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方田教授：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

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

文章转自浙江学刊(杭州)1988年第3期

作者：华方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后，一直存在着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击撞、冲突与调和、融合的错综关系，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本文试图以四朝《高僧传》为主要依据，通过对浙江古代佛教学者的活动之分析研究，探讨它和古代浙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内在关系。

一、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的概况随着佛教在全国范围的兴衰消长，浙江佛教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由于浙江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等特点，浙江籍佛教学者也呈现出其令人注目的特殊风采。

首先，从静态上审视，有以下一些基本情况:

在数量方面，四朝《高僧传》总共记载了145位浙江籍佛教学者。其中《高僧传》15人，《续高僧传》22人，《宋高僧传》80人，《大明高僧传》28人。

从时间跨度来说，上述145位佛教学者的生活年代，分别早自东晋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晚至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前后共1027年，其中除了有15人年代不详外，两晋南北朝有25人，隋唐有68人，五代有14人，宋元明有23人。此外，查《御制神僧传》和《佛祖统纪》，前者所载浙江“神僧”16人，基本上是与四朝《高僧传》重复的。《佛祖统纪》中记载了205名浙江僧尼，主要是天台宗僧人，反映了浙江佛教学者在天台宗发展史中的突出地位。

在地理分布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主要活动在浙江西北部富饶的平原地带、东部沿海及一些风景秀丽的地方，即现在的杭州、绍兴、宁波和温州等地。这些地区都是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山清水秀的风景胜地。

在派别类型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佛教学派、宗派。从南北朝的成实、涅槃、毗昙等学派，到隋唐时期的天台、华严、律、净土、禅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各派各宗都有浙江佛教学者活动的踪迹，而其中尤以天台宗人为最多。

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又有层次高低之别，其中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贡献较大、知名度颇高的有:慧皎、灌顶、道宣、文纲、少康、澄观、良价、文偃、文益、贯休、延寿、宁、知礼、皎然、元照、智圆等。他们分别在创宗立派、着书立说方面各有突出的贡献，而且有的在诗歌、绘画、书法、雕塑等方面也颇为擅长。他们大大丰富了包括浙江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宝库。

其次，从动态上审视，浙江佛教经历了显着的演变过程。

就僧人的数量变化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逐步发展进到繁荣兴盛。在此期间，浙江佛教活动起步虽较中原地区为迟，但佛教人才迅速成长，名僧辈出。四朝《高僧传》所载，南北朝时代浙江佛教学者有25人，约占总数的20%。隋唐佛教宗派的纷纷创立，标志着中国佛教达到鼎盛时期，浙江佛教也达到了高潮，涌现出一代佛学宗师。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此时期的浙江僧人有82名，竞占总数量的63%。唐代“会昌法难”及“安史之乱”后，佛教已度过其黄金时代而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浙江佛教特别是禅宗和净土宗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和一定的盛况，但毕竟也是强弩之末了。四朝《高僧传》中记载的宋元明三代的浙江僧人共有23位，约占总数量的18%。由此我们也大体上可以从中透视出浙江以至全国佛教发展的兴衰过程。

就派别类型的变化而言，迄至南北朝时代，浙江僧人主要隶属于成实、毗昙、涅槃等佛教学派。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形成了天台、唯识、华严、禅、净土等八大宗派。浙江是天台宗的根据地，而天台宗又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起着开风气之先的重大作用，对以后其他一些宗派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浙江僧侣以天台宗人居多，几乎每个浙江佛教学者都是以学习《法华经》开始其佛教生涯的。宋代以来，其他宗派都日趋衰微，唯有典型中国化的禅宗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宗，分别或以其简易直接、明心见性的法门或以廉价出售天国门票，赢得了广大士大夫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支持。此后还由于儒释道的合流，佛教日益与儒、道融为一体；同时，佛教内部各宗派也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如禅宗与华严、天台两宗的融合及禅与净土的合流，支配了此后浙江佛教学者宗教活动的轨迹。

再就地理文化的角度而言，伴随着汉文化中心的变迁，浙江佛教的地位和形势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地理空间位置上，汉文化中心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迁移，这就导致了江南文化特别是江浙文化的日益繁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乱”及北宋政权的建立，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西向东的转徙，而“靖康之难”则造成了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契机，实现了汉文化中心由开封——洛阳的东西向轴心，向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的转变。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活动中心也随之移到了江南。所以，宋元时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为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为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鼻祖良价、文偃、文益，宋代天台宗之主要代表人物义寂、知礼、遵式，宋代净土之省常，宋代华严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代以来浙江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传统文化发展的重大影响。

二、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的业绩

通览四朝《高僧传》及有关资料，我们发现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对佛教无不虔诚备至，他们躬行自己的信仰，积极参与一切有利于弘扬、光大佛教的活动，在促进佛教的中国化，丰富中国古代文化，扩大中国佛教的国际影响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从六个方面具体说明这些学者的重要活动及其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1)积极创宗承传，增添佛教的新气象。中国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创宗立派活动中，浙江籍佛教学者发挥了其创造精神，独树一帜，开启一派之风气。如道宣(596——667)，原籍长城(今浙江长兴；一说江苏丹徒人)，因常住陕西终南山研究、弘传《四分律》，创立律宗，世称南山律师。此宗后来极为盛行，后又经鉴真传入日本。良价(807——869)，会稽诸暨(今浙江诸暨)人，禅宗曹洞宗创始者之一，因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县)，被称为“洞山良价”。良价宣扬“森罗万象，古佛家风”，主张即事见真，从事象上显现出理体。此宗宗风细密，流传久远，影响很大，并传入日本。文偃(864—949)，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禅宗云门宗创始者，因住韶州(今广东韶关)云门山弘扬禅宗，自成一系，世称“云门文偃”。此宗注重一切现成，举扬一家险峻而简洁高古的宗风。北宋时极为隆盛。文益(885—958)，余杭(今浙江杭县)人，禅宗法眼宗创始者，晚年住金陵(今南京市)清凉院传法，因称“清凉文益”。他创立的家风是“对病施，相身裁缝，随其器

量，扫除情解”(宋·晦岩智昭《人天眼目》卷四)，在宋初盛极一时。

在继承祖师衣钵，发扬自宗家风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在天台宗的传法世系中，浙江佛教学者尤为令人刮目。继首创天台宗的四祖智之后，一直到第十五祖义寂，除九、十、十二祖之外，其余八祖皆为浙江本省人。他们是:五祖灌顶(561—632)，临海章安(今浙江临海县章安镇)人，世称章安大师。六祖智威(?—680)，处州缙云(今浙江缙云)人，上元元年(674)居于轩辕炼丹山法华寺传教，故号“法华尊者”，时人称“大威”。七祖慧威(634—713)，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人，号“天宫尊者”，时人称“小威”。八祖玄朗(673—754)，婺州乌伤(今浙江义乌)人，曾隐居左溪岩，世称“左溪尊者”。十一祖广修(771—843)，东阳下崑人。十三祖元琇，生卒年代不详，天台县人。十四祖清竦，生卒年代不详，天台县人。十五祖义寂(919—987)，温州人，因住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传授天台教观，遂被称为“螺溪大师”。其中灌顶从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师事智起，到隋开皇十七年(597)智去世为止，一直跟随智，成为智创建天台宗的得力助手。智的着作多是由他笔录成书的，他建国清寺，敷衍师说，着作宏富，在天台宗史上居有重要一席。义寂曾通过当时信奉佛教的吴越王钱俶，遣使到高丽(今朝鲜；一说去日本)访求天台教典，求得不少典籍，使天台教典在经过“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的破坏后由湮灭而复兴，实是使天台宗得以中兴的人物。义寂死后，天台宗内部逐渐演成“山家”、“山外①”两派。“山家”的挂帅人知礼(960—1028)，“山外”代表人物智圆(976—1022)分别为四明(今浙江宁波)，和钱塘(杭州)人氏，在天台宗历史上和知礼齐名的遵式(964—1032)，为宁海人。可见，天台宗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实有赖于浙江佛教学者的积极活动。

此外，有澄观(737—838或738—839)，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初遍学“三藏”，后专研《华严》，成为华严宗的集大成者，被尊为华严四祖。子(?—1038)，嘉禾(今浙江嘉兴)人，系宋代华严宗代表人物之一。少康(?—865)，缙云仙都山人，佛教史称“莲宗七祖”之一。延寿(904一975)，钱塘人，也称“莲宗七祖”之一。省常(959—1020)，钱塘人，“莲宗七祖”之一。允堪(?—1061)，钱塘人，元照(1048—1116)，余杭人，是为宋代律宗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可见，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在华严宗、净土宗和律宗的传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勤于注疏创体，丰富中国佛教文库。浙江历来为人才荟萃之地，加之江南佛学一向偏重义理，因而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大多勤于着述，注、疏、论、抄、记、传、志、录、偈，作品极为丰富，为汗牛充栋的中国佛教文库增添了不少新鲜的内容，并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据初步统计，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有作品传世的有41人之多，留下书籍127 部，卷数逾千。其中给后世佛教思想发展以一定影响的作品有:《高僧传》14卷，《涅槃义疏》10卷，慧皎着；《法华义疏》3卷，慧基着；《毗县大义疏》十余万言，慧集着；《俱舍文疏》30余卷，《金刚般若经注》，《大庄严论》(译)，《大庄严论文疏》30卷，《法华经缵述》10卷，慧净着；《般若经注》，僧旻着；《成实疏数》10卷，洪偃着；《三论文疏》，慧田着；《涅槃经疏》23卷，《观心论疏》5卷，《国清百录》4卷，《涅槃玄义》2卷，《天台八教大意》1卷，灌顶着；《华严经疏》60卷，《华严经随疏演义钞》90卷，《华严法界玄鉴》2卷，《三圣圆融观门》1卷，澄观着；《法华经科文》2卷，玄朗着；《宝镜三昧歌》，良价着；《宗门十规论》，文益着；《宗镜录》100卷，《万善同归集》3卷，延寿着；《续高僧传》30卷，《广弘明集》30卷，《释迦方志》2卷，《集古今佛道论衡》3卷，《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分律拾毘尼义钞》3卷，《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2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道宣编或着；《大宋高僧传》30卷，《大宋僧史略》3卷，宁着；《楞严经疏》(后被称为《长水疏》)10卷，子璿着；《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少康和文谂合撰；《行事钞会正记》，《戒疏发挥记》，《业疏正源记》，《毘尼义钞辅要记》，允堪着；《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42卷，《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22卷，《四分律含注戒疏行宗记》21卷，《观无量寿佛经义疏》3卷，《阿弥陀经义疏》1卷，元照着；《止观义例》，《法华不妙》，《不二门科节》，义寂着；《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6卷，《金光明经文句记》12卷，《观音经玄义记》4卷，《观音经义疏记》4卷，知礼着；《贻谋钞》1卷，《首楞严经疏》10卷，《四十二章经注》1卷，《遗教经疏》2卷，《阿弥陀经疏》1卷，《涅槃经疏三德指归》20卷，智圆着；《涅槃经夹注》80卷，礼宗着；《四分律辅篇记》10卷，《金刚经义疏》7卷，玄俨着；《号呶子》10卷，《儒释交游传》，皎然着；《金刚集注》，《心经消灾经注》，《弥陀经句解》，性澄着；《四教仪经》，弘济着；《阿弥陀经集注》1卷，普智着等。这些着作中的僧传、开宗性着作和编纂古代思想斗争的论集，对于研究古代佛教史和古代思想史，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大力培养门徒，扩大佛教势力。僧(人)和佛、法一样，为佛教“三宝”之一，其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佛教实力的强弱和命运的兴衰。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大都继承了带徒传法的传统，积极培养门徒，以承传灯火，扩大势力。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传法在百人以上者有十三人，在千人以上者有九人。如慧基传徒一千多人。子璿化众“几一千”。知礼门下“嗣法二十七人，入室四百七十八人，升堂一千人”《佛祖统纪》卷12，《四明法智法师法嗣》，其中知名的有广智、神照、南屏。道宣传弟子“千百人，其亲度日大慈律师，授法者文纲等”(《宋高僧传》)。从慧棱出世者“不减一千五百众”(同上)惟宽“度黑白众殆及百千万”，“门弟子殆千余，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遗寄者曰义崇、圆照焉。”(同上)玄俨传法“殆出万人”(同上)“门人有法华、昙俊、崇默、龙兴、崇一、开元、智符、称心、崇义、香严、怀节、宝林、洪霈、觉引、灌顶”。(同上)传弟子最多者为慧约法师，据载“皇储以下，爱至王姬，道俗士庶，威希度晚，弟子着籍者凡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

值得特别一书的是，有的佛教学者培养出了不少在中国佛教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华严五祖、佛教哲学家宗密(780—841)为澄观门下四哲之一。良价传法曹山本寂(840—901)，并和本寂共创曹洞宗。天台宗人德韶(891—972)曾受禅宗法眼宗鼻祖文益的深刻影响。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传法于朝鲜人义通，义通(927—988)后在中国敷扬天台教观近二十年，成为天台宗的一代祖师。唐代僧人、卓越的天文、历法学家一行(673—727)曾师事于天台宗人慧朗(662—725)。唐律宗僧人文纲(636—727)师承南山律师道宣，又传法于道岸(654—717)。唐诗僧皎然(?—约790)出自天台宗人守直(700—770)门下。这些弟子对推动佛教的发展，抬高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都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四)建寺修庙造像，巩固佛教阵地。寺庙是佛教僧众奉佛拜祖、聚众修行的场所，民间文化活动的中心，同时也是储藏、陈列佛教经典、绘画、雕塑的艺术馆。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对于建寺修庙造像都十分重视。如僧瑜与同学昙温、慧光等于庐山南岭建招隐精舍；真观造金铜大象五尊，塔两层、寺两所。澄观曾建云花寺，并于该寺般若阁下画华藏世界图相，在所设十二次无遮大会上“塑形绩象”。唐代僧人子瑀之前，德清县全境无有一塔一寺，经过子瑀锐怀营构，德清始有精宇；他还抄写经籍一万六千卷。有的僧人上奏封建政府，请求支持修建寺庙的活动，如慧忠曾奏请唐政府在武当山建太一延昌寺，于白崖山党子谷建香严长寿寺，并于此两寺中各置一经以备度僧之用。有的僧人还大力劝导、动员信徒修寺建庙，如义寂在海门劝人修寺塑像，以至“感动”宋太宗派人重建寿昌寺；后到永安县境，又劝七乡人修塑光明寺中已毁佛像。还有的雕凿石佛，公元486年僧护于新昌县石城山隐岳寺寺北青石壁上首开其功，镌造十文石佛，刚成面像，不幸而逝。后有僧淑继其业，

未成。后建安王派遣当时最有名的佛教建筑专家僧佑继续雕凿，终于在516年雕成。该石佛身长百尺，由三代僧人历经三十年凿成，故名之为“三生石佛”，今座落在浙江省新昌县大佛寺，被誉称为“江南第一大佛”，实为我国南方早期石窟中巨型佛象的唯一硕果。

(五)寓禅于诗画文，丰富文艺作品。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重视文学艺术诸形式在传播佛教上的独特效果，他们乐于与儒者名流交往、热心于诗画的创作。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文学批评家、书法家、画家和诗人。如唐代诗僧皎然，本姓谢，字清昼，谢灵运十世孙，吴兴长城(浙江长兴县)人。文章俊丽，被时人称为“释门伟器”，善以佛教义理入诗，宣扬禅理与出世思想，格调清淡闲适。《全唐诗》编其诗为七卷。另撰有诗论《诗式》、《诗评》、《诗议》，其中以《诗式》最为重要。该书以论诗歌风格为主，提出“四不”、“二要”、“七德”、“十九体”等标准，倡导高古闲逸，轻视思想内容，开了以禅理论诗的先声，对唐代诗人、诗论家司空图、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等人的诗论都有一定的影响。唐诗僧清江，会稽(浙江绍兴)人，工诗。大历、贞元年间，与清昼齐名，人称“会稽二清”。其诗多为羁旅抒怀，送别赠答之作，较少衲子气。《全唐诗》录存其诗二十一首，编为一卷。五代前蜀画家、诗人贯休(832—912)，本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兰溪县)人，人称“禅月大师”。他的画怪骇突兀，在当时极负盛誉，齐己将其比之王维。《宣和画谱》着录其作品有高僧、罗汉、菩萨、维摩等三十件，故宫尚藏有其《极乐图》、《罗汉像》等挂轴。他最着名的《十六罗汉轴》还可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中看到印件。贯休诗名耸动于时，《全唐诗》录存其诗七百一十七首，编为十二卷。着作有《禅月集》传世。贯休兼善草书，世称“姜体”，时人比之怀素。欧阳炯评价他说:“诗名画手皆奇绝”，“声似喧喧遍海涯”。“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均见《全唐诗》卷761《贯休应梦罗汉画歌》)

此外据后三朝《高僧传》所载，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中在诗、书、画等领域里成就卓然的还有慧净(撰《诗英华》10卷、洪偃、真观、道标、光、灵澈(《全唐诗》录存其诗十六首)。盘谷(着《游山诗集》3卷)。还应指出，在我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的刘勰、白居易、贺知章、韦应物、王禹偁、徐铉等人都曾受到过浙江佛教学者的深刻影响。如晚年好佛，自号香山居士的白居易就曾向浙江佛教学者惟宽、道标、慧琳等人请教过禅理佛法。《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则长期投于僧佑门下。他在钟山定林寺定居十多年之久，着名的《文心雕龙》就是他在此期间完成的。自然，在这时期，刘勰也参与了佛经的整理，撰写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梁书·刘勰传》)，协助僧佑做了大量工作。在宦海沉浮二十多年之后，刘勰于520年在定林寺出家，改名慧地。即使在他出仕期间，仍然和僧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不断参加有关佛教的活动，并且终身未婚。可见在刘勰的头脑中，无论是在《文心雕龙》写作之前，还是在写作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刘勰“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其有关佛教方面的着述很多，流传至今的还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石像碑》(见《会稽掇英总集》卷16)和《灭惑论》(见《弘明集》卷8)两篇。

(六)积极向外传播，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又从中国流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家。在佛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对天台宗、禅宗之曹洞和法眼两宗的向外流传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据载，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和他的弟子义真入唐游学，从天台山修禅寺道邃、佛陇寺行满习学天台教义，并从道邃受菩萨戒。第二年五月携带在唐求得的经论疏记二百三十余部回到日本，大弘教化，在比叡山开创天台一宗。从此天台宗在日本便逐渐发扬光大起来。

宋时，由良价创立的禅宗曹洞宗也流传到了日本。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临济宗的创始者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来到中国，历访天童、径山、天台等山，参谒了无际了派、浙翁如琰诸禅宿，终于得到天童长翁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受传秘蕴及衣具顶相。他于宝庆三年(1227)归国，盛弘禅学，创立了日本的曹洞宗。由于交通便利，宋以后日本禅僧入宋求学及宋僧往日本弘传禅学的人很多，导致了神学在日本的逐渐繁荣。日本各禅寺的构造、禅堂的设备乃至日常生活，多模拟宋地禅刹式样，中国禅门诗偈在日本禅林中也非常流行。这些都明显地反映了浙江禅宗学者所给予的巨大影响。延寿的《宗镜录》写成后流传很广，高丽光宗王读后，深受启发，遣使航海来宋赍书叙弟子之礼，并奉金线袈裟、数珠紫水晶、金澡罐等。延寿还为随同使者前来学佛的智宗等三十六人印可记莂，法眼宗旨因而弘扬于朝鲜。

三、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

从前面论述的浙江古代佛学者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浙江古代佛教学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有的是佛教学派的开山鼻祖，有的是复兴宗派的中坚人物，对于唐代，尤其是宋代以来佛教的延续起了很大作用。有些则是在学术上、教职上地位显赫，声望颇高的学者，如《高僧传》卷8所载，慧基法师“德被三吴、声驰海内，乃敕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其弟子昙斐以小品净名独步当时，“有誉江东，被敕为十城僧主”，且青胜于蓝，人称“超进慧基，乃扬浙东之盛”。至于居主持地位的一寺之主更是不可胜数。他们身居主持之职，倍受教徒爱戴。如允若为杭州兴华寺主持，行丕由天台佛陇升主宝陀，道枢初主何山后移主华藏、灵隐等寺。此外，这些佛教学者的重要地位也可以从他们得到皇帝赠予的称号上看出来。在四朝《高僧传》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性澄，得号“佛海大师”；本无的溢号为“佛护宣觉宪慈匡道大师”；南朝僧人僧旻，位居京邑五大法师之右，“乃眷帝情，深见悦可，因请为家僧，四事供给。又敕于慧轮殿，讲胜鬘经，帝自临听”(《续高僧传》)；钱塘僧人明彻，受到梁武帝优礼相加，家僧资给，“每侍御筵，对扬奥密，皇储赏接，特加恒礼，故使二宫周供，寒暑优洽。当时名辈并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同上书)这些僧人不惟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恩宠，而且还与官僚士大夫密切往来。通过他们的中介，间接影响着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态度，使佛教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得以持续发展。

浙江籍古代佛教学者的影响并未限于佛教史方面，而是扩及到文学、艺术、哲学、伦理、民俗、社会心理及国际文化交流等各个领域。在文学艺术上，浙江古代佛教学者于诗、文、画、书法、建筑、雕塑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祖国的文学艺术宝库增添了诸多瑰宝。在哲学思维和伦理道德方面，天台宗重视佛教理论和实践的止观学说，禅宗之曹洞、云门、法眼等宗的禅风都随着历史的发展积淀在人们的哲学意识和道德观念之中。在民俗和社会心理方面，佛教的影响是深入而久远的，千百年来佛教的影响对世世代代的浙江人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据《高僧传》载，道琳善于求佛除妖，“灵验”异常。文说“琳于是设圣僧斋，铺新帛于床上。斋毕，见帛上有人迹，皆长三尺余。众威服其征感，富阳人始家家立圣僧斋以饭之”。《续高僧传》载大志法师“善属文藻，编词明切，撰愿誓文七十余纸，意在共诸众生为善知识也。今庐山峰顶每至暮年，诸寺见僧宿集一夜，读其遗誓，用烧道俗，合道皆酸结矣”。从这些习俗中可以看出佛教在民间的影响。此外，浙江佛教学者通过向日本、朝鲜等国僧人传授佛教，也对国际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