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廷杰教授：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
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
关于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随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卷八记载如下：“符健立皇始元年，当晋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之岁，至姚泓永和二年，是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丁已，国纪历编实六十国载，华梵释种一十六人，合出经论传等一百六十四部九百一十四卷。”1唐道宣的《大唐内典录》记载如下：“前秦符氏传译僧八人，所出经传等四十部二百三十九卷。”2唐知升的《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如下：“符健皇室元年辛亥，至符登太初九年甲午，凡经五主四十四年，沙门六人，所译经律论等，总一十五部，合一百九十七卷。于中七部六十五卷见在，八部一百三十二卷缺本。”3
符秦时期的佛经翻译，已不像东汉、三国时期那样是私人行为，政府已经介入，符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并派秘书郎赵政主持这项工作。赵政是位佛教信徒，符坚逝后不久，他就出家当了和尚。。赵政、道安都主张直译、质朴，这是符秦时译经的基本特征。符秦时翻译的佛经，文字朴素易懂，没有很多删改，能够基本反映佛经本来面貌。
一、符秦时期的译经概况
符秦时期的主要译师如下：
沙门昙摩持，或云侍，意译法慧，或法海，西域人，善持律藏，妙入契经。以符坚建元三年(482)，于长安翻译三部经，慧常笔受。
所译三部经如下：一、《十诵比丘戒本》一卷，已佚，或称《十诵大比丘戒》，初出，见《僧佑录》；二、《比丘尼大戒》一卷，已佚，亦云《十诵比丘尼戒》，第二出，见《僧佑录》；三、《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已佚，或无“尼”字，僧纯于龟兹国得梵本来，佛念译语，慧常笔受，见《宝唱录》。
沙门鸠摩罗佛提，意译童觉，西域人，以符坚建元十八年(公元497年)壬午八月，于邺寺翻译《四阿含暮抄解》(亦称《四阿鋡暮抄经》)二卷，现在，当年冬十月译毕，佛提执梵本，佛念、佛护译为汉文，沙门僧导、僧叡、昙究笔受。
《出三藏记集》卷九有《四阿鋡暮抄序》(作者不详)对此记载如下：“阿鋡暮者，秦言趣无也。阿难既出十二部经，又来撮其要迳直道法为《四阿含暮》”，与《阿毘昙》及律并为三藏焉。身毒学士以为至德未坠于地也。有阿罗汉名婆素跋陀，抄其膏腴以为一部，九品四十六叶，斥重去复，文经义丰，真可谓经之璎鬘也。百行美妙，辨是与非，莫不悉载也。幽奥深富，行之能事毕矣。
有外国沙门，字因提丽，先赉诣前部国，秘之佩身，不以示人。其王弥第求得讽之，遂得布此。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迂斯经，恐韦编未绝，不终其业耳。若加数年，将无大过也。近来译人，直令转胡为秦，解方言而已，经之文质，所不敢易也。又有悬数悬事，皆访其人，为注其下。时复以意消息者为章。章注修拓路者，引经证，非注解也。4
《四阿鋡暮抄》，亦称《四阿鋡暮抄解》，现存，编入《大正藏》第二十五册，《释经论部》上，作者婆素跋陀，对有疑惑的数和事，都访有关的人，注于其下。对于其他问题，则采以经注经的方式。
僧伽跋澄，或称跋橙，意译众现。《出三藏论集》卷十三本传记载说：“毅然有渊懿之量，历寻名师，修习精诣，博览众典，特善数经。闇诵《阿毘昙毘婆沙》，贯其妙旨。常浪志方，观风弘化，苻坚之未，未入关中。先是大乘之典未广，禅数之学甚盛。既至长安，咸称法匠焉。坚秘书郎赵政，字文业，博学有才章，即坚之琳、瑀也。崇尚大法，尝闻外国宗习《阿毘昙毘婆沙》，而跋澄讽诵，乃四事礼供，请译梵文。遂共名德法师释道安集僧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汉文。以伪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译出，自孟夏至仲秋方讫。
初，跋澄又《婆顺蜜》梵本自随，明年，赵政复清出之。跋澄乃与昙摩难提及僧伽提婆三人共执梵本，秦沙门竺佛念宣译，慧嵩笔受，安公、法和对共校定。故二经流布，传学迄今。跋澄戒德整峻，虚静离俗，关中僧众，则而象之。后不知所终。”5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僧伽跋澄的译笈，共三部七十二卷：一、《杂阿毘昙毘婆沙》十四卷。伪秦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出讫，或云《杂阿毘昙心》；二、《婆须蜜集》十卷，建元二十年(公元499)三月十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讫。三、《僧伽罗刹集经》三卷，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出。
僧伽跋澄翻译的三部论，都有道安写的序，收录于《出三藏论集》卷十。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佛灭度后四百年，犍陀罗国的迦腻色迦王，召集五百罗汉，以世友为上座，结集三藏。曾造《阿毘达摩毘婆沙论》十万颂以释《阿毘达摩发智论》。此论出世后，在印度形成研究热潮。如道安的《鞞婆沙序》谈到：“又有三罗汉：一名尸陀盘尼，二名达悉，三名鞞罗汉，撰《鞞婆沙》，广引圣证，言輙据古，释《阿毗昙》焉。其所引据，皆是大士真人，佛印印者也。达悉迷而近烦，鞞罗要而近略，尸陀最折中焉。”6
跋澄翻译的《鞞婆沙论》是玄奘译《大毘婆沙论》的节抄本，如道安序所说：“经本甚多，其人忘失。唯四十事是释《阿毘昙》十门之本，而分十五事为小品回着前，以二十五事为大品而着后。此大小二品，全无所损。其后二处是忘失之遗者，令第而次之。”7道安所说的“四十事”和最后的拾遗二处，合在一起，就是四十二处，相当于唐译本《大毘婆沙论》第二编结蕴的一部分。道安所说的小品十五事，相当于唐译本第四十六至五十卷，即《结蕴》中第一《不善纳息》的前半章。道安所说的大品二十五事，相当于唐译本第七十一至八十六卷，即《结蕴》第四《十门纳息》的前半章。由此可见，符秦僧伽跋澄翻译尸陀盘尼撰写的《鞞婆沙论》十二卷，只相当于唐译本《大毘婆沙论》的一小部分。8
关于《鞞婆沙》的译出情况，道安的序记载如下：“有秘书郎赵政文业者，好古索隐之士也。常闻外国尤重此经，思存想见，然乃在崑岳之右，艽野之西，眇尔绝域，未由也已。会建元十九年(公元498年)罽宾沙门僧伽跋澄讽诵此经，四十二处，是尸盘陀尼所撰者也。来至长安，赵郎创虚在往，求令出焉。其国沙门昙无难提笔受为梵文，弗图罗刹译传，敏智笔受为秦言，赵郎正义起尽。自四月出，至八月二十九日乃讫。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9译完以后，道安进行过校对。因其《序》称：“遂佐对校，一月四日”10
道安的《序》对译文的要求，“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11由此可见，赵政、道安等都主张经文的“质”，在翻译《鞞婆沙》的时候，除了改倒装句以外，都是照实翻译，是比较忠实于原文的，没有进行删减。
《出三藏记集》卷还有道安写的《僧伽罗刹经序》，看来僧伽跋澄翻译的这部经，是讲佛成道后的事迹。关于僧伽罗刹的情况，道安的《序》介绍如下：“僧伽罗刹者，须赖国人也。佛去世后七百年生此国。出家学道，游教诸邦，至犍陀越土，甄陀罽贰王师焉。高明绝世，多所述作，此土《修行经》、《大道地经》，其所集也。又着此经，宪章世尊，自始成道，迄于沦虚，行无巨细，必因事而演，游化夏坐，莫不曲备。虽《普耀》、《本行》、《度世诸经》载佛起居，至谓为密。今览斯经，所悟复多矣。”12
关于本经的译出情况，道安的《序》和《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作者不详)都有记载，《后记》记载尤详：“大秦建元二十年(公元499年)十一月三十日，罽宾比丘僧伽跋澄于长安石羊寺口诵此经及《婆沙》。佛图罗刹翻译，秦言未精，沙门释道安、朝贤赵文业，研核理趣，每存妙尽，遂至留连，至二十一年(公元500年)二月九日方讫。且《婆须蜜经》及昙摩难提口诵《增一阿含》并《幻纲经》，使佛念为译人。念学通内外，才辩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质，谓此土好华，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繁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穷校考定，务存典骨。既方俗不同，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13看来，道安、赵政对经文的翻译，要求甚高。原由佛图罗刹翻译，因其汉文水平太低，改由佛念翻译。佛念经常怀疑西域语言繁质，所以译文删去很多。为了适合中国人的爱好，修饰过多。道安、赵政对此很不满意，进行修正，除五失本以外，一律保留经典原貌。
《僧伽罗刹集经》编入《大正藏》第四册《本缘部》下。
僧伽跋澄翻译的《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收入《大正藏》第二十八册，《毘昙部》三。共分十四犍度：聚犍度、心犍度、三昧犍度、天犍度、四大犍度、契犍度、更乐犍度、结使犍度、行犍度、智犍度、见犍度、根犍度、一切有犍度、偈犍度。《出三藏记集》卷十《婆须蜜集序》说明如下：“婆须蜜菩萨大士，次继弥勒作佛，名师子如来也。从释迦文降生鞞提国，为大婆罗门梵摩渝子，厥名乌多罗。父命观佛，寻侍四月，具相表、威变、容止，还白所见。父得不还，已出家学道，改字婆须蜜。佛般涅槃后，游教周妬国，盘奈国，高才盖世，奔逸绝尘，撰集斯经焉。别七品为一犍度，尽十三犍度，其所集也。后四品一犍度，训释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犍度也。该罗深广，与《阿毘昙》并兴外国。”关于译出情况，《序》记载如下：“罽宾沙门僧伽跋澄，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持此经一部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政文业者，学不厌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译传，跋澄、难陀、禘婆三人执胡本，慧嵩笔受。以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讫，胡本十二千首卢也。余与法和对校修饰，武威少多润色。此经三乘为九品，特善修行，以止观迳十六最悉。”14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是沙门昙摩蜱，意译法爱，印度人，《开元释教录》卷三说他“器宇明敏，志存弘喻。”15符坚建元十八年(公元361年)壬午，译《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五卷，佛护(即佛图罗刹)译传，慧进笔受，道安校定。《开元释教录》卷三指出：“其传云：与《大品》、《放光》、《光赞》同本者，或恐寻之未审也。”16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僧伽提婆(samghadeva)，另译僧伽提和、僧伽褆婆等，意译众天。罽宾国人，姓瞿昙，符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癸未来长安，沙门法和请他译经，从建元十九年起，至建元年未止，共译二部经：《阿毘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现存)、《阿毘昙心》十六卷(已佚)。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法和理其指归，道安作序。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公元267年)游于卢山和建康，又译经论，具如《晋录》所显。
僧伽提婆翻译的《阿毘昙八犍度论》三十卷，编入《大正藏》第二十六册，《毘昙部》一。迦梅延子造，八犍度如下：杂犍度、结使犍度、智犍度、行犍度、四大犍度、根犍度、定犍度、见犍度，与《发智论》同本异译。《出三藏记集》卷十有道安写的《阿毘昙序》，记载了该论译出情况：“以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罽宾沙门僧伽禘婆，诵此经甚利，来诣长安，比丘释法和请令出之。佛念译传，慧力、僧茂笔受，各理其指归。自四月二十日出，至十月二十三日乃讫。其人检校译人，颇杂义辞，龙蛇同渊，金鍮共肆者，彬彬如也。和怃然恨之，余亦深谓不可，遂令更出。夙夜匪懈，四十六日面得尽定，损可损者，四卷焉。至于事须悬解起尽之处，皆为细其下。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17
符秦时代的另一位译经师是昙摩难提，《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昙摩难提传》称：“昙摩难提，兜佉勒国人也。龆岁出家，聪慧夙成。研讽经典，以专精致业。遍观三藏，闇诵《增一》、《中阿含经》。博识洽闻，靡所不练。是以国内远近，咸共推服。少而观方，遍涉诸国。常谓弘法之体，宜宣布未闻。故远冒流沙，怀宝东游，以符坚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至于长安。先是中土群经，未有《四含》。坚使臣武威太守赵政，志深法藏，乃与安公请出经。是时慕容冲已叛，起兵击坚，关中骚动。政于长安城内集义学僧写出两经梵本，方始翻译。竺佛念传译，慧嵩笔受。自夏迄春，绵历二年方讫。具二《阿含》，凡一百卷。自经流东夏，迄于符世，卷数之繁，唯此为广。难提学业既优，道声甚盛，坚屡礼请，厚致供施。在秦积载，后不知所终。”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昙摩难提只译过两部《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开元释教录》卷三记载他译了五部经，除二部《阿含经》以外，还有《三法度论》二卷、《僧伽罗刹集》二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
昙摩难提翻译的《中阿含》，是本经的第一译，译于符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已佚，只存一些零本。因其译文不能尽符原意，所以十多年以后，僧伽提婆等再加改译。
昙摩难提翻的《增一阿含》，随顺世人的不同根机，从一法递增至十一法，所以称为《增一阿含》。正如道安的《增一阿含经序》所说：“《增一阿含》者，比法条贯，以数相次也，数终十，今加其一，故曰《增一》也。且数数皆增，以增为义也。”(《出三藏记集》卷九)
全经共五十二品四百七十二经，第一是《序品》，然后一法有十三品一百零九经，二法有六品六十五经，三法有四品四十经，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经，五法有四品四十经，四法有七品六十一经，五法有五品四十经，六法有二品二十二经，七法有三品二十五经，八法有二品二十经，九法有二品十八经，十法有三品二十六经，十一法有四品三十九经。以此说明持戒、布施、生灭、涅槃等佛教道理，还配有种种因缘故事。
昙摩难提译本四十一卷，后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未尾的录偈，昙摩难提等忘而未译，道安、法和增补为五十一卷。因其译文没能尽善，僧伽提婆又进行修改，所以现行本署名是“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
僧肇写的《长阿含经序》(收于《出三藏记集》卷九)说《增一阿含经》有四分八诵，现行本只有十一法的《牧羊品》，标明第四分别诵，其余段落不明。关于本经的译出情况，据《出三藏记集》卷九道安写的《增一阿含经序》，昙摩难提“以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来诣长安，外国乡人咸皆善之，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昙嵩笔受。岁在甲中夏出，至来年春方讫。为四十一年，分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无遗忘，下部十五卷，失其录偈也。余(即道安)与法和其考正之，僧、僧茂助校漏失，四十日乃了。”18
二、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沙门道安，本为东晋高僧，与译经结缘，是在符秦时代。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县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大年(公元31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七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十三岁出家为僧，非常聪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长达三年。他辛勤劳动，毫无怨言。他精进努力，斋戒无缺。数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念经。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携此佛经到田地干活，休息时抽空阅读。晚上回来后，把佛经还给师父，又要另一本。师父说：“昨天给你经了，你不读，今天又来要经。”道安说：“昨天你给我的经，我读过了。”师父有疑，不相信他说的话。又给他《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到一万字。道安像往常一样，携书到田，抽空阅读，晚上回来还给师父。师父让他复述，竟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对他特别敬重。后来，让他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让他外出游方参学。至邺，入中寺，迂佛图澄。佛图澄很赞尝他，与他谈话一整天，别人见他其貌不扬而轻视他。佰图澄对他们说：“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让道安复述。有些人不服气，故意刁能他，提些怪问题，他都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人们都赞叹说：“漆道人，惊四邻。”19“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说道安长的黑。
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竟相前来拜师，受业弟子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后迂石氏之乱，道安感到天灾人祸，率众入王屋女机山，不久后又渡河至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木食修学。不久后，慕容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对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20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道安派法汰等去扬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远等到襄阳。习凿齿听说后，前来拜访，坐稳后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说：“弥天释道安。”21曾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攻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我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22由此可见，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势压人。而靠广博的学问，靠高尚的道德行为，统率大众，受到当时人的赞美。符坚素闻其声，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23符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擒，符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24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4年)二月八日卒，葬于五重寺内。
道安既是佛教领袖，又是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译经
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25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道安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有道安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及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着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26道安在襄阳(汉阴)十五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京师长安快四年了，仍然坚持每年讲两遍，从不懈怠，经常迂到“滞句”、“隐没”之类的情况恨不得拜见《光赞般若经》的译者竺法护和《放光般若经》的译者无叉罗，向他们请教。
以上遭迂，使他下决心参预译经。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亲自译，便凭他的佛教领袖地位，可以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的七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出三藏记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录道安写的经序十四篇。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具体反映在他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也易。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十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27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边，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28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懂难，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相互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迂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迂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仼，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惧交怀，愓焉若厉。”29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30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宫》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31赵政提出的译经主张，道安是同意的。赵政主张尽量保留经本原貌，不要追求华丽，不要过多修饰，保留原经的质朴状态，也不要过多删除(损言)。除“改倒句”符合道安“五失本”的第一条外，其余皆不符。说明道安在译经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格守“五不失”的原则。
(二)注经
《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称：“佛之着教，真人发起，大行于外国，有自来矣。延及此土，当汉之未世，晋之盛德也。然方言殊音，文质从异，译胡为晋，出非一人。或善胡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胡，众经浩然，难以折中。”32这里说明道安注经的原因。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要靠翻译，印中两国的语言结构不同，发音不同，文质不同。从事佛经翻译的人很多，他们有的通梵文而不通汉语，有的通汉语而不通梵文，译出的佛经自然难懂，这就促使道安下决心注经。
道安所注佛经主要如下：
《光赞折中解》一卷
《光赞抄解》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准》一卷
《般若放光品折疑略》一卷
《般若放光品起尽解》一卷
《道行品集异注》一卷
《大十二门注》一卷
《小十二门注》一卷
《了本生死注》一卷
《密迹金刚经甄解》一卷
《持心梵天经甄解》一卷
《贤劫八万四千度无极解》一卷
《人本欲生经注撮解》一卷
《安般守意解》一卷
《阴持入经注》一卷
《大道地经注》一卷
《十法句义杂解》一卷
《义指注》一卷
《九十八结解》和《约通解》共一卷
《三十二相解》一卷
除以上注经，他还写过《三界诸天录》一卷、《经录》一卷、《答法汰难》一卷、《答法将难》一卷、《西域志》一卷。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对此总结如下：“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意，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33
从道安的着作来看，他的佛学知识非常广博，他所弘扬的主要是般若学的禅学，也涉及到小乘佛教、戒律等。《出三藏记集》卷七《道行经序》称：“大哉智度，万圣资通，咸宗以成也。地含日照，无法不周，不恃不处，累彼有名。既外有名，亦病无形，两忘玄漠，块然无主，此智之纪也。夫永寿莫美手上乾，而齐之殇子。神伟莫美于凌虚，而同之涓滞，至德莫大乎真人，而比之朽种。高妙莫大乎世雄，而喻之幻梦。由此论之，亮为众圣宗矣。何者？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哉耳。非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也。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34这里所说的二大特点：一、用道教的“真人”等名词概念论述般若；二、把空、有两宗结合在一起，因为他提出“游真如据法性”的问题。大乘空宗主张一切皆空，并不承认真如法性。
道安的禅学观点也很有特色，他把四禅、四无量心、四空定之十门禅说成是“三乘之大路”。“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前二乘是小乘，后一乘是大乘。道安认为，三乘证果，都离不开十二门禅。
道安对小乘佛教的推崇，反映在他写的《鞞婆沙论》和《阿毘昙序》中，对戒律的重视则反映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戒序》中。梁慧皎着《高僧传》卷五《道安传》称：“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35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制定僧规。本传又记载说：“安每与弟子法迂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36由此可见，道安又是弥勒净土信仰的先驱者。本传又记载说：“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每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37道安首次规定，出家人皆姓“释”，这种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三)、编纂经录
《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传》称：“自汉暨晋，经未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记。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铨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居，实由其功。”38从汉到晋，翻译的佛经越来越多，有的译师不记名字，后人追忆又搞不清年代。为清楚起见，道安着《综理众经目录》，又称为《道安录》或《安录》。说明译师、译时、新译、旧译等，使读者一目了然。道安原着已佚，大部分内容保留在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三、卷五当中。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安录》大概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一、经律论录。《出三藏记集》卷一的《新集撰出经律论录》是在《安录》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共收经律论四百五十部，凡一千八百六十七卷。
二、二古异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古异经录》说明如下：“古异经者，盖先出之遗文也。寻《安录》，自《道地要语》迄《四姓长者》，合九十有二经，标为古异。虽经文散逸，多有缺亡，观其存篇，古今可辨。或无别名题，取经语以为目，或撮略《四含》，摘一事而立卷，名号质实，信古典矣。”39道安以前的某些译经，已不知译师、译时者，称为“古异经”。这些佛经多为《阿含经》的某一部分，多为残篇，有的题目也没有了，就用经文中的一句话作为题目。
三、失译经录。《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说明如下：“佑校安公旧录，其经有译名则继录上卷，无译名者则条目于下。寻《安录》自《修行本起》讫于《和达》，凡一百三十四经，莫详其人。又关、凉二录，并缺译名，今总而闪，列入失源之部。《安录》诚佳，颇恨太简，注目经名，撮题两字，且不列卷数，行间相接，后人传写，名部混糅。且朱点为标，朱灭则乱，遁空追求，困于难了。斯亦玙之一玷也。且众录杂经，苞集逸异，名多重复，迭相散案。”40“失译”即已不知译师之名。僧佑在肯定《安录》的前提下，也指出它的缺点，太简单化了，只注经名，不列卷数，还有很多重复。共收142部147卷。
四、凉异经录。“凉土”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共收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五、关中异经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六、疑经录。共收二十六部三十卷。道安说明如下：“外国僧法，学习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若有一字异者，共相推校，得便摈之，僧法无纵也。经至晋土，其年未远，而喜事者，以沙糅金，斌斌如也，而无括正，何以别真伪乎！农者禾草俱存，后稷为之叹息，金匮玉石同缄，卞和为之怀耻。安敢预学次，见泾渭杂流，龙蛇并进，岂不耻之。”41由此可见，道安对伪经恨之入骨，一定要把它清除出去。
七、注经及杂经志录。共收二十四部二十七卷。其中包括《经录》等着作四部，关于《经录》，道安说明如下：“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录光和已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迂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42可见道安时代，译师得到什么经，就翻译什么经，还没有受宗派、学派影响，也没有系统性。
三、慧远对译经业的贡献
慧远的生活年代是东晋，因为他是道安的弟子，所以列于道安之后论述。
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崞县)人。据《高僧传》卷六，慧远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1416年)八月六日，世寿八十三岁。
慧远出身于士族，自幻好学，聪敏过人。十三岁时随舅游学于许昌、洛阳，学习儒家六经，尤精老、庄。21岁时和弟慧持于太行恒山(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迂见道安，听其讲《般若经》，颇有领悟，感叹说：“儒道九流，皆糖秕耳。”43与弟慧持俱投道安门下，出家为僧。道安很赞尝慧远的聪明和勤奋，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44
慧远二十四岁时即登讲席，引《庄子》说明佛教的实相之义，使惑者了然。因为慧远有深厚的《老》、《庄》功底。所以道安允许他讲佛法时，不废俗书。
慧远于东晋兴宁三年(公元365年)随道安至襄阳。道安曾派他赴荆州看望患病的竺法汰。当时道恒在此宣扬“心无”说，竺法汰派弟子昙一和慧远前往驳斥。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因政局不稳，道安分张徒众。慧远奉命于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来到庐山，直至去世。
慧远在庐山，与道安的另一弟子慧永相会，他们先住西林寺。在慧永的要求下，江州剌史桓伊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为之建成东林寺。在慧远的主持下，东林寺成为当时的译经、弘法中心。
慧远和他的师父道安一样，他本人不曾从事翻译，但他组织别人译经，并写序言，对佛经翻译亦很有贡献。他写的序言，对佛经翻译亦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慧远到庐山以后，深感“初经流江东，多有未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45派弟子法净等长途跋涉去取经，获得很多极有价值的梵本佛经。“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咨访。屡遣使入关，迎请禅师，解其摈事，传出《禅经》。又请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出数经。所以禅法经戒，皆出庐山，几且百卷。初关中译出《十诵》，所余一分未竟，而弗若多罗亡，远常慨其未备，及闻昙摩流支入秦，乃遗书祈请，令于关中更出余分。故《十诵》一部，具足无阙，晋地获本，相传至今。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皆远之力也。”46这里对慧远在佛典译传方面的贡献，论述颇详。
一、请僧伽提婆翻译法胜的《阿毘昙心论》(Abhidharmahrday’sastra)，收于《大正藏》第28卷，主要论述小乘佛教的有漏、无漏、色法、十八界、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等。由于慧远的邀请，僧伽提婆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译为汉语，太元十六年(公元391)慧远整理成四卷，并作序言。《佛光大辞典》称“东晋僧伽提婆及慧远合译”，很不确切。
关于本论的译出情况，作者不详的《阿毘昙心序》记载如下：“释和尚昔在关中，令鸠摩罗跋提出此经。其人不闲晋语，以偈本难译，遂隐而不传。至于断章，直云修妒路。及见提婆，乃知有此偈。以偈检前所出，又多首尾隐没，互相涉入，译人所不能传彬彬然，是以劝令更出。以晋泰元十六年，岁在单瘀，贞于重光。其年冬，于寻阳南山精舍，提婆自执胡经，先译本文，然后乃译为晋语，比丘道慈笔受。至来年秋，重复与提婆校正，以为定本。时众僧上座竺僧根、支敏纯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剌史王凝之，优婆塞西阳太守任固之为檀越，并共劝佐而兴立焉。”47
慧远的序文对书名解释如下：“阿毘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毘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难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48
关于本论的译出情况，慧远的序文记载如下：“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少翫兹文，味之弥久，兼宗匠本，正关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参，亦已涉其津矣。会迂来游，因请令译。提婆乃手执胡本，口宣晋言。临文诫惧，一章三复。远亦宝而重之，敬慎无违。然方言殊韵，难以曲尽，傥或失当，俟之来贤，辛诸明哲，正其大谬。
晋太元十六出。”49由此可见，僧伽婆、慧远在翻译《阿毘昙心论》的时候，慎之又慎。
二、请僧伽提婆翻译《三法度论》(tridhaka’sastra)，并作序言。《三法度论》收于《大正藏》第25册，又称为《三法度经论》。依四《阿含经》，说德(施、戒、修三真度)、恶(恶行、爱、无明三真度)、依(阴、界、入三真度)等三法九真度。“真度”是梵文Khanda的音译，又称为犍度。
关于本论的情况，《三法度经记》记载如下：“比丘释僧伽先，志愿大乘，学三藏摩诃鞞耶伽兰，兼通一切书。记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说此经。持此福佑一切众生，令从苦得安，见谛解脱。”50
慧远的《三法度经序》称：“有游方沙门，出自罽宾，姓瞿昙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国，预闻斯道，雅翫神趣，怀佩以游。其人虽不亲承二贤之音旨，而讽味三藏之遗言，志在分德，诲人不倦，每至讲论，嗟咏有余。远与同集，劝令宣译。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自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方言，幸复详其大归，以裁厥中焉。”51“依实去华，务存其本”说明翻译的时候，去掉一些修饰。以前的翻译，有的是“文过其意”，是说有些补充。有的是“理胜其辞”，是说有此删节，译文没有把原典的道理充分表达出来。慧远主张避免这两种极端，行其中道。
三、请佛陀跋陀罗翻译禅经。应中国僧人智严之请，古印度迦毗罗卫的佛陀跋陀罗(Buddhabha意译觉贤)，于晋义熙四年(公元408年)来到中国长安，拜见鸠摩罗什，因学见不同，遭罗什门下摈斥。佛陀跋陀罗率弟子慧观等40多人到庐山，投奔慧远。
慧远听说佛陀跋陀罗善禅法，非常高兴，赶忙派昙邕送信给姚兴及长安僧众，调解佛陀跋陀罗与罗什的矛盾，取消判其犯戒的处分。请他翻译《修行方便禅经》二卷。慧远亲自为他写序《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收于《出三藏记集》卷九，开头便说“夫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由此可见，慧远对禅法非常重视。
佛陀跋陀罗主要继承达摩多罗和佛大先(亦称佛陀斯那)两家的禅学理论，现存《禅经》主要介绍佛大先的渐修法门。所以慧远的序说明如下：“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52由此可见，达摩多罗的禅法是以中观理论为指导的顿悟法门，佛大先的禅法是以唯识理论为指导的渐悟法门。
关于佛大先的情况，《出三藏记集》卷九《禅要秘密治病经记》记载如下“……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天才特拔，诸国独步。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笈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53
四、请昙摩流支译《十诵律》。《十诵律》曾由罽宾沙门弗若多罗与罗什共译，由弗若多罗诵出梵文，由罗什译为汉文。刚译三分之二，弗若多罗逝世。公元405年，西域沙门昙摩流支携梵本《十诵律》来到长安，慧远派昙邕写信给他，请他与罗什续译。
五、慧远曾把《大智度论》节抄成二十卷，已佚。慧远写的《大智论抄序》保存在《出三藏记集》卷十。慧远的序对译文的文、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若逐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归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以昏逝，不亦悲乎，于是静寻所由，以求其本，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54
关于文质的问题，方广錩教授的论文《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载于《普门学报》二OO一年第二期)进行了很好的论述：“古代佛教翻译有直译、意译两家。直译的经典行文质朴，不太好懂，称为‘质’。意译的经典行文流畅，很好读，称为‘文’。古代的翻译家认为，直译忠实于原文，比较可信；但过于质野，有碍流通。意译文词流畅，固然好读好懂，但也有可能会以词害义。不少人提倡一种‘文质均’的行文风格。《众经别录》对每部经典的行文风格都有判述，诸如‘文’、‘质’、‘不文不质’、‘文多质少’、‘文质均’等，作为阅读的指导。”
慧远的影响主要在净土，被推为中国净土宗初祖。慧远净土信仰的特点，不同于他的师父道安，道安是弥勒信仰，慧远是阿弥陀佛信仰。他曾于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率弟子刘遗民等123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发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极乐世界。
1、《大正藏》卷49，第75页
2、《大正藏》卷55，第219页
3、《大正藏》卷55，第510页
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40页
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22——523页
6、贝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1页
7、《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8、参见高观如着《阿毘达摩毘婆沙论》，载于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三辑
9、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10、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1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12、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3——374页
13、《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4——375页
1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5——376页
15、《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11页
16、《大正藏》卷五十五，第511页
17、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7页
1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39页
19、语见《高僧传》卷五，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页
20、《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2页
21、《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2页
22、《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2——563页
23、《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3页
24、《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3页
2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1页
26、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89页
27、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89——290页
2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3页
29、参见《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着《大品经序》，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92页
30、语见《续高僧传》卷二《彦传》，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118页
31、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2页
32、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7页。
33、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1页
3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62——263页
35、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2页
36、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2页
37、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11页
3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1——562页
39、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1——92页
40、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8页
41、《出三藏记集》卷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1——222页。
42、《出三藏记集》卷，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8页。
43、《高僧传》卷六，中华书局版《高僧传合集》第37页。九流即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
44、《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7页
45、《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8页
46、《出三藏记集》卷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8页
47、《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7——378页
48、《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8页
49、《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79页
50、《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0页
51、《出三藏记集》卷十，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80页
52、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45页
53、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45页
5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91页
