗风远播，天台宗复盛于世。

天宝十三年(754)，扬州高僧鉴真东渡日本，携去天台宗主要典籍，使之东传日本。随鉴真东渡的有临海开元寺(后改为天宁寺，今复古名龙兴寺)僧人思托。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来台州，从道邃、行满等学习天台教义，并从道邃于台州龙兴寺受菩萨戒，次年归国，创日本天台宗，至今仍为日本佛教一大宗派，并尊国清寺为其祖庭。

唐开元时，僧人一行入浙江，至国清寺求教数学，后回长安助印度高僧善无畏译《大日经》，并以天台教义加以阐发，撰成《大日经疏》，为密宗的主要典籍；至今国清寺前有一行纪念墓塔与“一行到此水西流”碑。其后，密宗僧人惟象居国清寺，日僧最澄来天台山求法，还从惟象和龙兴寺顺晓学习密教，兼受秘密灌顶，因其主张天台宗与密宗修持贯通，弘传善无畏之“胎藏界”密法，故又成为日本佛教密宗流派之一，简称“台密”，尊善无畏为初祖，一行为二祖。

唐代佛教净土宗在台州流传很广，临海僧怀玉以精勤修持着称，据记载他曾诵《弥陀经》30万遍，日课佛号5万声，曾居临海延恩寺，创建孔化岙弥陀庵(今称弥陀寺)，卒于天宝元年(742)，是佛教净土宗的着名僧人。《佛祖统纪》、《净土圣贤录》、《宋高僧传》等均载其事。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李炎下诏毁佛，国清寺等大批佛寺被毁，经像章疏荡然。虽于大中元年(847)宣宗“恩旨重兴”，但许多大寺还只是“佛殿初营、僧房未置，”加之典籍散失殆尽，几致一蹶不振。

五代，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下诏灭佛，幸台州为吴越内地，未罹此难。时有高僧德韶(891—972)在天台山兴建十三道场，弘禅教法眼宗，又与天台宗十六祖螺溪义寂(919—987)从朝鲜、日本请回失散殆尽的天台宗教典。螺溪以此授宝云，云授法智，法智大肆讲说，台宗得以中兴，台州佛教也随之复兴。大中祥符六年(1013)，法智创设念佛施戒会，集僧俗男女万人同修念佛，求生净土，自此岁以为常。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特赐“法智大师”号，后被尊为天台宗十七祖。

宋初天台宗内部因争论智者所撰《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问题而形成山家、山外两派之争，山家主观境为妄心，山外主观境为真心，兼及事具三千诸法与否等义的论题，经“往返各五，历时七载”之后，终以山家之说代表天台一宗。知礼属山家派，由是尊为中兴之祖。由于知礼及遵式的影响，天台宗的着述也受到朝廷重视。乾兴元年(1022)，章懿太后遣使请遵式为国行忏，遵式“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遂于天圣四年(1026)终于编入，此为天台教典入藏之始。

宋初之后，台、禅、律各宗多兼弘净土，知礼的弟子神照本如慕庐山之风，结白莲社专修净业，参加者有僧俗2万人，影响所及，念佛成风。

元丰八年(1085)，高丽“佑世僧统”义天入宋求法，从杭州天竺寺慈辩习天台教观，更诣天台山佛陇礼智者塔，回国后建刹号天台，奉慈辩为初祖，天台宗正式在朝鲜立宗。

禅宗在天台山的传播，始于唐代佛窟遗则(773—830)，于天台山弘牛头禅四十余年，时称“佛窟学”(《宋高僧传·卷十遗则传》)。平田普岸(770—843)于大和七年(833)创平田禅院(即后之万年寺)，为天台山临济宗之中心道场。后沩山灵佑(771—853)、黄檗希运(?—855)等相继弘禅于天台山。五代德韶至天台弘曹山法眼宗。禅僧全宰于周显德三年(956)，创明岩寺。宋有禅僧真歇清了任国清寺住持后，宋元二代天台宗弘教转至四明、杭州、嘉兴、松江、苏州、南京等地为重心。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下诏国清寺“易教为禅”，天台祖庭遂成禅宗“江南十刹”之一，禅宗在台州兴起。黄岩瑞岩院为禅宗曹洞宗名刹，至南宋宁宗时，该寺高僧如净住持瑞岩净土寺，融合净土宗，广收徒众，为该寺鼎盛时期。后如净住持宁波天童寺，传法日本僧人道元，开日本曹洞宗之始。又有临济宗黄龙派高僧昙贲居天台山万年寺。南宋绍熙间(1190—1194)，昙贲再传弟子虚庵怀敞，复由敞任万年寺至宁波天童寺住持，并传法日本僧人荣西，为日本临济宗之祖。

据《嘉定赤城志》，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台州五县成年人丁243204人，僧尼2252人，约占成年人丁的1％；寺院362所，有田、地、山场分别为全州总数的5％、4％和7％；寺产有田千亩以上者22所，山场千亩以上者43所，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盛况之一斑。还有许多达官显宦，占寺院为私家香灯院，如临海显明寺于淳熙三年(1176)改显恩褒亲院，为曹勋家所有，即是一例。

元代，国清寺发生“教禅之争”，一谓智者为“开教之祖”，一谓智者为禅宗，以至诉讼于官，官无定夺，后由浙僧观无我仍定为“禅”。最后元世祖因杭州天台宗高僧性澄湛堂之奏，还国清旧制。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又诏禅宗名僧昙噩(1283—1372)住持国清，复为禅寺。

13世纪间，日本曾因元兵往侵而中断国交。至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遣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高僧一山一宁(1247—1317，临海人)和弟子石梁仁恭等往日本通好，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与崇敬，殁后赠“国师”称号，建塔于今日本京都南禅寺。

无愠(1309—1386)从元叟行端出家，居黄岩瑞岩院，日本怀良亲王慕其名望，遣使请往日本传教，明太祖因而召他去南京，无愠以老病辞。所着《山庵杂录》二卷，称为宗门七书之一，是明代影响远至日本的禅宗僧人。天宁寺住持宗泐(1318—1390)，应诏于洪武十年(1377)率佛徒30人西行，十五年(1382)还朝，“涉流沙、渡葱岭，遍游西域，往返十有四万余程”，从印度取回《庄严宝王》、《文殊(真实名义)》等经。在此之前，他还受太祖之命，在洪武五年(1372)于钟山建法会升座说法，并作《赞佛乐章》八曲。他与如玘笺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后收入大藏经中。

明末重兴天台教观的是无尽传灯(1554—1648)，万历二十四年(1596)秋募修寺宇，辟幽溪讲堂，筑楞严坛，重立天台祖庭于天台山高明寺，屠隆有《新建天台祖庭记》追述天台宗的兴衰史，天台之教遂再盛于东南。传灯又融会天台三观之旨，阐扬净土法门，着有《天台传佛心印记注》、《楞严经玄义》、《净土生无生论》、《净土法语》等。自此以后，明、清各祖或主教禅一致，或兼弘净土，或融宗归净，故净土一宗在台州盛行不衰，直至于今。

由于佛教各宗派大体已经融洽，且有多弘净土，因此也易被一般人民所接受。寺庵中僧尼为数尚众，民间信佛者也相当普遍。乾隆时，僧人永智在温岭明因寺宣讲天台教观，为一时之盛。其弟子敏羲(1827—1899)，于同治间住持天台山华顶寺，弘法50余年，刊印台宗典籍24种161卷。

为掌管僧事，明、清两代府设僧纲司，县设僧会司，以为专职机构。

民国时期(1912—1949)，临海、黄岩等县曾组织佛教会、莲社和居士林，其间修寺院、塑佛像、讲经说法、传授戒法及各种法会等活动时有举行。天台山华顶寺、国清寺、万年寺、方广寺，临海延庆寺、温岭流庆寺等寺院都得到较大程度的修缮；赤城山塔也进行了重建。除国清、高明及华顶等大寺传授戒法外，临海延恩寺、兜率寺，黄岩崇善寺等，都传过三坛大戒。临海、黄岩等县都有佛教会组织。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县还培训僧伽，组织僧伽医疗队为战时服务。在居士组织方面，有临海、黄岩、玉环楚门等地的居士林和临海兜率寺莲社等，在学习、修持佛法及开展社会公益事业诸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民国二十年(1931)由于谛闲与可兴、静权等共同力争，使国清寺重新易禅为教，复为天台宗道场。

其时着名僧人谛闲(1858—1932)，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黄岩沙田朱村(今属椒江)人。24岁受具足戒于国清寺，后至平湖从敏羲、大海等学习天台教义，光绪十二年(1886)，任国清寺座主，为天台宗第四十三世法嗣。以后住持沪杭甬各大寺，讲经于东北、山东、安徽等省达40年。创南京佛教师范学校和宁波观宗学院等，以振兴佛法，造就人才为职志。1932年七月初三日，圆寂于宁波观宗寺，建塔于慈溪五磊山，着名学子有宝静、倓虚、妙真、常惺等，皈依弟子有蒋维乔等10余万人，是近代有广泛影响的大师。门人编有《谛闲大师全集》，收其全部遗着。

兴慈(1881—1950)，俗姓陈，法名悟云，以字行，出身于新昌西坑信奉三宝又崇儒的家庭，一门8人先后出家，为佛教史上所罕；14岁依父出家，次年受具于国清寺。一生教演天台，行归净土；身居闹市，仍淡泊自持，以济世利民为怀，以爱国、爱和平为志，卓然而立。弘法40余年，以“戒行第一”饮誉教内外；皈依弟子有数十万之众；著作有《二课合解》、《金刚经易知疏》、《蒙山施食仪规》等。擅长书法，四体皆工，天台山高明寺外摩崖大“佛”字，即为其1908年所书。圆寂后建塔于华顶山太白堂。

静权(1881—1960)，俗姓王，名良安，法名宽显，浙江仙居人。1905年依黄岩多福寺从镜出家，1907年受具足戒于国清寺授能和尚座下，后去宁波随谛闲学天台教观，深有得益。其后即以讲经说法为己任，蜚声江浙。1957年曾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德高望重，立志不做方丈，但竭尽全力维护名山，30年代曾协助可兴和尚对国清寺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建、扩建工程。迎塔楼、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皆为其时所建，并办佛学研究社于寺内，以培养僧才。其佛学思想亦为“教在天台，行归净土”，对佛学深有造诣，但不肯作文，后世所传《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义》及《地藏经略解》等皆弟子据所讲记录整理而成。1960年12月20日寂于国清寺。

此外尚有国清寺可兴、高明观通等都为佛教事业作出卓着成绩。

居士有屈映光(1883—1973)，字文六，法名法贤，临海大田东塍人，早年加入光复会。1917年始钻研佛学，曾受密宗灌顶。他还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兴办救灾服务及办学、办公墓等；并建造临海等地钢筋混凝土桥梁多座；晚年居台湾桃园县大溪斋明寺。在弘法、修持的同时，还负责《中华大藏经》的出版工作。著作有《金刚经诠释》和《心经诠释》等。

澹云(190l—1975)于49岁始任国清寺住持，前后达26年。任职之初，即遵百丈遗风，率众躬耕，令全寺大众四事无缺，爱国爱教成绩卓着。寂后由唯觉(1919—1990)继任。唯觉为国清寺的修复亦不辞辛劳，曾两次访日，为中日两国佛教徒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

临海茅庵僧人理权(1893—1966)，解放前曾任上海法藏寺西堂兼法藏佛学院教席，也曾于大中国新声广播电台播讲佛法，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建国后回原籍，居巾山，领导僧尼爱国爱教，组织巾山草包厂，过工禅生活，并为端正临海佛教教风和开展社会公益事业，做了有益的工作。

临海居士林义行(1909—1958)，职业教师，业余潜心佛典，精进修学，着有《法源论》、《净土决疑碍行答问》、《临海高僧传》等多种。他所组织的兜率寺莲社，在教务和社会公益事业活动等方面开展得较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临海较有影响的居士团体。解放初期，他为了搞好佛教界的改革，使之适应时代的发展，曾着文发表于《现代佛学》上，建议寺院在寺务委员会领导下，分修持、生产、佛学研究等组进行工作，提倡劳动与修持相结合；为使佛教后继有人，还主张举办“佛教工读学院”；并在50年代为寺院开展生产自救、自食其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革”10年，佛教大衰，正信佛徒寥寥。

1972年，国务院拨巨款整修国清寺，以适应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需要。近年来，党和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台州地区佛教开始恢复，并有显着成绩。

天台山的高明寺、真觉寺、方广寺及赤城山紫云洞继国清寺之后陆续修复、开放。1985年10月临海的天宁寺迁址修复于南山殿故址，为台州地区第一所县级开放寺院。接着各县、市相继开放一些寺庵，供佛教信徒举行宗教活动之用，并先后成立了佛教协会。1986年2月临海市佛教研究组召开“新时期的佛教”学术讨论会，还举办讲习班，组织信徒学习政策和教理。1988年4月在原讲习班学员的基础上，成立了临海市佛教居士林。1989年1月温岭县丹崖居士林成立，国清寺佛学研究社和地区尼众培训班第一期各有学员13名，相继结业；高明寺幽溪佛学苑于1989年秋恢复招僧学习并开课讲学。

1989年11月台州地区第一届佛教代表会议在天台山高明寺召开，同时成立台州地区佛教协会。继而创办会刊《台州佛教通讯》(1991年后更名《台州佛教》)，是台州地区佛教界学习政策和教理、交流经验的园地，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地区性基层佛教刊物。当时全地区有正式恢复佛教活动的开放寺院16所，僧405人、尼665人。

1975年至1989年日本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四次至天台山朝礼祖庭，并相继建有“祖师碑亭”、“法华经幢”及“般若心经奉纳塔”。1988年美国洛杉矶华侨信徒成立“天台山国清寺护法会”，集资为国清寺新建观音殿、玉佛阁、五百罗汉堂。近年来，英、法、德、意、韩、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亦纷纷至天台山朝礼。天台山佛教的弘扬，体现了我国现行的宗教政策的贯彻与落实，增强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与旅游事业，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2年春于临海香光居

谈临海龙兴寺在日本天台宗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日本天台宗创始于最澄法师，大师求法于天台山道邃大师，这是世人皆知的事。但其真正求法之地，知者甚少，或不加注意，即使从史中读到，知其在台州的活动主要在龙兴寺，也不知龙兴寺在什么地方?此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考查明白。今值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妙善大和尚对天台宗弘扬与研究之重视，特撰文如下：

一、道邃大师与最澄法师的龙兴寺因缘

天台宗十祖兴道尊者，讳道邃，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闻荆溪湛然于天台佛陇寺传教观之道，往依之，洞悟玄旨，无所凝滞，荆溪嘉其敏悟，即与其说：“汝能嗣兴吾道矣！”遂授以《止观辅行记》令其敷扬。

此后道邃大师开座说法，析理精微，闻者无不领悟，同门元皓，深加叹服。唐贞元二十年(804)九月，日本国僧最澄远涉重洋入唐求法，经宁波至台州。时道邃大师居天台山修禅寺，其时适应台州敕史陆淳之请，于台州龙兴寺讲《妙法莲华经》及《摩诃止观》，最澄往听，从之受法，研习天台教观，抄写天台论疏，夜以继日，精进不辍。翌年三月初二夜亥时，与中国僧人27位，同受菩萨戒。受戒后，携所抄经卷返日。临行前，诣台州敕史陆淳，求作判语，以取信国人。敕史嘉其诚，即于其唐牒上作判语：“最澄阇梨，形虽异域，性实同源，特禀生知，触类悬解，远求天台妙旨，又遇龙象邃公，总万法于一心，了殊途于三观，亲承秘密，理绝名言，虑他方学徒不能信受，处请当州印记，安可不任为凭。

大唐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朝议持节

台州诸军事守台州敕史上柱国淳给书日本国入唐使。”①(见《大正藏》55卷，2159经《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最澄是能够矫正人们行为的教师，虽然出生于日本，但佛性无异，他聪敏智慧，僧俗都敬重，先此已受学于本国，今再求教于道邃大师，已归万法于一心，明了诸法门皆不出三观之旨，已能传承显密之教，尚恐其本国的僧徒，不能信受他所说的法，求为作证，那可不依呢！

最澄大师及其弟子兼翻译义真法师从贞元二十年十一月五日至龙兴寺，到次年三月二十五日离开，约有140天时间，是他入唐求法居住时间最长的得法地。最澄大师回国后，开辟比睿山为日本的天台山，创一刹为传教寺，遂创日本天台宗，遥尊道邃大师为日本天台宗之始祖。由此可知日本之有天台宗，实是最澄从龙兴寺受道邃大师教之故，法缘殊胜，永载史册。

此外，我们还可从最澄大师的《天台法华宗传法偈》的记载来看，他在台州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龙兴寺。在《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中，还证明抄经地点是“大唐台州临海县龙兴寺净土院”。

二、龙兴寺在临海何处?

查有关史料，在中日佛教关系史上，不但龙兴寺与最澄大师有殊胜的因缘，而且还与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有关，因在他所撰的《行历抄》中，也有过关于龙兴寺的记载，这事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讨论。还有唐代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时，曾驻锡该寺；日本美术史上最早的肖像雕塑艺术开创者，现作为国宝供奉在日本唐招提寺的鉴真大师像作者，鉴真的弟子思托，亦为该寺高僧；宋代日本天台宗大云寺主成寻，也曾寓居该寺。但由于历史的疏忽，龙兴寺址究竟在临海城内何处，台州历代史籍乏载，查历代台州府及临海县的《方志》，都不得其解，遂成千古之谜！

三、龙兴寺即临海天宁寺

寻根究底查明龙兴寺址，这是中日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中日两国作为天台宗佛教信徒的一员，大家都在关心此事；中日两国的学者，为了使天台宗的历史更清楚，也为此课题绞尽脑汁；临海市的有关部门则另有想法，亦在研究此事，但一直无有着落。

1990年8月15日，日本东京大学田村晃佑教授、里道德荣副教授等三位学者专程至临海考察台州龙兴寺遗址，但从天台山至临海几天的访求，终亦无获而返。

后不久，田村教授又致函当时的临海市宗教科杨齐通科长，转询于我，问龙兴寺是否就是唐时的台州开元寺，今之天宁寺?并附寄一纸日本天台宗第五祖圆珍(814—891)所撰《行历抄》中有关台州龙兴寺记载的复印件，其内容为：

“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台州)开元寺……此开元寺者，本龙兴寺基……陆淳郎中屈天台道遂和尚，于此寺讲止观。日本国比睿大师(即最澄)从明州(浙江宁波)转□到此临海县，至此龙兴寺，参见道邃和尚，听读止观，正此地也。拆寺以后，于龙兴寺基起开元寺，更不置龙兴寺。寺门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山脚灵江。”

我们一看圆珍《行历抄》，龙兴寺址问题的真相大白，终于揭开这个千古之谜。原来台州龙兴寺即台州开元寺，台州开元寺即今之临海天宁寺。

据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27《寺观门》载：

“报恩光孝寺，在州东南一里一百步，巾子山下，唐开元(713—741)中建，旧传有小刹七：曰楞严、水陆、证道、积善、天光、景德、藏院，至是合为一，赐额‘开元’……政和元年(1111)改‘崇宁’为‘天宁’。”

天宁寺原址在临海旧城巾子山西南麓，80年代中为将天宁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开放，经有关部门协商后批准将该寺迁至近旁的南山殿，并修葺一新。

圆珍《行历抄》说龙兴寺“寺门巽隅有山，名小湖山”，在日语中，“湖”与“固”同音，即临海城内的小固山。《临海县志》卷三《叙山》载：“小固山，在城东南，与大固山(今临海旧城‘揽胜门’所在处)相望，高七十丈，周围四里。”小固山东原有小固岭，在1964年建造灵江大桥时夷为平地。可见，龙兴寺即开元寺，后之天宁寺无疑。

龙兴寺之谜已揭开，但寺始建何时呢?宋释志磐《佛祖统纪》卷40认为，建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敕天下诸郡兴建龙兴、开元二寺。”《旧唐书·中宗纪》则认为建于神龙元年(705)二月丙子，诸州署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龙兴、开元两寺并建已为《行历抄》所否定，而神龙元年所建之寺名“中兴”而不名“龙兴”，究竟孰是孰非?笔者认为：龙兴寺当建于景龙元年(707)。唐代天台山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天后)竟传位于中宗孝和皇帝。景龙元年，敕天下州郡，并令置景龙观。二年，改为中兴观。三年，改为龙兴观。”由此可知，龙兴寺亦初名景龙，旋易中兴，后改龙兴。又《旧唐书》作者与欧阳修、志磐，俱为五代南宋人，应以唐杜光庭之说为准。《台州广播电视报》周琦先生亦持此观点，并着文发表于《东南文化》。

鉴于龙兴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临海市政府已据临海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市博物馆及宗教部门的意见，恢复天宁寺为龙兴寺之名，并按唐代布局重新拆建。寺院土木工程经四个多月的紧张施工，已告一段落，并于5月14日接待了复寺后的第一批日本客人。

天台宗在港台的弘传与发展

一、天台宗在香港

香港地处我国南方，其地理位置居广东省珠江东侧。据史料记载香港佛教的史迹，可上溯到公元380—458年的晋、宋时代，那时杯渡禅师在屯门山(现名青山)上所建的杯渡庵，是不可忽视的佛教古迹。到了明代，锦田观音山凌云寺的建立，使香港佛教进入活跃的时期，其后史料失考。

民国以后，香港与各国人士的交往日趋频繁，内地佛教界人士与其交往也不断增多，香港的佛教也就重新兴盛起来。目前已发展到有200多个学术团体、400多所寺院的旺盛局面，有出家二众3000余人以及占人口总数70％的在家男女居士，呈现出弘法、修持、文化教育、佛教院校和社会公益事业全面发展的佛教新景象。

由于谛闲(1858—1932)法师的高徒倓虚(1875—1963)等法师的传播，使天台宗在香港有了较好的发展。

历史上推到1927年春，那时台湾茂峰法师又集信众之力，在新界荃湾山上建立东普陀寺，殿宇巍峨，规模宏大。其后，该寺依十方丛林制式，集四方云游僧如法行道，每年还开四次讲经法会，弘扬佛法。寺内还设有“佛教宗学研究班”，专门研究天台、净土二宗，“教宗天台，行归净土”继承了智者家风，为天台宗在香港的传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34年在香港跑马地成立了“香港菩提”，在觉一、可仁、华庵诸法师的倡导下，努力传播天台教观。同年夏天，芝峰法师(即石鸣珂居士1901—1971)应佛学会的邀请，赴港讲演《大方等如来藏经》。由于芝峰法师专精唯识、天台、律宗，故在香港影响颇大。

1949年末谛闲法师的高徒、天台宗巨匠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及协助倓虚法师开拓东北天台宗道场的定西法师等都来到香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倓虚大师还偕同青岛湛山寺的学僧一同南迁香港，在新界荃湾的九味半区弘法精舍创办了华南学佛院(即后来的华南佛学院)。学院坚持了湛山寺佛学院的僧伽教育精神，一直持续到1963年倓虚法师圆寂。大光、智镜、圣怀和乐渡诸法师，皆出自这所学院，为香港佛教界培养出不少的优秀弘法人才。后来乐渡法师到美国创建道场、弘扬佛法，任美国佛教会会长，更使天台宗远渡重洋。倓虚法师还在香港创设了谛公纪念会、清水湾湛山寺等，均为天台宗的道场。

除华南佛学院之外，永惺法师主办的菩提佛学院，是又一所着名的僧伽学校，该院礼请天台宗硕德显明法师出任院长，设于荃湾三叠潭西方寺内，除讲授佛学外并旁及各学科，是一所中学部、大专部、研究部齐全的学府。学僧来自香港、台湾和远至新加坡、马来亚及韩国等地。

佛教文化事业的另一个方面，是图书馆及出版业。1960年倓虚大师成立“中华佛教图书馆”，馆内收藏了大量的佛教图书，除供各界人士借阅之外，兼发行经书及与佛教有关的著作；由香港佛教志莲净苑主办的“志莲图书馆”，于1936年3月8日揭幕，本着“弘扬佛经、保存佛教文献资料，提倡佛学研究风气”的精神，为学佛者提供幽静的环境，是目前香港最大的佛教图书馆；此外还有何泽霖居士创办的“香港佛教图书馆”等都藏有包括天台宗文献在内的佛教经籍图书，为天台宗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服务。香港佛学书局及香港佛经流通处几十年来出版和流通了大量的有关天台宗著作和经典，又为天台宗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方便。

二、台湾的天台宗

台湾的佛教传续历史并不长，明永乐年间(1647—1661)郑成功之子郑经为其母在台南建弥陀寺并延僧居之，是一般公认的佛教正式传入台湾的标志。此后广东、福建僧人赴台的渐多，寺院亦有兴起，民国以后经灵泉寺善慧、法云寺觉力、凌云寺本圆诸法师的弘扬，佛教始遍及全岛。建国前夕章嘉、白圣、悟明、慈航、东初、煮云、星云等一大批僧伽迁往台湾，从而使台湾佛教有了新的起色。天台宗在台湾的影响和实力虽不及香港的殊胜，但亦可谓有续传灯。

斌宗(1911—1958)法师，台湾彰化人，年14出家于狮头山闲云法师门下，17岁结茅台中汴峰。22岁至厦门，遍历江南诸山，得戒于天童圆瑛大师。后至观宗寺弘法社，得宝静大师赏识，旋至国清寺天台佛学研究社亲近静权大师，专攻天台教观三年，深有得，曾被请任国清寺辅讲。1939年返归台湾，弘法于台北、台中、新竹、屏东各地，以天台家规宣讲《地藏》、《弥陀》、《金刚》诸经，首开台岛研教弘经之风。1943年创法原讲寺于新竹古奇峰下，1946年于寺内办“天台宗高级研究班”，1949年冬改称“南天台佛学研究院”，自任主讲，培育人才，以重光祖国正统佛教为职志。1955年创“南天台弘法院”于台北中山北路，次年春又建“法济讲寺”于新店涵碧峰，1958年古历二月十九日于弘法院圆寂。

继有慧峰(1920—1973)法师至台弘化。法师河北滦县人，19岁出家，次年在哈尔滨极乐寺倓虚大师座下受具足戒，从学天台教观。曾执教于长春般若寺佛学院和青岛湛山寺佛学院。1948年赴台后，主持佛学讲座于各大寺院。1954年，创湛然精舍于台南，1967年扩建为湛然寺；1969年，又在高雄大岗山建法华精舍，于此隐关三年。毕生说法化众，授律传戒，德誉甚隆，扩大了台宗在台的影响。

曾亲近谛闲、宝静二老的显明(1917— )法师，历任观宗弘法社及香港弘法精舍辅讲、主讲等职。受宝静法师传法，为“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五代”。赴台后于慈航佛学院、南光女众佛学院、东山佛学书院、中国内学院、能仁佛学院等处讲课弘法。着述有《法华经解》、《教观纲宗讲记》、《天台四教仪要释》、《始终心要略解》、《法华玄义简述》、《天台止观节要》等，成《显明大师法集》10册，1983年由台北观宗别院出版后，被誉为“天台学精华大系”，象征着智者大师的教观正统已正式分灯台岛。

当代有斌宗大师的亲教弟子慧岳(1927— )大弘法化于台湾。法师台北县人，1940年依斌公剃度，1949年受具于厦门南普陀寺。斌公圆寂后，继主台北法济寺。1960年至日本东京立正大学深造六年，学成回台创中华佛教文献编撰社、中国内学院、止观实践堂等，以文化推动弘化。所着《天台教学史》(1974年版)以台宗传承史为经，教观思想为纬，系统实用，极具价值。又将唐湛然大师之《摩诃止观辅行弘传诀》及明蕅益大师《法华经会义》等标点分段，重排精印，广受学人欢迎。近年来多次来大陆朝礼国清、玉泉两大祖庭，财法兼施，积极增进两岸佛子的友好交往。

发达的台湾佛教出版业，给台宗教典的出版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诸如中华佛教文献编撰社之《智者大师别传增注》、新文丰出版公司之《谛闲大师遗集》、佛教书局之《天台宗纲要》、佛光出版社之《天台思想入门》、大乘文化出版社之《天台学概论》等一大批古籍和新着，得以整理问世。此外天台宗寺院和个人自行倡印的，也很可观，除上面提到的法济讲寺之《斌宗大师遗集》、观宗别院之《显明大师法集》外，台北湛然寺1986年为纪念慧峰法师而发起印行的《天台藏》，选收《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天台宗珍贵要典，洋洋精装10册，堪称宝岛台宗的一大盛事。

此外，香港觉光法师1964年在台北设正觉莲社下院，乐果法师在南投观音山创建佛光寺，以及倓虚大师门人晓云法师、蔡念生居士等，都是值得一提的台宗道场和弘法人才。

净土宗在普陀山的传续

净土宗以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宗旨，俗称“念佛法门”。又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后是莲花化生的，同时还因为净土宗的成立，是以东晋慧远(334—416)大师在庐山集僧俗123人结白莲社为始，故又称“莲宗”。继之提倡念佛法门的有北魏昙鸾(476—542)，唐代道绰(562—645)等，而建立此宗理论体系，则推善导大师(613—681)。被誉为普陀山禅宗始祖的真歇清了曾说：“乃佛乃祖，在教在禅，皆修净土，同归一源。”因此，普陀山各宗僧人，亦多兼修净土法门。宋、元、明各朝，普陀以禅为主，清以后，因有净业僧人居修，净土宗才在普陀山有较大的发展。

明万历五年(1577)，内臣明凤建朝阳庵，笃修净业，其徒真主、徒孙如乐皆内臣出家，坚守师业，克绍前声。明末，僧履端海观建林樾庵以修净业，融禅、净于一炉，着《林樾集》，张煌言为之作序。文集中有《海观白香山绘西方极乐世界图引》等。

道光九年(1829)，僧定智住持普济寺，二十三年(1843)又主慧济丈席，退院后隐茅庐，静念弥陀，冀登道岸。其时又有在经昌茂(1766—1848)出家于积善堂，终身供奉阿弥陀佛及地藏菩萨，见人辄谈因果、劝修净土，归依者盈千。他尝刊印佛经数种及《万善同归集》，以扬福慧双修、理事齐进，自他两力结合往生净土之志。《净土圣贤录·续编》载其往生事迹。

立山满圆(1825—1889)于同治九年(1870)掩关伴山庵，日礼华严，遍参海众。壬申年(1872)春，信真和尚率众叩关，请主法雨。不数年百废俱举。后为净业计，建常明庵于清凉冈麓，光绪十年(1884)退居是庵，念佛不辍，决志西归。又定庵内二时课诵，二时念佛，永为恒规。置稻田222亩，为常明庵大众资粮。尝开示门人云：“净土一法，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圣下凡，皆当修持，汝辈恪遵毋废，若有废者，非我弟子。”可见其用心良苦，终度弟子数十人。化闻福悟(1840—1897)亦为其所披剃。悟又传弟子达40余人，临终能趺坐西逝，足显圆师弘化之力。开霁源辉(1838—1913)祝发于伴山庵化闻悟，悟付衣钵，着有《僧家竹枝词》、《西方乐四十八咏》、《极乐歌注释便蒙》各一卷。辉于《僧家竹枝词自序》中说：“今时出家易，僧众愈多，真衲愈少。无论乡曲小庙，除应酬经忏外，不知修行为何事，宗教律净，杳焉不闻，师无以为教，弟子亦无以为学。即通都大邑，名山巨刹，亦往往重外而轻内，舍本而逐末。以集缘兴造为急务，置身心性命为缓图。”又谓：“计惟有念佛一门，十方诸佛所共赞，历代祖师所共劝，横超三界，带业往生，人人可行，圆顿直捷。”为净宗的弘扬，起重要作用。慧源嗣铣(1841—1898)受记于定智尊宿，光绪间历主弘法寺、普济寺，曾建丈室三楹以礼佛诵修。甲午年(1894)退居归隐事佛，戊戌(1898)春染病，作“这个皮囊臭，在世终非久，一句弥陀佛，直向西方走。”偈毕趺坐而逝。

玉峰古昆，一号恋西，自咸丰辛酉(1861)来山，隐居慧济寺近30年。因阅《净土十要》，觉如遇明灯，再览幽溪《阿弥陀经略解圆中钞》，益增法喜，自此严持戒律，一心念佛，自行化他，惟诚惟恳，复刊大乘经律、净土妙典，僧俗从化者甚众。师自发心后直至临终，日持佛号6万声，二时回向，寒暑无间，永为定课。每作开示，其言痛切，闻者流泪。临终合掌猛力念佛数百声而寂。次年(1893)二月望日荼毗，现诸祥瑞，缁素数百人共见。著作有《专修法门解谤》、《西方合论原序》、《石经圆满恨心自策》、《净土十要秘藏指南赞》、《念佛四大要诀》等。今将其《劝利钝各修》偈抄录于下，以公诸同修参阅：

“奉劝利根智慧者，应当日夜看经教。看通一切妙法门，到处弘扬将恩报。或宗或教或戒律，切莫执一令人笑。以此功德愿往生，上品上生必先到。奉劝钝根障重者，应当念佛休看教。佛既慈悲劝念佛，急急须求西方到。方合弥陀经中义，方合六方诸佛言。方得临终心不乱，方得弥陀现其前。”

通智寻源(1843—1907)，别号忆莲沙门。平生志在《楞严》，行在净土。日课佛号3万，晨持《大悲咒》一尺香为度。尝对学者言：“禅宗名为教外别传，净土实为教内真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合掌念佛而逝。着有《楞严开蒙》10卷，复刊《弥陀疏钞》及其它净土经解多种，是普陀山近世殷勤劝导、不遗余力的弘扬净业者。

天台僧晓柔，曾着《净土证心集》，其时亦寓居普陀山，为僧众所崇。三圣堂真达，曾作《阿弥陀佛百颂》，歌颂阿弥陀佛功德，弘扬净土法门。后建上海太平寺为三圣堂下院，并在苏州灵岩山寺得印光大师的帮助下，建为专修净土法门的道场。

印光圣量(1861—1940)于光绪十九年(1893)迁居普陀山法雨寺，于寺精研佛学，严持戒律，专修净业数十载。力倡净土法门，强调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为三根普被之应机法门，末法众生舍此莫由出离生死。主张以恭敬心、深心信愿持名念佛，并敦伦尽分，闭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为往生资粮。皈依弟子遍天下，对佛教影响极大，殁后被尊为我国净土宗十三代祖师。有《印光大师文钞》及《文钞》续编、三编，《嘉言录》、《菁华录》和《印光大师全集》行世。

当时又有天台宗高僧幻人、谛闲等法师留居普陀，提倡“教宗天台，行归净土”，对近代净土宗的传播有较大影响。一时普陀山修净者群集。光绪三十四年(1908)，鹤鸣庵监院文莲及徒广通创“念佛会”，提倡念佛求生净土。今庵殿外尚存《净土胜会碑》，上镌400余善信芳名。清末又组“万年念佛会”于常明庵，祈“十方檀越，信心愈隆，同入佛会，同念佛名，同生佛土，同成佛道。”清末民初，慧济寺内设“净土关”；民国间，伴山庵建“每年四月打一佛七”为自行化他之规，并勒石。碑石至今尚留在新建大殿廊下。

西方净苑重建于1993年，是妙善大和尚主持创办的全山第一所专修净土道场。净苑以苏州灵岩山寺为样板，制定了《念佛堂规约》12条。规定进堂者，“二六时中、惟佛是念，惟净土是求”，规定诸师“除公务或疾病者外，大众一律参加”，坚持每天坐香净修。在监院佛祥法师带领下，全苑以《规约》为准绳，时时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整肃威仪。莲宗的特色又于普陀山重现，专修或兼修念佛法门者，随处可见。普济寺知藏贞缘法师，除劝人念佛之外，昼夜唯弥陀是念，人称其为“阿弥陀佛”。

禅宗在普陀山的弘传

普陀山是浙江省东北部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华严经·入法界品》有善财参拜观音菩萨于普陀洛迦(或译补怛洛迦)之说，遂称之为“普陀”。原为梵语音译，意为“美丽的小白花”。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日本僧人慧锷自五台山请到一尊观音菩萨像，准备运回日本，在途经普陀莲花洋时，风暴大作，洋面上出现数百朵铁莲花，挡住他的去路，于是就留在潮音洞附近紫竹林边(后建“不肯去观音院”)，自此，普陀山成为崇奉观音的道场。

禅，是梵语“禅那”的音译之略称，意译为“静虑”、“思惟修”，就是用静坐思惟的方法，以期彻悟自心，故名禅宗。5世纪时，达摩从南印度来到我国，住河南嵩山少林寺，传心法于慧可，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主张以心印心，不立文字，所以禅宗又称“教外别传”法门。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称为五祖。弘忍门下出神秀、慧能二大弟子，分为北南两宗。后来慧能在广东曹溪南华寺弘扬禅法，开顿悟法门，被尊为禅宗六祖。慧能以下，又分南岳、青原两系。南岳一系发展为临济和沩仰二家；青原一系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合为五宗，称为“一花开五叶”。北宋中叶以后，唯临济、曹洞二宗盛行，后临济又形成黄龙、杨岐二派，与五宗合称为“五家七宗”。自中唐以来，禅宗成为我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直至于今全国佛教寺院除少数律寺、讲寺、净寺外，几乎都是属于禅宗，并以临济宗最盛。普陀山佛教亦以禅宗为主。

南宋建炎间(1127—1130)，曹洞宗九世法裔大休宗珏寓居普陀，弘扬禅法。绍兴元年(1131)，宗珏之师真歇清了(1091—1152)从真州(今江苏仪征)长芦山移锡普陀，请郡府奏准朝廷，改普陀山佛教律宗为禅宗，度弟子400，嗣法30余人，被尊为普陀山禅宗始祖。撰有《华严无尽灯记》，融华严宗思想入禅。又有《真歇清了禅师语录》二卷行世。此后飞锡来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绍兴七年(1137)，真歇法侄自德慧晖继任法席。晖曾于天童宏智正觉禅师处“彻法源底”，当时普陀风范，可与天童并峙。

嘉定年间(1208—1224)临济宗杨岐派后裔大慧宗杲(1089—1163)派下的闲云德韶、大川普济等先后住持宝陀寺，提倡“看话禅”。普济编《五灯会元》二十卷，删繁就简合《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种灯录为一集，汇集从七佛至宋代各宗禅僧的参禅故事和语录，多机锋禅语，为影响深远的禅宗史传文献。

稍后有梦窗嗣清住持宝陀寺，清师所弘传的是曹洞宗宏智正觉禅师所提倡的“默照禅”，与大慧宗杲所提倡的看话禅正好相对。“默”为“离言默契”，“照”是“灵明不昧”。修禅时“不触事而知，不对缘而照”，其知为“无分别之知”，其照为“无取而了”。这种禅修方法，可溯源至达摩大师的“壁观”，永嘉玄觉的“寂照”，将曹洞禅绵密细致的风格发挥致极，在当时虽受到大慧宗杲禅师的反对，但宋末又在普陀山流传开来。

有元一代，普陀山的禅宗在东洲永、一山一宁、孚中怀信、古鼎祖铭等禅师的倡导下，得到持续和稳定的发展。东洲永系宋末元初高僧，与元叟行端(1255—1342)等有莫逆之交，阐扬大慧宗杲门风。一山一宁(1247—1317)系临济宗杨岐派法裔，道德素着，精勤修持，大德三年(1299)在其住持宝陀寺，被元成宗敕封“妙慈弘济大师”，赍诏书使日本，居彼国19年，开创了24派日本禅之一的“一山派”禅法。孚中怀信于天历二年(1329)迁居普陀，敕封“广慧妙悟智宝宏教禅师”，有《五会语录》行世。古鼎祖铭(1280—1358)为临济十七世孙，赐号“慧性文敏宏觉普济禅师”，着有《四会语录》。至正十五年(1355)，大千慧照(1289—1373)迁主宝陀行化，续宗风。

明洪武初，有当时宗说兼通、行解相应的名僧大基行丕来主普陀，匡众说法，禅修之风不衰。永乐四年(1406)，江南释教总裁祖芳道联继主宝陀，人比之为宋真歇、元孚中，有《拙逸语录》传世。嘉靖间，山遭倭乱，殿宇荒废，但亦有真松等奉准来山修复宝陀寺，大倡宗风。此后，因皇帝崇佛，又因海寇的骚扰，致使普陀山佛教历数次兴衰，禅宗在普陀山亦随之复兴或式微。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川籍高僧别庵性统住持镇海寺，持律说戒，重新殿堂，领众精修，高步海隅。从兹一改自万历来百年第习讲律之传，为禅宗大乘之学，是为镇海寺禅宗开法第一祖。康熙三十年(1691)，性统撰《续灯正统》四十二卷，目录一卷，以补临济、曹洞两宗自大鉴以下僧传之不足。性统的著作尚有《祖师正宗道影》、《高峰宗旨纂要录》、《梅岑集》、《径山录》等行世。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临济宗天童密云四世法裔潮音通旭与徒绎堂心明来山省祖，旭受合山缁素并定海总兵蓝理之请，主席普济寺，“十稔之内，百废俱兴”，弘布禅法，类元之孚中，有《潮音语录》五卷并《潮音随录》1卷行世。是年海禁既弛，通旭又得心明之佐，合山禅风大振，元戎蓝理始纳其言，使普陀山再次“易律为禅”。见灴空焱(?—1729)于性统处“顿超妙悟”，雍正元年(1723)住持法雨，以同门犹子明智为监寺，宣扬妙义，整肃禅规，众心咸归。恒学能积(1744—1801)出家于普陀山悦岭庵，受正法后易名达积，为传临济第三十八世孙，后焚修于菩萨顶，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兴建慧济禅寺，嘉庆元年(1796)开钟板安众，为该寺禅宗之祖。信真空修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继主慧济丈席，前后数度计21载，宏阐宗风，远近景仰。

清末普陀山普济寺曾为临济宗续演内字派偈32字：

“心源广续，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演宽宏，惟传法印，语悟会融，坚持戒定，永纪祖宗。”

法雨寺亦从突空下“通”字派接续演48字：

“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廓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持妙理，继古贤公，信能行证，月朗天中。”

伴山庵更演外字派名60字：

“普山涌(永)莲花(化)，开了根又新，光耀如旭(晓)日，香洁遍微(泥)恒(洹)，优昙长发现，寂照继传灯，圆明澄觉海，定慧湛清碧，温良恭谦让，宗律教净密，大乘真实道，万法总归一。”

广东潮州开元寺，即为普陀山的分派，续量根宽为开元十方选贤制之第一任住持。从其内名、外号中，我们也可知普济寺法派偈的第四字，相当于伴山庵分派偈中的第八字。

清末民初以后，禅教律净密各宗僧人寓居普陀山，虽有圆照宽仁(1893—1990)等禅修大德住山，但在修持上渐趋融摄。1942年，临济宗法裔、原扬州高旻寺方丈妙善大和尚挂印来山闭关。1989年荣任全山方丈，重建和修复寺院33座，办起普陀山佛学院、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安养院、普济医院与建造露天南海观音菩萨大铜像，年年香客超百万人次，使普陀山佛教走向新的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