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2-19 11:36

韩廷杰教授：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

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

关于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随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卷八记载如下：“符健立皇始元年，当晋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之岁，至姚泓永和二年，是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已，国纪历编实六十国载，华梵释种一十六人，合出经论传等一百六十四部九百一十四卷。”1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记载如下：“前秦符氏传译僧八人，所出经传等四十部二百三十九卷。”2唐知升的《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如下：“符健皇室元年辛亥，至符登太初九年甲午，凡经五主四十四年，沙门六人，所译经律论等，总一十五部，合一百九十七卷。于中七部六十五卷见在，八部一百三十二卷缺本。”3

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已不像东汉、三国时期那样是私人行为，政府已经介入，符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并派秘书郎赵政主持这项工作。赵政是位佛教信徒，符坚逝后不久，他就出家当了和尚。。赵政、道安都主张直译、质朴，这是符秦时译经的基本特征。符秦时翻译的佛经，文字朴素易懂，没有很多删改，能够基本反映佛经本来面貌。

一、符秦时期的译经概况

符秦时期的主要译师如下：

沙门昙摩持，或云侍，意译法慧，或法海，西域人，善持律藏，妙入契经。以符坚建元三年(482)，于长安翻译三部经，慧常笔受。

所译三部经如下：一、《十诵比丘戒本》一卷，已佚，或称《十诵大比丘戒》，初出，见《僧佑录》；二、《比丘尼大戒》一卷，已佚，亦云《十诵比丘尼戒》，第二出，见《僧佑录》；三、《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已佚，或无“尼”字，僧纯于龟兹国得梵本来，佛念译语，慧常笔受，见《宝唱录》。

沙门鸠摩罗佛提，意译童觉，西域人，以符坚建元十八年(公元497年)壬午八月，于邺寺翻译《四阿含暮抄解》(亦称《四阿鋡暮抄经》)二卷，现在，当年冬十月译毕，佛提执梵本，佛念、佛护译为汉文，沙门僧导、僧叡、昙究笔受。

《出三藏记集》卷九有《四阿鋡暮抄序》(作者不详)对此记载如下：“阿鋡暮者，秦言趣无也。阿难既出十二部经，又来撮其要迳直道法为《四阿含暮》”，与《阿毘昙》及律并为三藏焉。身毒学士以为至德未坠于地也。有阿罗汉名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为一部，九品四十六叶，斥重去复，文经义丰，真可谓经之璎鬘也。百行美妙，辨是与非，莫不悉载也。幽奥深富，行之能事毕矣。

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赉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迂斯经，恐韦编未绝，不终其业耳。若加数年，将无大过也。近来译人，直令转胡为秦，解方言而已，经之文质，所不敢易也。又有悬数悬事，皆访其人，为注其下。时复以意消息者为章。章注修拓路者，引经证，非注解也。4

《四阿鋡暮抄》，亦称《四阿鋡暮抄解》，现存，编入《大正藏》第二十五册，《释经论部》上，作者婆素跋陀，对有疑惑的数和事，都访有关的人，注于其下。对于其他问题，则采以经注经的方式。

僧伽跋澄，或称跋橙，意译众现。《出三藏论集》卷十三本传记载说：“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修习精诣，博览众典，特善数经。闇诵《阿毘昙毘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方，观风弘化，苻坚之未，未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坚秘书郎赵政，字文业，博学有才章，即坚之琳、瑀也。崇尚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毘昙毘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集僧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汉文。以伪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

初，跋澄又《婆顺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政复清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竺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5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僧伽跋澄的译笈，共三部七十二卷：一、《杂阿毘昙毘婆沙》十四卷。伪秦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出讫，或云《杂阿毘昙心》；二、《婆须蜜集》十卷，建元二十年(公元499)三月十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讫。三、《僧伽罗刹集经》三卷，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僧伽跋澄翻译的三部论，都有道安写的序，收录于《出三藏论集》卷十。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佛灭度后四百年，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召集五百罗汉，以世友为上座，结集三藏。曾造《阿毘达摩毘婆沙论》十万颂以释《阿毘达摩发智论》。此论出世后，在印度形成研究热潮。如道安的《鞞婆沙序》谈到：“又有三罗汉：一名尸陀盘尼，二名达悉，三名鞞罗汉，撰《鞞婆沙》，广引圣证，言輙据古，释《阿毗昙》焉。其所引据，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达悉迷而近烦，鞞罗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6

跋澄翻译的《鞞婆沙论》是玄奘译《大毘婆沙论》的节抄本，如道安序所说：“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释《阿毘昙》十门之本，而分十五事为小品回着前，以二十五事为大品而着后。此大小二品，全无所损。其后二处是忘失之遗者，令第而次之。”7道安所说的“四十事”和最后的拾遗二处，合在一起，就是四十二处，相当于唐译本《大毘婆沙论》第二编结蕴的一部分。道安所说的小品十五事，相当于唐译本第四十六至五十卷，即《结蕴》中第一《不善纳息》的前半章。道安所说的大品二十五事，相当于唐译本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卷，即《结蕴》第四《十门纳息》的前半章。由此可见，符秦僧伽跋澄翻译尸陀盘尼撰写的《鞞婆沙论》十二卷，只相当于唐译本《大毘婆沙论》的一小部分。8

关于《鞞婆沙》的译出情况，道安的序记载如下：“有秘书郎赵政文业者，好古索隐之士也。常闻外国尤重此经，思存想见，然乃在崑岳之右，艽野之西，眇尔绝域，未由也已。会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盘陀尼所撰者也。来至长安，赵郎创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郎正义起尽。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讫。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9译完以后，道安进行过校对。因其《序》称：“遂佐对校，一月四日”10

道安的《序》对译文的要求，“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11由此可见，赵政、道安等都主张经文的“质”，在翻译《鞞婆沙》的时候，除了改倒装句以外，都是照实翻译，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没有进行删减。

《出三藏记集》卷还有道安写的《僧伽罗刹经序》，看来僧伽跋澄翻译的这部经，是讲佛成道后的事迹。关于僧伽罗刹的情况，道安的《序》介绍如下：“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佛去世后七百年生此国。出家学道，游教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贰王师焉。高明绝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经》、《大道地经》，其所集也。又着此经，宪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沦虚，行无巨细，必因事而演，游化夏坐，莫不曲备。虽《普耀》、《本行》、《度世诸经》载佛起居，至谓为密。今览斯经，所悟复多矣。”12

关于本经的译出情况，道安的《序》和《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作者不详)都有记载，《后记》记载尤详：“大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公元500年)二月九日方讫。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纲经》，使佛念为译人。念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13看来，道安、赵政对经文的翻译，要求甚高。原由佛图罗刹翻译，因其汉文水平太低，改由佛念翻译。佛念经常怀疑西域语言繁质，所以译文删去很多。为了适合中国人的爱好，修饰过多。道安、赵政对此很不满意，进行修正，除五失本以外，一律保留经典原貌。

《僧伽罗刹集经》编入《大正藏》第四册《本缘部》下。

僧伽跋澄翻译的《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收入《大正藏》第二十八册，《毘昙部》三。共分十四犍度：聚犍度、心犍度、三昧犍度、天犍度、四大犍度、契犍度、更乐犍度、结使犍度、行犍度、智犍度、见犍度、根犍度、一切有犍度、偈犍度。《出三藏记集》卷十《婆须蜜集序》说明如下：“婆须蜜菩萨大士，次继弥勒作佛，名师子如来也。从释迦文降生鞞提国，为大婆罗门梵摩渝子，厥名乌多罗。父命观佛，寻侍四月，具相表、威变、容止，还白所见。父得不还，已出家学道，改字婆须蜜。佛般涅槃后，游教周妬国，盘奈国，高才盖世，奔逸绝尘，撰集斯经焉。别七品为一犍度，尽十三犍度，其所集也。后四品一犍度，训释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犍度也。该罗深广，与《阿毘昙》并兴外国。”关于译出情况，《序》记载如下：“罽宾沙门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持此经一部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政文业者，学不厌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译传，跋澄、难陀、禘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讫，胡本十二千首卢也。余与法和对校修饰，武威少多润色。此经三乘为九品，特善修行，以止观迳十六最悉。”14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是沙门昙摩蜱，意译法爱，印度人，《开元释教录》卷三说他“器宇明敏，志存弘喻。”15符坚建元十八年(公元361年)壬午，译《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五卷，佛护(即佛图罗刹)译传，慧进笔受，道安校定。《开元释教录》卷三指出：“其传云：与《大品》、《放光》、《光赞》同本者，或恐寻之未审也。”16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僧伽提婆(samghadeva)，另译僧伽提和、僧伽褆婆等，意译众天。罽宾国人，姓瞿昙，符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癸未来长安，沙门法和请他译经，从建元十九年起，至建元年未止，共译二部经：《阿毘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现存)、《阿毘昙心》十六卷(已佚)。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法和理其指归，道安作序。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267年)游于卢山和建康，又译经论，具如《晋录》所显。

僧伽提婆翻译的《阿毘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编入《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毘昙部》一。迦梅延子造，八犍度如下：杂犍度、结使犍度、智犍度、行犍度、四大犍度、根犍度、定犍度、见犍度，与《发智论》同本异译。《出三藏记集》卷十有道安写的《阿毘昙序》，记载了该论译出情况：“以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罽宾沙门僧伽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各理其指归。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鍮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怃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面得尽定，损可损者，四卷焉。至于事须悬解起尽之处，皆为细其下。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17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是昙摩难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昙摩难提传》称：“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也。龆岁出家，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闇诵《增一》、《中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练。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涉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游，以符坚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至于长安。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使臣武威太守赵政，志深法藏，乃与安公请出经。是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骚动。政于长安城内集义学僧写出两经梵本，方始翻译。竺佛念传译，慧嵩笔受。自夏迄春，绵历二年方讫。具二《阿含》，凡一百卷。自经流东夏，迄于符世，卷数之繁，唯此为广。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坚屡礼请，厚致供施。在秦积载，后不知所终。”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昙摩难提只译过两部《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他译了五部经，除二部《阿含经》以外，还有《三法度论》二卷、《僧伽罗刹集》二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

昙摩难提翻译的《中阿含》，是本经的第一译，译于符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已佚，只存一些零本。因其译文不能尽符原意，所以十多年以后，僧伽提婆等再加改译。

昙摩难提翻的《增一阿含》，随顺世人的不同根机，从一法递增至十一法，所以称为《增一阿含》。正如道安的《增一阿含经序》所说：“《增一阿含》者，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数终十，今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数数皆增，以增为义也。”(《出三藏记集》卷九)

全经共五十二品四百七十二经，第一是《序品》，然后一法有十三品一百零九经，二法有六品六十五经，三法有四品四十经，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经，五法有四品四十经，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经，五法有五品四十经，六法有二品二十二经，七法有三品二十五经，八法有二品二十经，九法有二品十八经，十法有三品二十六经，十一法有四品三十九经。以此说明持戒、布施、生灭、涅槃等佛教道理，还配有种种因缘故事。

昙摩难提译本四十一卷，后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未尾的录偈，昙摩难提等忘而未译，道安、法和增补为五十一卷。因其译文没能尽善，僧伽提婆又进行修改，所以现行本署名是“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

僧肇写的《长阿含经序》(收于《出三藏记集》卷九)说《增一阿含经》有四分八诵，现行本只有十一法的《牧羊品》，标明第四分别诵，其余段落不明。关于本经的译出情况，据《出三藏记集》卷九道安写的《增一阿含经序》，昙摩难提“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岁在甲中夏出，至来年春方讫。为四十一年，分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忘，下部十五卷，失其录偈也。余(即道安)与法和其考正之，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18

二、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沙门道安，本为东晋高僧，与译经结缘，是在符秦时代。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县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大年(公元31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七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十三岁出家为僧，非常聪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长达三年。他辛勤劳动，毫无怨言。他精进努力，斋戒无缺。数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念经。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携此佛经到田地干活，休息时抽空阅读。晚上回来后，把佛经还给师父，又要另一本。师父说：“昨天给你经了，你不读，今天又来要经。”道安说：“昨天你给我的经，我读过了。”师父有疑，不相信他说的话。又给他《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到一万字。道安像往常一样，携书到田，抽空阅读，晚上回来还给师父。师父让他复述，竟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对他特别敬重。后来，让他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让他外出游方参学。至邺，入中寺，迂佛图澄。佛图澄很赞尝他，与他谈话一整天，别人见他其貌不扬而轻视他。佰图澄对他们说：“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让道安复述。有些人不服气，故意刁能他，提些怪问题，他都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人们都赞叹说：“漆道人，惊四邻。”19“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说道安长的黑。

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竟相前来拜师，受业弟子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后迂石氏之乱，道安感到天灾人祸，率众入王屋女机山，不久后又渡河至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不久后，慕容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对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20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道安派法汰等去扬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远等到襄阳。习凿齿听说后，前来拜访，坐稳后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说：“弥天释道安。”21曾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攻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我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22由此可见，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势压人。而靠广博的学问，靠高尚的道德行为，统率大众，受到当时人的赞美。符坚素闻其声，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23符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擒，符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24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4年)二月八日卒，葬于五重寺内。

道安既是佛教领袖，又是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译经

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25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道安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有道安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着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26道安在襄阳(汉阴)十五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京师长安快四年了，仍然坚持每年讲两遍，从不懈怠，经常迂到“滞句”、“隐没”之类的情况恨不得拜见《光赞般若经》的译者竺法护和《放光般若经》的译者无叉罗，向他们请教。

以上遭迂，使他下决心参预译经。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亲自译，便凭他的佛教领袖地位，可以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的七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出三藏记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录道安写的经序十四篇。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具体反映在他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也易。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十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27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边，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28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懂难，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相互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迂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迂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仼，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愓焉若厉。”29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30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宫》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31赵政提出的译经主张，道安是同意的。赵政主张尽量保留经本原貌，不要追求华丽，不要过多修饰，保留原经的质朴状态，也不要过多删除(损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条外，其余皆不符。说明道安在译经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格守“五不失”的原则。

(二)注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称：“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未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32这里说明道安注经的原因。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要靠翻译，印中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发音不同，文质不同。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多，他们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汉语，有的通汉语而不通梵文，译出的佛经自然难懂，这就促使道安下决心注经。

道安所注佛经主要如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集异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阴持入经注》一卷

《大道地经注》一卷

《十法句义杂解》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和《约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经，他还写过《三界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对此总结如下：“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33

从道安的着作来看，他的佛学知识非常广博，他所弘扬的主要是般若学的禅学，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序》称：“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手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哉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34这里所说的二大特点：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词概念论述般若；二、把空、有两宗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提出“游真如据法性”的问题。大乘空宗主张一切皆空，并不承认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学观点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之十门禅说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前二乘是小乘，后一乘是大乘。道安认为，三乘证果，都离不开十二门禅。

道安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写的《鞞婆沙论》和《阿毘昙序》中，对戒律的重视则反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着《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35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规。本传又记载说：“安每与弟子法迂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36由此可见，道安又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先驱者。本传又记载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37道安首次规定，出家人皆姓“释”，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三)、编纂经录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称：“自汉暨晋，经未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居，实由其功。”38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人追忆又搞不清年代。为清楚起见，道安着《综理众经目录》，又称为《道安录》或《安录》。说明译师、译时、新译、旧译等，使读者一目了然。道安原着已佚，大部分内容保留在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安录》大概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一、经律论录。《出三藏记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在《安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共收经律论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二古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说明如下：“古异经者，盖先出之遗文也。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虽经文散逸，多有缺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辨。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号质实，信古典矣。”39道安以前的某些译经，已不知译师、译时者，称为“古异经”。这些佛经多为《阿含经》的某一部分，多为残篇，有的题目也没有了，就用经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题目。

三、失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说明如下：“佑校安公旧录，其经有译名则继录上卷，无译名者则条目于下。寻《安录》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又关、凉二录，并缺译名，今总而闪，列入失源之部。《安录》诚佳，颇恨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遁空追求，困于难了。斯亦玙之一玷也。且众录杂经，苞集逸异，名多重复，迭相散案。”40“失译”即已不知译师之名。僧佑在肯定《安录》的前提下，也指出它的缺点，太简单化了，只注经名，不列卷数，还有很多重复。共收142部147卷。

四、凉异经录。“凉土”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说明如下：“外国僧法，学习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41由此可见，道安对伪经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清除出去。

七、注经及杂经志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经录》等着作四部，关于《经录》，道安说明如下：“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录光和已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迂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42可见道安时代，译师得到什么经，就翻译什么经，还没有受宗派、学派影响，也没有系统性。

三、慧远对译经业的贡献

慧远的生活年代是东晋，因为他是道安的弟子，所以列于道安之后论述。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人。据《高僧传》卷六，慧远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1416年)八月六日，世寿八十三岁。

慧远出身于士族，自幻好学，聪敏过人。十三岁时随舅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儒家六经，尤精老、庄。21岁时和弟慧持于太行恒山(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迂见道安，听其讲《般若经》，颇有领悟，感叹说：“儒道九流，皆糖秕耳。”43与弟慧持俱投道安门下，出家为僧。道安很赞尝慧远的聪明和勤奋，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44

慧远二十四岁时即登讲席，引《庄子》说明佛教的实相之义，使惑者了然。因为慧远有深厚的《老》、《庄》功底。所以道安允许他讲佛法时，不废俗书。

慧远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随道安至襄阳。道安曾派他赴荆州看望患病的竺法汰。当时道恒在此宣扬“心无”说，竺法汰派弟子昙一和慧远前往驳斥。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因政局不稳，道安分张徒众。慧远奉命于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来到庐山，直至去世。

慧远在庐山，与道安的另一弟子慧永相会，他们先住西林寺。在慧永的要求下，江州剌史桓伊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为之建成东林寺。在慧远的主持下，东林寺成为当时的译经、弘法中心。

慧远和他的师父道安一样，他本人不曾从事翻译，但他组织别人译经，并写序言，对佛经翻译亦很有贡献。他写的序言，对佛经翻译亦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慧远到庐山以后，深感“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45派弟子法净等长途跋涉去取经，获得很多极有价值的梵本佛经。“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屡遣使入关，迎请禅师，解其摈事，传出《禅经》。又请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出数经。所以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初关中译出《十诵》，所余一分未竟，而弗若多罗亡，远常慨其未备，及闻昙摩流支入秦，乃遗书祈请，令于关中更出余分。故《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46这里对慧远在佛典译传方面的贡献，论述颇详。

一、请僧伽提婆翻译法胜的《阿毘昙心论》(Abhidharmahrday’sastra)，收于《大正藏》第28卷，主要论述小乘佛教的有漏、无漏、色法、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由于慧远的邀请，僧伽提婆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译为汉语，太元十六年(公元391)慧远整理成四卷，并作序言。《佛光大辞典》称“东晋僧伽提婆及慧远合译”，很不确切。

关于本论的译出情况，作者不详的《阿毘昙心序》记载如下：“释和尚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其人不闲晋语，以偈本难译，遂隐而不传。至于断章，直云修妒路。及见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检前所出，又多首尾隐没，互相涉入，译人所不能传彬彬然，是以劝令更出。以晋泰元十六年，岁在单瘀，贞于重光。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重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僧根、支敏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剌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47

慧远的序文对书名解释如下：“阿毘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毘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难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48

关于本论的译出情况，慧远的序文记载如下：“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少翫兹文，味之弥久，兼宗匠本，正关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参，亦已涉其津矣。会迂来游，因请令译。提婆乃手执胡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远亦宝而重之，敬慎无违。然方言殊韵，难以曲尽，傥或失当，俟之来贤，辛诸明哲，正其大谬。

晋太元十六出。”49由此可见，僧伽婆、慧远在翻译《阿毘昙心论》的时候，慎之又慎。

二、请僧伽提婆翻译《三法度论》(tridhaka’sastra)，并作序言。《三法度论》收于《大正藏》第25册，又称为《三法度经论》。依四《阿含经》，说德(施、戒、修三真度)、恶(恶行、爱、无明三真度)、依(阴、界、入三真度)等三法九真度。“真度”是梵文Khanda的音译，又称为犍度。

关于本论的情况，《三法度经记》记载如下：“比丘释僧伽先，志愿大乘，学三藏摩诃鞞耶伽兰，兼通一切书。记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说此经。持此福佑一切众生，令从苦得安，见谛解脱。”50

慧远的《三法度经序》称：“有游方沙门，出自罽宾，姓瞿昙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国，预闻斯道，雅翫神趣，怀佩以游。其人虽不亲承二贤之音旨，而讽味三藏之遗言，志在分德，诲人不倦，每至讲论，嗟咏有余。远与同集，劝令宣译。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51“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说明翻译的时候，去掉一些修饰。以前的翻译，有的是“文过其意”，是说有些补充。有的是“理胜其辞”，是说有此删节，译文没有把原典的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慧远主张避免这两种极端，行其中道。

三、请佛陀跋陀罗翻译禅经。应中国僧人智严之请，古印度迦毗罗卫的佛陀跋陀罗(Buddhabha意译觉贤)，于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来到中国长安，拜见鸠摩罗什，因学见不同，遭罗什门下摈斥。佛陀跋陀罗率弟子慧观等40多人到庐山，投奔慧远。

慧远听说佛陀跋陀罗善禅法，非常高兴，赶忙派昙邕送信给姚兴及长安僧众，调解佛陀跋陀罗与罗什的矛盾，取消判其犯戒的处分。请他翻译《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慧远亲自为他写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收于《出三藏记集》卷九，开头便说“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由此可见，慧远对禅法非常重视。

佛陀跋陀罗主要继承达摩多罗和佛大先(亦称佛陀斯那)两家的禅学理论，现存《禅经》主要介绍佛大先的渐修法门。所以慧远的序说明如下：“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52由此可见，达摩多罗的禅法是以中观理论为指导的顿悟法门，佛大先的禅法是以唯识理论为指导的渐悟法门。

关于佛大先的情况，《出三藏记集》卷九《禅要秘密治病经记》记载如下“……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天才特拔，诸国独步。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笈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53

四、请昙摩流支译《十诵律》。《十诵律》曾由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与罗什共译，由弗若多罗诵出梵文，由罗什译为汉文。刚译三分之二，弗若多罗逝世。公元405年，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携梵本《十诵律》来到长安，慧远派昙邕写信给他，请他与罗什续译。

五、慧远曾把《大智度论》节抄成二十卷，已佚。慧远写的《大智论抄序》保存在《出三藏记集》卷十。慧远的序对译文的文、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若逐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归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以昏逝，不亦悲乎，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54

关于文质的问题，方广錩教授的论文《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于《普门学报》二OO一年第二期)进行了很好的论述：“古代佛教翻译有直译、意译两家。直译的经典行文质朴，不太好懂，称为‘质’。意译的经典行文流畅，很好读，称为‘文’。古代的翻译家认为，直译忠实于原文，比较可信；但过于质野，有碍流通。意译文词流畅，固然好读好懂，但也有可能会以词害义。不少人提倡一种‘文质均’的行文风格。《众经别录》对每部经典的行文风格都有判述，诸如‘文’、‘质’、‘不文不质’、‘文多质少’、‘文质均’等，作为阅读的指导。”

慧远的影响主要在净土，被推为中国净土宗初祖。慧远净土信仰的特点，不同于他的师父道安，道安是弥勒信仰，慧远是阿弥陀佛信仰。他曾于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率弟子刘遗民等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发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

1、《大正藏》卷49，第75页

2、《大正藏》卷55，第219页

3、《大正藏》卷55，第510页

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40页

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22——523页

6、贝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1页

7、《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8、参见高观如着《阿毘达摩毘婆沙论》，载于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三辑

9、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10、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1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